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道法中“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功能区分标准及其法理反思

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当今现实中,大量的平民在事实上都可能会以不同角色卷入到具体的武装冲突之中。随着现代武装冲突在思维范式、时空语境、科技条件等方面呈现出一系列新型的特点,“平民直接参加敌对行动”这一现象已经更加广泛地出现。与此同时,作为国际人道法基础的区分原则也正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法理挑战。传统的静态化的身份区分标准在解释力方面已经陷入困境。相比而言,建构一种以“持续作战职责”作为基准的功能区分理论就显得尤为必要。以“功能区分标准”为基础廓清和厘定“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法理概念有利于划分平民与直接参加敌对行动人员的界限。为了更好地落实区分原则在“直接参加敌对行动”中的应用,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人道法中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定义的解释性指南》的基础之上,现代国际人道法仍需强化功能区分标准的法理价值、澄清“持续作战职责”的法理要素、划定直接与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功能边界,从而使得国际人道法的解释体系在人道主义原则与军事必要性之间寻求一个可操作化的精巧平衡。

比较人权文化中的权利与义务——以西方、中华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文化范式为样本的分析

人权文化是以人权为中心的一整套关乎社会共同体存续的理念、精神和制度层面的综合体。权利与义务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权文化之中。中华传统文化、西方人权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人权文化,是影响和塑造当代中国人权观最为重要的三个因素。西方人权文化曾以“自然权利”观念对人类多元人权文化作出过贡献,但是其忽视了人权的“主体性问题”和“现实性问题”。从思想渊源或者道德伦理的意义上说,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文关怀与现代人权制度具兼容性。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在批判性地继承和吸收西方权利和义务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实现了“天国权利”到“尘世权利”的革命,把权利的实现和义务的履行建立在现实的人类实践活动之上。当代中国的人权建设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为引领,把握好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处理好权利和义务的关系、理顺人权与人权的实现条件的关系,从而构建起一个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人权文化体系。

教育公平视域下美国高校招生配额制的合宪性审查——以“公平录取学生组织诉哈佛大学案”为核心的分析

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施行的积极平权措施旨在为少数族裔提供优惠照顾,以矫治教育资源分配之不公,补偿少数族裔在历史上所遭受之不义。自1978年“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基案”以来,积极平权措施的合宪性遭受到多方面的挑战。种族因素在何种意义和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高校招生政策的一部分进行考虑,直接关乎以积极平权措施为导向的招生政策是否合宪。“公平录取学生组织诉哈佛大学案”开启了关涉亚裔群体是否在美国精英大学遭受系统性歧视的探讨,此案涉及诸如当事人起诉资格、种族平衡、亚裔配额、种族多元化、群聚效应理论、替代性种族中立招生政策等高度争议的法律问题,同时也向法院提出了审查基准选择和适用上的挑战,审查基准的确认与司法介入之强度等皆关联着法院审查大学招生政策的正当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公平录取学生组织诉哈佛大学案”的审判无疑将深刻促进美国精英大学未来招生政策的变革,同时也会对招生配额制的未来走向和命运产生重大的影响。

论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

法律在本质上是对专断权力行使的一种限制,因此,它同无政府状态和专制政治都是敌对的。——[美]E.博登海默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行政国家"的到来使得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越来越倚重国家行政权的科学、合理的行使,行政权的扩张和行政法治的兴起也见证了政府的角色定位从"看门人"向"服务者"演进。无论行政的治理结构如何调适和变迁,在以正义和公平为目的的现代国家,行政权的运行无不应当遵循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基本原则。在更高的层面上看,行政权作用于国家、社会和个人时。

依法治校语境下高校学生申诉的功能、本质和机制创新

学生申诉制度的完善可以保障和促进学生受教育权的实现,维护校园法律秩序、化解校内的法律纠纷,进而整合和统一教育行政的步调,减轻教育行政复议和教育行政诉讼的负担。在全面推行依法治校的时代背景下,随着2017年版《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制定和施行,我国的高等院校应该通过进一步明确学生申诉的标的、扩大学生申诉的范围、延长学生申诉的期限、建立更加客观、独立和专业化的学生申诉处理机构、规范申诉处理程序等法治化的举措来推动高校学生申诉制度的法治化改革。

当代生命伦理与人权

一自上个世纪40年代末以来,在医学、生命科学等领域,以维护人的生命尊严及健康安全为主旨而展开的伦理研究迅速地发展着,其表现形态大致有:以医学活动为中心,就医学目的、任务、对象、技术手段、临床医疗活动中的医患关系、医疗卫生政策的制订等方面的伦理问题进行探讨的医学伦理学;伴随现代生命科学研究的深入,生物技术的进步和介入。

论国际人权条约监督机制的规范结构及其法律挑战——以“条约机构”为核心的考察

基于《联合国宪章》成立的"宪章机构"和基于国际人权条约本身成立的"条约机构"共同构成了现代国际人权条约的监督机构的两大体系。负责监督国际人权条约实施的条约机构逐渐形成了"缔约国报告程序""国家间指控程序""个人申诉程序""调查程序"等四大程序。这种普遍存在于"条约机构"的准司法程序共同担负着监督国际人权条约履行的使命。条约机构各程序的实践深刻影响着现代国际人权法的发展,也推动着国际人权条约监督机制的完善。囿于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及相关历史条件等因素的制约,条约机构仍然面临着机构建制的民主正当性和制度运行的有效性等方面的严峻挑战。四大程序的完善将推动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妇女解放:人权视角的透视

"妇女解放"就是特指女性从男女不平等、女性遭受压迫、束缚和歧视的状态下解放出来,逐渐成为社会和自己命运主人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根据历史和国情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几个相互联系的阶段,每个阶段妇女解放的内涵也不尽相同。妇女权利是当代人权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性别秩序在传统社会一直比较稳定,内在价值与外在规范的结合决定了女性对男尊女卑性别秩序与礼制原则的认同。新中国成立后,从1949年到1954年短短几年的时间,女性作为与男性一样的"人"的公民权利终于得到宪法及法律的承认和保障,中国的妇女解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的宪法治理难题

从财政的法律观点来看,作为"财政国家"的核心体系之一的财政划分制度是国家"财政治理"中最为敏感和最为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其核心的治理问题是中央与地方在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中的模式选择与制度建构。以中央为本位的财税体制与以地方为本位的财税体制都面临着政府间财政关系在交叉重合领域内的划分难题。基于财政划分在宪法上的"功能—结构"设计和中国分税制改革的实践经验,我国应该在适度加强中央的财政事权的基础上渐进性地保障地方的财政自主和财源充足,这样将有利于推动中央和地方财政划分法治化的进程,从而使得现行财税体制符合"财政宪法"所昭示的价值追求。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财政法保障进路及其体系构建——国际比较与中国经验

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1款之下,国家在保障和实现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之时承担三项整体性国家义务,分别是"渐进实现"的国家义务、"非倒退性"的国家义务以及"尽其资源能力所及"的国家义务。在国内宪法的维度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保障亟须解决的问题是权利的资源依赖性问题。因此,有必要把权利保障的国家义务通过一定的途径转化为权利保障的财政义务,并探讨如何通过国家财政来实现这些基本权利。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财政法保障体系的构建,在财源论意义上必须厘定财税资源的来源问题,在财政分配意义上有必要分析已有财税资源的分配正义问题,在财政开支意义上确保政府遵循一定的宪法原则进行资源分配。基于国际比较和中国的现实国情,我国需要以社会保障财政为核心来构建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保障的横向体系和纵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