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发展援助动因分析指标体系构建

目的:构建卫生发展援助动因分析指标体系,以深入了解当今以发达国家为主的援助国自21世纪以来的卫生发展援助动因,并为卫生发展援助动因提供量化分析工具。方法:基于“混合模型”(hybrids models)构建初始动因分析理论框架,运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进行指标筛选,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结果:构建了包含4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的指标体系。4个一级指标分别为:援助国政治利益、援助国经济利益、援助国安全利益、受援国需求。两轮专家咨询的问卷有效回收率均为95.5%,专家权威系数为0.867,Kendall’s W系数分别为0.216~0.322,结果可靠。结论:本研究初步构建了一套用于分析卫生发展援助动因的指标体系,有助于增加对援助国援助行为的理解,加强与他国在卫生发展援助的协调合作。同时,该指标体系为中国未来在卫生发展援助决策方面提供了辅助的量化分析工具。

金砖国家卫生外交政策及其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经验

全球化进程使各国将全球卫生治理作为重要战略关切,作为新兴国家代表的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这五个金砖国家(BRICS)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本文比较和分析了金砖国家的卫生外交政策及其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行动,总结了金砖国家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特点及可供中国借鉴的经验,同时提出了作为多边合作机制的金砖国家在全球卫生领域中所面临的挑战。

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背景下的全球卫生教学研究生课程比较分析

我国正以积极姿态,多方面、多层次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优化我国全球卫生课程体系、加强全球卫生学科建设、提升学生的全球卫生素养是全球卫生教育的时代要求。本研究介绍了“全球卫生研究——理论与实践”与“全球卫生领导力”两门全球卫生课程,通过比较教学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式以及教学评价,分析了目前我国全球卫生课程的优势与不足,探讨了课程建设与优化方案,为课程体系完善、教学提升、人才培养提供参考依据。

美国近20年实施对外卫生援助的情况分析

目的:分析美国实施对外卫生援助的特点,为我国开展对外卫生援助提供参考。方法:本研究基于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对外援助数据库,从实施部门(横向)和实施时间(纵向)两个维度,定量分析美国实施的卫生援助,分别比较不同维度内的援助渠道、受援地区和健康领域的异同点。结果:2001—2020年,美国实施卫生援助的主要渠道是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多边组织以及企业渠道。美国本土机构是构成非政府组织和企业渠道的主体。主要援助地区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主要援助的健康领域是艾滋病防控。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是三大出资机构。近三届总统任期内的卫生援助在地区(国家)、健康领域的分布上表现出了一定的一致性。结论:顶层设计上,建议我国继续强化卫生援助在对外政策中的战略定位。实施层面上,建议我国积极动员包括非政府组织、私人企业、科研机构等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卫生援助,同时强化卫生援助的评估与监管体系。

抗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与主要捐赠国的合作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全球基金是一个旨在通过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加速终结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等传染病流行的国际融资机构。全球基金成立20年以来,为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流行的控制做出了重要贡献,影响力日益扩大。本文详细介绍了全球基金的治理结构以及筹资与分配模式,比较分析了主要捐赠国家与全球基金的合作方式,以及中国与全球基金的关系,并为中国参与全球基金等全球卫生多边平台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卫生发展援助分析

目的:总结并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卫生发展援助的特点,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方法:利用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的卫生发展援助数据库以及AidData数据库,分析2000-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卫生发展援助的时间变化趋势、空间分布、相对重要性、以及总体资金流向,并对“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前后进行比较。结果: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卫生发展援助从2000年的0.2亿美元增长至2017年的8.8亿美元。倡议发起前后,中国卫生援助的主要地区从非洲变为亚洲,分别占总额的57.0%与52.7%。中国提供的卫生发展援助在各援助国中的排名,在一半受援国(63个)中提升。中国对外卫生援助的主要渠道为双边,占卫生援助总额的97.1%;主要卫生领域为“卫生系统加强”,占比89.7%。结论:2000-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卫生发展援助呈增长趋势,以双边渠道为主,“卫生系统加强”为重要领域,且近年来有从非洲转向亚洲的趋向。相比传统援助国,中国在全球卫生发展援助中的相对重要性有一定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