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长水、巍巍高山——复旦大学纪念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综述

谭其骧(1911—1992),字季龙,浙江嘉兴人,复旦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2011年是谭其骧先生诞辰100周年,是年5月28、29日。

人类文明发展的主线和历史地理学的使命

文明是指一个较大的人类群体,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华文明就是中华民族在以往五千多年间在世界上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人类处于地球表层极其复杂多样的环境中,人类文明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从人类产生至今,一直到可以预见的未来,始终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是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和协调,即人类不自觉的或自觉的适应地理环境。一是人类不断克服自身的生物性、兽性,形成人性,并逐步确立人类共同的精神标准和价值观念。

第九届(2017年)暑期历史地理前沿研修班在复旦大学成功举办

2017年7月10日至15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九届暑期历史地理前沿研修班'在复旦大学举行。此次共邀请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单位及本所10位老师主讲。学员来自海内外,其中正式学员30名,旁听学员50余名。此次前沿研修班的主题是'历史维度下的生态系统与人类文明'。

历史地名变迁的社会地理背景——以明清以来的皖南低山丘陵为中心

地名折射了区域社会的历史记忆,它不仅具有地理方面的指标意义,而且还蕴含着人群、商业、族姓冲突、民间信仰以及国家政策等方面的诸多内涵。透过对历史地名变迁轨迹的追溯,可以揭示一地的社会地理背景,从中看出各色人群对历史记忆的选择。利用徽州民间文献,对皖南历史地名变迁的社会地理背景作一探讨,可以揭示徽州地名雅化的特点、方式以及隐藏在地名雅化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

历史地理信息化与图情研究融合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数字历史黄河”为中心的考察

[目的/意义]历史地理信息化的深入发展遭遇瓶颈,需探索突破方法,而图情学科知识体系在提供数字学术支撑环境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能够助力历史地理信息化深入发展。本文即探讨历史地理信息化与图情研究融合的意义与路径。[研究设计/方法]在文献调研、专家交流与工作实践的基础上,揭示了历史地理信息化存在的三个困境,提出解决以上问题需引进图书情报学的知识体系和技术方法,尤其是加强历史文献管理方案、历史文献文本结构分析和历史地理数据标准三方面的建设,最后以“数字历史黄河”为例介绍了融合的若干节点。[结论/发现]历史地理信息化目前的困境已经严重影响到学科发展,历史地理信息化与图情的深度融合对推动历史地理学适应大数据时代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创新/价值]提出了图情研究与历史地理信息化融合的重要意义,并在“数字历史黄河”工作中首次指出了融合的可行性路径,这一融合已经发挥了消灭“数据孤岛”、建立数据关联的重要作用。

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关系:以史为鉴

简要回顾19世纪以来地理学术史可见,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在过去从未曾统一过,至少在如今论证地理学在应对人类所面临的各类问题的过程中有其用武之地时所追求的那种形式上是如此。不过,自然地理学已开始认识到实证主义的局限,这为解决眼下正在影响我们星球的一些紧迫问题开启了一条合作路径。文章在结尾部分以实例展示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合作的可能状态,倡导学界多关注政治-地志学取径,将地区在权力结构内部和外部的关系纳入考量,从而集中探讨世界范围内区域的多样性。

汉代夫余国农业新探--以地理环境与生产工具为中心

夫余于西汉立国,农业发展是其立国的关键。夫余的地理环境与地缘位置较周边民族更优越,这为夫余立国与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客观动力。夫余文化发轫于西团山文化,在西团山文化早、中期生产工具多为石器,其农业类型属迁徙的游耕农业,至晚期随着农业的进步,农业呈现定居化趋势。至汉代,铁器代替石器成为夫余主要的农业工具,其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提升。农业的进步改变了夫余的社会、政治结构,并为夫余建立秩序化、阶级化的国家提供了保证。

宗教传统与历史定制:“金瓶掣签”下的噶举派活佛转世制度

噶举派活佛转世制度发端自都松钦巴,后由噶玛拔希正式开创,并在历世噶玛巴的完善下趋于成熟,乃至向教派内外广泛推广。清廷治藏以来,通过金瓶掣签等制度将活佛转世事宜纳入国家管理体制,噶举派由此形成了规范的历史定制。清末民国时期,噶举派的转世事宜受到西藏地方势力的种种限制,民主改革以后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善。文章以相关文献、档案为基础,复原了不同历史时期噶举派活佛转世制度的细则,并对其所受境遇进行讨论,认为只有在此过程中做到既尊重宗教传统又遵循历史定制,并保证中央政府的最终决策权威,教派的宗教传统和意志才能得到尊重和体现。

钦廉地区清代商业会馆时空分布与区域经济地理格局变动研究

钦廉地区清代商业会馆共计8座,坐落于行政治所和商业市镇,集中兴建于乾隆与同治两朝。从商业会馆所属地域的数量推断,广府帮资本力量最为雄厚,主导区域商业活动。近代以降,外地商贾于北海等地相继修建商业会馆,区域经济地理格局变动改变商业会馆时空分布。钦廉地区商业会馆时空分布变迁缘于沿海区域滩涂资源全面开发,海运也推进了全省经济中心广州、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对钦廉的经济整合能力达到顶峰,为钦廉地区经济地理格局变动的原因。

《汉书·地理志》水道里程蠡测——兼论汉代的水道交通

《汉书·地理志》记录了百余条水道里程,这些里程数字是实际测量的结果,统计精确度较高。受测量条件限制,汉代测量水道里程需要依托航道、堤岸、河谷等交通道路进行,《汉志》中记录的里程数字是水道作为交通通道的河段里程,并不是水道完整的流程。利用《汉志》水道里程的统计结果,可以构建出汉代以江、河、淮、郁等大河为主干彼此连通、延展的水道交通网络。通过定量研究,可揭示汉代水道交通能力南方优于北方的基本特征,以及河水水系、淮济水系、江水水系、郁水水系不同的水道交通模式。

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思考

本文在回顾中国历史与近 5 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基础上 ,结合当今地球系统科学、地理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及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最新动向 ,提出了新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应以收集、发掘人类文明演进的地理证据 ,分析历史上人地交互作用的时空特征为核心 ,以探寻当今地理学历史渊源人类适应环境变化模式的历史证据为目标 ,以文献分析、野外调查、考古发掘等传统方法与现代实验技术、空间信息技术的集成为手段 ,以编制5 0 0 0年来华夏故土嬗变与文明演进的历史图谱为主要平台的发展新思路 。

从历史地理看徽商的兴衰

多山少地的生存环境、俭朴的生活、商业中的诚信、儒家思想的影响 ,对徽商的形成和发展或许都起过作用 ,但对徽商这样一个商业群体来说 ,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商品和市场。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 ,即根据当时的地理环境加以考察 ,徽商充分利用地理优势 ,稳定占有以长江三角洲为主的市场 ,经营的商品也摆脱了原籍的局限。与政治权力的结合使徽商获得食盐营销的特权 ,并以此迅速致富。徽商的最终衰落也在于市场的丧失和商品落后。

东西徘徊与南北往复——中国历史上五大都城定位的政治地理因素

中国历史上至今的主要都城都设在今天的五个城市,即西安、洛阳、北京、南京与开封。如果从地理位置与历史发展而言,这五个城市可以分成两组:东西向的西安、洛阳与开封,南北向的北京与南京。这两组首都所占历史时期也正好明显地分开:前一组占据了前大半段历史,后一组则占据了后小半段历史。再仔细一点分析,每一组的定都过程及其变迁都出现往复徘徊现象。也就是说,在一段时期里同时存在两个地点都适宜建都的情况,难于有绝对的取舍,于是首都经常在这两个地方来回搬迁,这种搬迁不但只发生于王朝更迭之时,有时在一个朝代里也存在短时迁移或同时两都并建的情况。对首都定位何以存在这样的变迁进行一些分析,或许能让我们理解其背后的政治地理因素。

地方政治势力的兴起与历史人物形象重塑——以罗愿《新安志》汪华记载为中心的考察

隋末唐初,徽州豪民汪华聚众起兵,带甲十万,保捍乡里,据有歙、宣、杭、睦等六州之地,归唐后封越国公。然而对于此人,不仅唐史无传,即便南宋以前官方史书也多以"贼"称之。南宋淳熙二年(1175),罗愿编修《新安志》对其形象加以重新塑造,并获成功,汪华的"英雄"形象逐渐被后世接受。进入宋代以后,徽州汪氏取得了科举考试上的巨大成功,他们或任职于中央,或掌权于地方,政治地位迅速上升。他们利用中央的敕封政策不断提高汪华神的称号与地位,借以抬高自身。罗愿利用编修《新安志》之机,从各个方面为汪华正名并取得成功,与以汪氏为核心的徽州地方政治势力的兴起密不可分。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

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 ,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由于中国拥有长期延续的文献记载 ,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很广 ,包括多样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景观 ,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在气候和环境变迁长时段观察等方面 ,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已在进行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项目 ,将使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本文还对历史地理研究如何为现实服务 ,如何提高研究水平发表了看法。

汉水流域传统音乐文化形成的历史地理背景

汉水流域地处我国南北自然地理分界线——秦岭淮河一线以南,地跨湖北、陕西、河南三省地域。该区域传统音乐文化具有地域特征鲜明、并兼具南北过渡风格的特点,但同时内部音乐文化景观也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汉水流域这一传统音乐文化地理格局的形成,是受到当地上、中、下游不同的地貌类型、区域内方言的地理分布格局、明清时期统县政区的设置、东西南北贯通的交通区位和明清时期荆楚移民运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历史自然地理学发展和前沿问题的思考

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它的发展不仅大大丰富了现代地理学的内容,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历史学科的发展。如今,中国历史地理学已成为历史学研究中一个蔚为壮观的分支,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中正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抚今追昔、展望未来,中国历史地理学应该如何在继承优良传统中规范自身、旁摄他学,在新的世纪达到新的发展境界?带着这些问题,本期特邀葛剑雄、侯甬坚、满志敏、王振忠、张伟然、华林甫六位教授结合自身专业所长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新趋势畅言所感,各陈所见,以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在诸如学风净化、学科建设等方面有所助益。编者希望并欢迎广大历史地理学者能够积极参与这一讨论。

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研究

要讨论中国环境史现状及趋势这个问题很困难，因为这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它的研究内容包罗万象。没有明确的主题和清晰的学科边界，目前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来自多个学科和研究领域，除了题目明确标出环境史研究字样的论文或者著作之外，判断哪篇论文或者哪本著作归属环境史很困难。

从历史地理看长时段环境变迁

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会产生影响吗?只要一讨论此话题,讨论者随之就进入到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和关系的层面上了。对此,若无专业训练和深入思考研究,势必难以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即使是身边司空见惯的现象,人们已有的认识中也可能存在着一定的误区。首先是看问题的角度,即如何能保持全面而不偏倚;其次是尺度问题,即我们究竟是在什么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上来观察和判别已确定的研究对象。而古人所持"积渐所至"的观点,就表示着环境演变的尺度问题。再者,中国地大、人多、历史悠久、历史文献资料存量举世无双等特点,具有从事环境变化研究的最好条件,加之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多学科学者的参与及集成研究的提出,在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如何产生影响的问题上,在人文因素、自然因素交叉作用的背景下,通过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国学者有可能做出具有国际前沿水平的贡献,进而推动历史地理学、环境史、全球变化等学科的理论创新。为此,本刊本期特推出一组关于"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的专题讨论文章,供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参考。我们热诚地期待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