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发展的主线和历史地理学的使命

文明是指一个较大的人类群体,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华文明就是中华民族在以往五千多年间在世界上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人类处于地球表层极其复杂多样的环境中,人类文明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从人类产生至今,一直到可以预见的未来,始终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是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和协调,即人类不自觉的或自觉的适应地理环境。一是人类不断克服自身的生物性、兽性,形成人性,并逐步确立人类共同的精神标准和价值观念。

钦廉地区清代商业会馆时空分布与区域经济地理格局变动研究

钦廉地区清代商业会馆共计8座,坐落于行政治所和商业市镇,集中兴建于乾隆与同治两朝。从商业会馆所属地域的数量推断,广府帮资本力量最为雄厚,主导区域商业活动。近代以降,外地商贾于北海等地相继修建商业会馆,区域经济地理格局变动改变商业会馆时空分布。钦廉地区商业会馆时空分布变迁缘于沿海区域滩涂资源全面开发,海运也推进了全省经济中心广州、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对钦廉的经济整合能力达到顶峰,为钦廉地区经济地理格局变动的原因。

上海海洋大学前身:江苏省立水产学校研究(1912—1937)

中国有悠久的水产捕捞历史,但专门的水产学校则到近代才逐步创办。酝酿于晚清、成立于1912年的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不仅是当时南方第一所水产学校,也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水产学校之一。课程学习和专业实习相结合的设置、课程学习从学年制向学分制的转变等等,都体现了该校在提高办学质量上的努力。截至1937年因战争西迁内陆,二十五年间,学校在大力培养学生的同时,也积极参与推广新式水产科技、改良传统水产技术、普及水产知识,为近代中国水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历史地理信息化与图情研究融合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数字历史黄河”为中心的考察

[目的/意义]历史地理信息化的深入发展遭遇瓶颈,需探索突破方法,而图情学科知识体系在提供数字学术支撑环境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能够助力历史地理信息化深入发展。本文即探讨历史地理信息化与图情研究融合的意义与路径。[研究设计/方法]在文献调研、专家交流与工作实践的基础上,揭示了历史地理信息化存在的三个困境,提出解决以上问题需引进图书情报学的知识体系和技术方法,尤其是加强历史文献管理方案、历史文献文本结构分析和历史地理数据标准三方面的建设,最后以“数字历史黄河”为例介绍了融合的若干节点。[结论/发现]历史地理信息化目前的困境已经严重影响到学科发展,历史地理信息化与图情的深度融合对推动历史地理学适应大数据时代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创新/价值]提出了图情研究与历史地理信息化融合的重要意义,并在“数字历史黄河”工作中首次指出了融合的可行性路径,这一融合已经发挥了消灭“数据孤岛”、建立数据关联的重要作用。

历史地名变迁的社会地理背景——以明清以来的皖南低山丘陵为中心

地名折射了区域社会的历史记忆,它不仅具有地理方面的指标意义,而且还蕴含着人群、商业、族姓冲突、民间信仰以及国家政策等方面的诸多内涵。透过对历史地名变迁轨迹的追溯,可以揭示一地的社会地理背景,从中看出各色人群对历史记忆的选择。利用徽州民间文献,对皖南历史地名变迁的社会地理背景作一探讨,可以揭示徽州地名雅化的特点、方式以及隐藏在地名雅化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

基础研究与当代社会——谈历史地理学的建设和发展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发展及其规律的学科。作为一种基础理论性学科,首先是客观、真实地恢复各地理要素在历史时期的本来面貌,其次是探索整个历史时期某一地理要素或某一区域综合地理要素变化和发展规律。但是,由于我们生活在与历史时期同一个地理环境之下,而今天的地理环境又是历史时期发展而来的,因此,对今天地理环境的认识、适应、保护和利用,就必须要了解其历史过程和规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地理学又是与当代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基础应用性学科。无论从基础理论研究角度,还是为当代社会服务需要出发,历史地理学领域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

中国土司历史地理与西南边疆民族史研究

土司制度是我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管理制度,其在历史上的实施,以西南地区最为广泛,这使得西南地区成为我国民族史和边疆史地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长期以来,土司研究重其名实、性质、职分、世系等讨论,对其置废、分布,特别是长官驻地、辖境范围等历史地理状况研究较少。基于从事《清史•地理志》编撰和《清史地图集》编绘工作积累的经验和认识,推进土司历史地理研究可弥补学术界在土司驻地、建制、管理层级和辖境范围等方面上考察的不足,也是从更高、更深视域的疆土管理等中央与地方关系审视土司制度的需要。具体上,可以采取“世袭职授查其沿革,政体建置考其地理”,纵横经纬结合的历史地理研究方法,并在一手档案资料基础上重视制度史与实际运作的过程讨论,积极开展土司历史地理研究乃至编绘土司历史地图,全景式展示土司演变状况,对民族史、边疆学和地方治理等边疆民族史研究的多学科建构起到推动作用。

青州城历史城市地理的初步研究——以广县城与广固城为研究重心

青州城市建成区一带,历史时期曾经先后存在四座城市,即广县城——广固城——东阳城或南阳城——满城。广县城,西汉时期既已存在,之所以产生于下圈村一带,关键在于其地地处高阜,不宜受到洪水侵袭,且南倚含水丰富的岩层,无缺水之虞。广固城建于魏晋十六国时期,因时逢乱世,地理上重军事防御的色彩明显。由临淄城而广固城,历史时期青齐地区实现了第一次中心城市的转移,就魏晋十六国乱世而言,这一城市选择行为是相当成功的。进而论之,代广固城而兴的东、南两阳城及清代的青州满城,之所以均大体不出今天青州市区的范围,与它们均接近青齐地区几何中心的地理位置关系极大。

历史人口地理个案研究:明清之际重庆地区人口数量下限推测

历史人口地理和人口史研究中都会遇到大规模天灾人祸之后或易代之际人口数量的空白,对遗存人口的数量仅有极端性的描述或缺乏根据的估计。本文提出一些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方法与原则,以明末清初今重庆市辖区的遗存人口数量为样本,尽可能广泛地搜集了各类直接与间接的史料,分片详细分析此时段内影响其人口数量变化的各种因素和结果,根据分别取上限或下限的原则,作较严格的推测和估计,该区域内明清之际人口谷底出现在康熙三年(1664年),其最低人口数不低于27万。

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关系:以史为鉴

简要回顾19世纪以来地理学术史可见,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在过去从未曾统一过,至少在如今论证地理学在应对人类所面临的各类问题的过程中有其用武之地时所追求的那种形式上是如此。不过,自然地理学已开始认识到实证主义的局限,这为解决眼下正在影响我们星球的一些紧迫问题开启了一条合作路径。文章在结尾部分以实例展示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合作的可能状态,倡导学界多关注政治-地志学取径,将地区在权力结构内部和外部的关系纳入考量,从而集中探讨世界范围内区域的多样性。

黄河古地图地理信息解译及数字化研究:以《山东黄河下游之图》为例

古地图作为重要的古籍文献资料蕴藏着丰富的地理信息,其中对其制图技术方法、要素及符号表示形式等研究是解读古地图地理信息的重要内容。同时,为了实现更好的对历史地图的保护和利用,数字化工作是有效途径之一。通过对《山东黄河下游之图》制图技术、要素、符号表示进行研究,探索古代黄河水利专题地图的主要特征。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黄河古地图数字化研究,主要包括接边、地理配准、几何纠正、数据库建设等内容,实现了在现代坐标系统下历史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的入库与管理工作。在数字化过程中,还对需坚持的原则以及各工序的实现方法路径进行了探索,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也丰富了古地图数字化研究的内涵及GIS应用的外延,为多源数据融合分析奠定基础。

1632年华北地区暴雨洪涝事件研究

以历史文献为主要代用资料,重建了1632年华北地区暴雨洪涝事件的雨情、水情、灾情等,从而识别出1632年8月河南地区暴雨事件的时空范围,并与有器测记录的2021年河南极端降水事件进行对比。1632年华北地区大规模降水始于7月17日,从6月18日—11月11日,整个华北不同区域皆存有长时间降雨记录,且有多次强降水记录,造成黄淮地区雨涝,并使得黄淮交溃,对社会经济造成较大影响。梳理降水和洪涝的过程,区分了本地降水与客水的分布。将1632年8月河南暴雨洪涝与2021年7月河南极端降水事件对比发现,强降水位置相似,降水前后都有两个台风输送水汽,且1632和2021年华北地区夏季降水皆受到拉尼娜的影响,整体偏涝。

城市地下空间的变迁:近代上海公共租界排污系统时空特征研究(1862—1941)

上海公共租界早期的排污系统由于管道缺乏重力梯度、河流缺乏冲刷能力,无法胜任处理生活污水的职责。20世纪10年代,为应对抽水马桶引入的挑战,工部局决定建设地下分离式排污系统,以实现污水处理方式从“雨污合流”到“雨污分流”的转变。1921—1934年间,工部局参照英美市政工程经验,结合上海实际地理情况,逐步修建了分主管道、次级管道和入户管道三层级的新式排污管道网络。通过排污管道与其他市政管线的空间争夺与功能联动,排污系统的升级也带来了城市地下空间的整合。

宗教传统与历史定制:“金瓶掣签”下的噶举派活佛转世制度

噶举派活佛转世制度发端自都松钦巴,后由噶玛拔希正式开创,并在历世噶玛巴的完善下趋于成熟,乃至向教派内外广泛推广。清廷治藏以来,通过金瓶掣签等制度将活佛转世事宜纳入国家管理体制,噶举派由此形成了规范的历史定制。清末民国时期,噶举派的转世事宜受到西藏地方势力的种种限制,民主改革以后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善。文章以相关文献、档案为基础,复原了不同历史时期噶举派活佛转世制度的细则,并对其所受境遇进行讨论,认为只有在此过程中做到既尊重宗教传统又遵循历史定制,并保证中央政府的最终决策权威,教派的宗教传统和意志才能得到尊重和体现。

《汉书·地理志》水道里程蠡测——兼论汉代的水道交通

《汉书·地理志》记录了百余条水道里程,这些里程数字是实际测量的结果,统计精确度较高。受测量条件限制,汉代测量水道里程需要依托航道、堤岸、河谷等交通道路进行,《汉志》中记录的里程数字是水道作为交通通道的河段里程,并不是水道完整的流程。利用《汉志》水道里程的统计结果,可以构建出汉代以江、河、淮、郁等大河为主干彼此连通、延展的水道交通网络。通过定量研究,可揭示汉代水道交通能力南方优于北方的基本特征,以及河水水系、淮济水系、江水水系、郁水水系不同的水道交通模式。

晋中地区乡村聚落景观的空间形态及类型研究

乡村聚落景观空间形态特征识别与类型划分是因地制宜进行规划设计管控的基础与前提,对城乡一体化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多以少数传统村落为对象开展地区形态特征的认知,对一般性乡村聚落景观关注有限,不利于对乡村聚落空间重构进行整体性调控指导。以晋中地区为研究区,以乡镇为研究单元,基于乡村聚落景观形态特征的空间分析,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得到研究区乡村聚落景观空间形态类型,进一步结合自然地理、社会人文等因素系统解析各子类型特征及其优化方向,在宏观层面上对晋中地区乡村聚落景观空间形态进行剖析和归纳。结果表明:晋中地区乡村聚落景观密度存在多点中心、带状集聚的特征,规模自中部向东西两侧逐渐减小,东侧形状复杂程度高于西侧。晋中地区乡村聚落景观可划分为低密度小规模简单型和高密度大规模复杂型两种差异显著的空间形态类型。研究可为晋中地区乡村聚落景观分类分区布局优化调控和发展提供参考。

开埠早期上海虹口地区城市化进程研究——兼论英美租界合并的土地经济动力

目前学术界对近代上海城市化的研究及规律的总结,主要依据开埠以后上海英、法租界的研究,而对地处苏州河以北的美租界的城市化过程研究较为少见。以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1864—1866年上海虹口暨美租界地图》为基础,结合《行名录》《上海道契》和《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等资料,对开埠早期上海美租界城市化进程进行研究发现1850—1860年开埠早期虹口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是在港口经济驱动下,藉由土地价格的浮动所实现,并且使上海一改中国传统城市只依河流一侧形成单岸城市的特点,而发展为跨苏州河两岸的双岸城市。同时,该地区内部因与已高度城市化的英租界区位差异,形成以吴淞路为界东密西疏的道路网络格局。虹口地区城市化的这些特点,不仅受到该地濒临黄浦江区位条件的影响,同时还由于美租界管理水平较低所带来的城市治安不善的制约,并进而直接导致1863年美租界并入英租界这一历史事件的产生。

从历史地理看徽商的兴衰

多山少地的生存环境、俭朴的生活、商业中的诚信、儒家思想的影响 ,对徽商的形成和发展或许都起过作用 ,但对徽商这样一个商业群体来说 ,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商品和市场。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 ,即根据当时的地理环境加以考察 ,徽商充分利用地理优势 ,稳定占有以长江三角洲为主的市场 ,经营的商品也摆脱了原籍的局限。与政治权力的结合使徽商获得食盐营销的特权 ,并以此迅速致富。徽商的最终衰落也在于市场的丧失和商品落后。

上海宁波两港空间关系研究

上海港和宁波港是长江三角洲港口体系中两个最重要的港口。基于国内外港口空间关系研究现状的评述和借鉴,本文对两港的空间关系进行长时段考察和定量测度,认为近代以来,上海宁波两港的空间关系大致经历了枢纽港-支线港到枢纽港-大型深水直挂港的转变。今后上海港仍将保持较快增长,而宁波港的发展势头将更加强劲,很有可能和上海港形成双枢纽港模式。

东西徘徊与南北往复——中国历史上五大都城定位的政治地理因素

中国历史上至今的主要都城都设在今天的五个城市,即西安、洛阳、北京、南京与开封。如果从地理位置与历史发展而言,这五个城市可以分成两组:东西向的西安、洛阳与开封,南北向的北京与南京。这两组首都所占历史时期也正好明显地分开:前一组占据了前大半段历史,后一组则占据了后小半段历史。再仔细一点分析,每一组的定都过程及其变迁都出现往复徘徊现象。也就是说,在一段时期里同时存在两个地点都适宜建都的情况,难于有绝对的取舍,于是首都经常在这两个地方来回搬迁,这种搬迁不但只发生于王朝更迭之时,有时在一个朝代里也存在短时迁移或同时两都并建的情况。对首都定位何以存在这样的变迁进行一些分析,或许能让我们理解其背后的政治地理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