中国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及驱动机制研究

基于中国第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中国省域人口老龄化的程度、速度、社会经济影响、空间差异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2000-201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处于初级老龄化阶段且不断加深,区域差异缩小,东部地区低速增长,中西部地区老龄化与养老负担快速增加。老年人口密度属较低密度区,从东向西呈梯度降低。（2）中国省域人口老龄化程度及空间布局是人口自然增长、人口机械增长、经济水平等因素相互调节与空间分异的综合结果。（3）各机制系数空间异质性的综合作用促使老龄化大致由南北向分异转变为东西向分异的空间格局。省际人口迁移从根本上制约如今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

江苏省县域人口城镇化空间格局及其机制研究

与传统OLS方法相比,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更能反映各要素间的空间关联性,故采用LISA、Getis-ord G_1~指数及GWR模型等方法,分析江苏省县域人口城镇化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 1990-2010年,县域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由低水平型转向中高水平型为主。Moran’sⅠ指数均为正,空间上略趋均衡,以HH集聚(苏南地区)和LL集聚(苏北地区)类型为主,冷、热点区呈"核心一边缘"结构,涓滴效应凸显,南北分异明显且有缩小趋势,冷点区主要分布在"连一淮一宿"等地区,热点区主要分布在"苏一锡"及"宁一镇一扬"等地区。(2)国有动力和集聚动力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为正效应,初始动力和根本动力为负效应,推拉动力和非国有动力由正效应变为负效应,外部动力正、负效应均有。各动力因子不仅影响力变化,亦存在南北空间变异,多机制空间演化共同作用导致不同县域人口城镇化南北分异的空间布局。最后,提出优化县域人口城镇化发展的路径,为相关部门制定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老年人隔代照料与健康后果的实证研究及政策思考

在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中,隔代照料这一选题极为重要,隔代照料也是老年和家庭福利政策制定的重要影响因素。老年人隔代照料与健康问题日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但对两者相关性的深入实证考察较少,仅有的研究也未就隔代照料产生的健康后果达成共识,政策应对亦存局限。为此,本文基于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截面数据,探讨中国老年人照料孙子女对自身健康产生的后果及几个主要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其进行量化研究并通过稳健性检验。研究得出三项基本结论:隔代照料的健康后果受到照料强度、子女特征、居住模式及老年人自身罹患慢性疾病状况的影响,在不同的特征状况下呈现不同的健康结果;照料者受教育程度、照料者性别、健在子女数等变量间的交互作用对被解释变量(照料者健康)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成年子女向上的代际支持也对老年照料者的健康发挥了调节作用;使用工具变量(照料者是否享受老年优待政策)进行因果识别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最后,本文基于上述实证研究的结果从代际关系视角、社会性别视角和老年婚姻社会功能等方面提出公共政策的应对思考,以期为制定相应的老年和家庭福利政策提供策略和依据。

老年人口健康寿命的演变轨迹及其影响因素——一项基于CLHLS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2—2014年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的面板数据,运用多状态生命表法分析了中国老年人口健康寿命的演变轨迹。研究发现:中国老年人口生命质量指数和健康预期寿命的变动轨迹均呈现先以“残障压缩模式”为主后转为以“动态均衡模式”为主两种模式共存的特征,分性别分城乡后的变动轨迹依然呈现类似特征;中国老年人的健康寿命在两性之间存在较为突出的群组差异;低龄老人的生命质量指数优于高龄老人;农村老人的生命质量指数优于城镇老人且在高龄阶段存在一定的累积效应。最后,使用CLHLS 2005年和2014年两期截面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健康寿命的影响因素及其变化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回归结果显示:老年人性别、受教育程度、医疗保险、社会参与、心理健康和患病情况等微观个体因素,以及所在社区是否提供医疗服务,所在地级市的医疗供给等宏观区域因素是影响中国老年人生命质量的重要因素。

中国老年人死亡质量的研究现状与政策应对

利用2002-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微观层面老年人死亡质量的现状,结果显示接近四成的老年人在痛苦中离世,超过八成的老年人临终前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接近九成的老年人临终前由家庭成员而非专业人士提供照料。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我国在宏观政策和公共服务层面亦存在着安宁疗护服务缺位、医疗资源配置失衡、生死教育缺失等发展短板。最后,借由深入剖析中国传统哲学和独特文化对死亡的阐释,提出了本土文化背景下提高老年人死亡质量的若干政策思考,以回应深度老龄化引发的全新社会形态和广大老年群体对“优生优逝”美好生活的切实诉求。

老龄化背景下的人口年龄结构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最直接的人口学结果,而老年人定义的确定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判断,并直接通过劳动力市场等制度或政策安排,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全球性人口发展趋势,巨大的老年人口数量、快速的老龄化进程与显著的地区和城乡差异是中国老龄化的最主要特征。应当动态调整老年人的定义和分类依据,避免过度解读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充分认识老年人口中所蕴含的人力资源,积极推进老年群体广泛的社会经济参与。

我国老年人口群体特征的变动趋势研究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老年人口数量持续快速增长,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虽然我们对中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及发展趋势有深入的了解,但对老年人口的具体特征变动及发展趋势的研究较为缺乏。通过对历次人口普查和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总结出我国老年人口群体特征变动的七大趋势:老年人口数量增速从稳变快、高龄化和老年女性占比增加趋势明显、有偶率增加与空巢化并存、寿命增加但健康情况不容乐观、在业率有所下降且城乡差异明显、生活来源更加多元化等。基于上述发现,指出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面临的新挑战,并提出老龄政策应纳入生命周期的视角,积极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关注老年性别平等。

基于多维健康指标的老年人口健康状况变动研究--来自2002~2014CLHLS纵向数据的证据

基于"中国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五期纵向数据,采用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量表(ADL)、认知功能简易量表(MMSE),同时基于三项客观测验的躯体功能测量量表(PPT)三项健康指标测算了2002年至2014年间中国老年人健康状态的变动趋势。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三项健康指标评估的老年人健康状况均呈现向好趋势,其中,认知障碍老年人下降的比例约为7%,日常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下降比例约为6%,躯体功能残障老年人下降比例近3%;健康状况的改善主要是轻度缺损老年人的比例下降所致,上述三项健康指标的变化特征均支持"胜利的收益"理论。第二,分性别、城乡来看,三项指标测度的女性老年人中不健康的比例均高于男性,城镇老年人失能比例高于农村,其他两项指标则相反。第三,从上述差异的变动趋势来看,三项指标测度结果呈现出不一致的变动趋势,其中,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性别差异在逐渐缩小,城乡差异则略有增大;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城乡差距逐步缩小,性别差异则无明显变化特征;躯体功能的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则呈现一定的波动。最后,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发现:老年人个人行为习惯、日常生活辅助设施的普及度及可及性等因素与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的变动显著相关,各因素对不同健康状态的影响程度也不同。

中国慢性病老年群体脆弱性评价及特征研究

慢性病老年人具有多维脆弱性的特征。引入脆弱性理论视角,基于世界粮食计划署“风险因素-抵御风险能力-社会服务体系”的脆弱性分析框架,从健康、经济、社会、生活等多个维度构建了反映慢性病老年人脆弱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估模型。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慢性病老年男性和女性的脆弱指数均值均呈现上升趋势。在65~80岁年龄组,慢性病老年男性的脆弱指数均值高于老年女性;在80~105岁年龄组,慢性病老年女性的脆弱指数均值总体高于男性。在高脆弱性慢性病老年人中,风险因素致脆型比例最高,面临的风险因素较多及抗风险能力不足是导致其高脆弱的核心诱因;中、低脆弱性慢性病老年人中的社会因素致脆型比例最高。

老年人口死亡概率时代变迁与老年定义的重新思考

通过对1982—2010年间我国老年人口年龄别死亡概率的考察显示,近30年来我国老年人口的死亡概率随时间推移而不断降低,表明我国老年群体的健康状况和年龄内涵正在发生改变。与此同时,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老年人口的生活生产方式,也提供了更多的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能力与机会,从而使得后世代的老年人往往比前世代的老年人"更健康"、"更年轻",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对老年人的传统定义。此外,中国老年人口死亡概率的变化也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地区差异以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说明对中国来讲,要完成死亡模式的根本转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充分认识这些差异性的基础上重新定义老年,将使得我们对老龄社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也将有助于我们重构未来常态化老龄社会的公共政策体系。

多元主体视角下城市人居环境需求异质性研究——以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以大样本问卷调查为基础,利用多种统计分析工具对不同属性设定下居住主体人居环境需求的因子结构、因子载荷、需求指向以及空间分布进行了探索和分析,结果表明：地缘、收入、年龄、学历以及职业等属性对主体人居环境需求影响较为显著,据此可将主体划分为具有较强代表性的不同类型群体,不同类群主体的人居环境需求结构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性和指向性;各类群主体的人居环境需求维度均打破了需求层次结构,更多地体现在居住、交通、公共设施等功能结构上;不同类群主体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一定集聚性和差异性,经济情况较好群体的聚居地的人居环境质量较高,经济水平偏低群体的聚居地的宜居性较差,区域人居环境的优劣差距使得主体人居环境需求异质性特征更加突出。据此认为进行基于资源供需平衡的区域建设分类指导很重要,并根据不同性质群体的人居环境需求情况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城市规划建设的政策建议。

实现全面二孩政策目标需要整体性的配套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是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而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整体性的配套。二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中国老龄化的速度,为未来提供更多的劳动力资源,但无法从根本上扭转中国人口发展的长期趋势。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是影响育龄人群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因此需要在调整生育政策的同时推进相关政策和机制的改革以及公共服务的改善,特别需要关注政策调整对女性就业等可能产生的影响。二孩政策的实施将可能促进中国家庭模式的转变,亟需完善家庭政策和重构家庭伦理,以提高家庭承担各种功能责任的能力。二孩政策的实施会涉及地区、城乡、男女乃至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的平等和利益调整,应通过整体性治理的有效途径实现政策目标。

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战略思考

我国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时期,加快健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实现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均衡发展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重要任务。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应跳出传统研究局限,整合生命周期、凝聚多元主体,在精准识别有效需求和科学拆解服务供给的基础上推进养老服务供需的有效匹配,注重发挥“一核多元”的治理优势,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的高质量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注重总结地方经验,将“中国特色”转化为“中国优势”,推动形成养老服务体系的“中国思考”和“中国方案”。

当前我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领域的认知误区

本文反思了将中国家庭变迁模式简单归结为核心化的做法,阐述了"家庭功能网络化"现象,并从一定程度上反驳了"家庭功能弱化论"。在此基础上,本文剖析了当代家庭政策研究实践中的三类理解偏差或误区:误认为中国人口政策已经蕴含了家庭政策,而现有人口政策与家庭政策更多体现为互补关系;现有制度安排较多关注"多生"却忽略"善养",存在政策错配的风险;"家庭自立自强论"和"政府全能全责论"各行其道,缺乏对具体政策问题的具体分析。文章最后给出若干政策建议。

传统人口学在当代中国发展之局限与未来展望

引言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人口特征,它是我国数千年文明发展的结果,也是我国历史变迁与民族融合的见证。时至今日,中国人口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低生育率逐渐常态化,总人口开始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速度加快,人口流动和城镇化正在重构人口分布。中国的人口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与全球的人口发展共享诸多规律和趋势,但又表现出很强的时代性和本土化特征。

传统人口学在当代中国发展之局限与未来展望

《人口研究》2023年6期,15000字当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转型和科技变革,一些传统的人口学概念、指标及工具等难以精准反映和解读当下中国人口发展态势,源自西方社会的相关人口理论也无法有效诠释中国的人口现象及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分析和探讨中国社会的人口迁移流动、家庭转变、城镇化、老龄化等重要人口议题时都无法简单地套用传统人口学现成的理论和方法。

中国“80后”群体的主观幸福感研究——相对优势群体与相对劣势群体的“幸福悖论”及其解释

基于FYRST调查数据,以"80后"为研究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统计方法探讨了收入水平、相对地位对幸福感的影响以及消费支出的中介作用在不同群体间的差异。研究发现:不同相对优势与相对劣势群体间相对地位影响幸福感的路径存在显著差异,相对收入效应只适用于相对优势群体,并不适用于相对劣势群体。相对优势群体普遍低估了自己的相对地位,因此在相对收入效应的压抑作用下,形成了"80后"相对优势与相对劣势群体间的"幸福悖论"。相对收入效应的群体选择性成为相对优势与相对劣势群体间"幸福悖论"的决定因素,而消费支出则是影响幸福—收入相悖程度的重要经济因素。

中国失能老人问题探究——兼论失能评估工具在中国长期照护服务中的发展方向

文本从宏观数据层面较为系统地归纳、总结了中国学者对当前全国失能老人规模的研究结论,试图找寻中国失能率评价差异之巨的工具性因素;从中微观操作层面上,评述了中国长期照护服务代表性试点城市评估工具,将失能率与失能指标体系的政策蕴意与实践运用进行了充分的比较和整合。通过将国际主流评估工具和中国残疾人分类分级标准相结合的操作方法,提出了一个可供学界讨论的失能率概念框架,并由此测算得出了2014年中国失能老人的规模在1320万左右的结论。文本最后就"失能"与"生活不能自理"的概念差异、"衰弱"视角看待失能在老年生命周期中的发展、针对不同政策目标发展一组失能操作性定义和培育老年人"复原力"以应对健康风险等政策建议进行了论述,以期为推进中国老年政策的基础工程建设拓展思路,并提供可能的"中国方案"。

成就预期视域下的中国青年发展--基于时间洞察力理论的新认知

本文源于对已有青年分类的反思,在对社会分层和代际更迭两种路径进行批判分析的同时,提出基于时间洞察力理论的“成就预期”概念。成就预期是未来时间洞察力具有高水平解释力的时间点,是一种可以被青年构建起来的身份模拟假设,它的重要功能是对自己5年后存在状态的一种身份地位想象。本文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探索建立了成就预期的拟构模型,认为成就预期的形成不仅涉及对国家整体趋势和政策走向的宏观认识,还包含着对自身所在行业和所处圈层的中观感知,以及对家庭资源叠加个人能力可达“天花板”的微观评估。继而,本文尝试从成就预期视角对青年群体进行新的划分,将当代青年分为摆烂青年、躺平青年、和解青年和上游青年四个类型,测算出每一类青年的人数占比,并对不同类型青年的社会心态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对基尼系数悖论作出了新的理论阐释,对成就预期可能引发的情感阻塞风险和后情感社会风险进行了研判。最后,本文建议,在社会转型时期,应更加注重对青年价值观的引导,培育适度进取的成就预期和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引导青年努力发现日常生活的意义。文章旨在通过对成就预期的研究,丰富对当代青年问题的多维度认识,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型青年学科提供启发。

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兼论生活方式、公共服务和社会心理的中介效应

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会带来老年人健康的不平等,社会经济地位的弱势对老年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但生活方式、公共服务和社会心理因素可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健康的直接影响。基于2014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利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并考察了生活方式、公共服务和社会心理维度变量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生理健康和精神健康状况越好;体育锻炼、食用水果和居住安排等生活方式变量有利于缓解社会经济地位弱势对老年健康的负面影响;医疗服务可及性在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健康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但社区服务丰富性的中介效应不明显;生活满意度和社会参与度也能缓解社会经济地位弱势对健康造成的不利影响。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不仅需要改变部分老年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弱势状态,也应该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促进老年社会参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