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禁忌与旅游空间——晚明旅游时间分析与研究

晚明的游记及相关资料表明,明代人们出游的时间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在出游时间点上奉行择日之俗。同时晚明张扬个性的时代风尚在旅游时间行为上也有明显的体现,反季节旅游行为增加。旅游时间的选择方式影响到旅游空间分布,强化了晚明旅游北轻南重的不平衡格局。

《汉书·地理志》与东汉政区地理研究

《汉书·地理志》是研究东汉政区地理的重要文献。在讨论东汉建立之时的政区时,以往的研究几乎全部以《汉书·地理志》的断限作为起点。实际上,东汉建立之时,恢复的政区建置应当是平帝元始时期的。通过对《汉书·地理志》所载汉成帝元延三年之后的郡国沿革变迁以及县邑变化进行考证,可以发现,汉成帝元延三年九月之后,西汉的政区仍然在持续变化着,这些变化被后来新建立的东汉王朝继承下来。由此,便可较为全面地推演出西汉末年的政区图景,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东汉初年的行政区划面貌。光武帝虽然恢复了平帝时期的政区建置,但这一恢复只是对郡国县邑数量的沿用,并非一成不变的因袭。根据东汉建立时面临的实际情况,光武帝对其进行了相应的补充和调整。

盛京内务府建立时间再探

一 目前所见档案和官修文献中，确切记载盛京内务府建立时间的为嘉庆朝《大清会典事例》，“盛京内务府，顺治初年定，盛京包衣三旗设佐领三人，奏简一人掌关防。”不过，这一记载遭到了佟永功、关嘉禄二位先生的质疑，“这是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设立盛京总管内务府之后追述其沿革时讲的，并不能说明顺治时即已设立了盛京总管内务府，而且从语义上看亦含糊不清，不足为证。”……

晚明求适思潮与士绅休闲旅游

本文通过对晚明近千篇游记的检索与分析,结合晚明社会转型期思想激荡的社会背景,探寻晚明旅游,尤其是文人休闲旅游兴起的社会与思想根源。笔者从阳明心学对人性的解放引出了晚明崇奢重适的生活风尚,并带来了人们对旅游观念的重审与重构,作为尚适理念的重要体现,旅游不再是玩物丧志的行为,而是人性中所必需与所必有。求适观念与旅游行为的结合,养成了晚明文人纵性任情、寻欢逐乐、不计时日、不计金钱的游风。

民国时期上海市场的对外联系——以1921～1937年贸易和物价指数为中心的分析

近代以来,上海逐渐从一个以国内贸易为基础的县城,发展成为中国的工商业、贸易和金融中心。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它获得了来自国内、国际两方面经济资源的支持,二者所占的比重值得探讨。根据1921～1937年间上海物价指数、贸易额、进出口物价指数及各大城市物价指数等统计数据,通过相关系数做计量分析,可知对上海市场而言,国内、国际两个方面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国内因素。因此,上海虽然是国际性大都市,但仍必须以国内市场为其发展的主要基础。

建构与解构:明代浙东湖水纠纷中的利益表达——以上虞皂李湖为中心的考察

浙东上虞皂李湖灌溉区域以运河为界,运河北岸为湖水灌溉区,南岸则不在灌溉范围之内。运河干涸时,县级官府希望开湖水济运,这与南岸民众旱时要求分水灌溉之愿望契合。因此,在明代的湖水纠纷中,北岸灌溉区湖民与县级官府、南岸民众间的矛盾始终存在。北岸灌溉区湖民通过构建湖由曹黎二姓割田而成之"史实",抵制官方济运与南岸分水之诉求。万历年间,南岸精英家族通过编纂由县级官府主导的地方志,意图将湖泊变为公有,使双方矛盾彻底激化。湖水灌溉的地理区域界限、运河两岸农田分布差异和家族势力等综合因素,决定了湖水纠纷的发生及运作过程。矛盾双方通过对文献的建构与解构,以实现护水与分水之目的。

“新清史”清朝统治模式之述评——以清朝平定和管辖新疆为中心

西方学者往往能够利用多种语文材料,通过其他视角诸如内亚边疆视角和世界史视角研究清朝就呈现出内亚草原帝国和早期现代帝国模式。其实这两种学术渊源都可追溯到欧文·拉铁摩尔、傅礼初等早期学者的理论探讨之中。这些研究视角在某种程度上补正我们在开展史学研究之时,有时形成的"中原中心论"和"汉本位"的史观局限,这些思维定势往往是中国学者耳濡目染于汉文史料的自然结果,因为那些汉文史料弥漫着一种固有的"华夷观"或"传统天下观"。不过,从另一方面而言,一些西方学者也往往缺乏对中国整个历史脉络的把握,有时甚至他们的历史分析如认为清朝不属于中国的奇谈怪论,这也是需要我们加以批判从而正本清源。

十五至十六世纪江南粮长的动向与高乡市镇的兴起--以太仓璜泾赵市为例

15—16世纪,江南高乡地带出现了以姓氏命名的新兴市镇,创市者有不少是明前期永充粮长制下的世袭粮长。高乡地带的开发历程自元朝海漕时代开启,不同时期社会机制的变化,影响着其间乡村权势的演变和经济格局的变迁。这说明16世纪下半叶以后的江南市镇全景,其实是不同时代成立的市镇"层累"发展的结果,这一"层累"发展的过程,折射出明初以后江南社会经济结构的延续和内在转变。

三重关系互动中的回族认同

回族认同理论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对“回回”认同的不同理解。从回族与其他民族的 关系以及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这个互动视角来把握和理解回族认同,是界定回族认同的一种比较宏 观的分析方法。回族在与其他民族的互动中,展现出与伊斯兰教有关联的回族内在特征以及自身 性质和自身特点中那些已经被涵化了的汉文化属性,并以此区别于其他民族。国家政权则整合和 强化了回族认同。对回族认同的界定,应有一种历史的眼光,应从回族与其他民族以及与国家政 权的关系,从回族形成、发展及演变的整个过程来加以综合考察。

明中后期浙江沿海“军图”初探

"军图"是明代中叶开始州县对军户管理的新措施。就浙江而言,"军图"设置主要集中在嘉靖、万历时期,分布于温州府沿海各县。"军图"的设置,是军管区与民政区冲突与协调在基层组织上的表现,体现了不同户籍人群参与浙江沿海开发的过程,也反映了明中叶以后图甲制演变的基本趋势。

明代大藤峡之役屡开鲜效的环境因素分析

在"东盐西运"与"西米东运"的推动下,明代西江干道逐步确立起在两广商贸中的枢纽地位,而大藤峡则控制着这条枢纽的咽喉。从正统年间开始,明廷加强了对大藤峡控制权的争夺,并在成化元年及嘉靖七年、嘉靖十八年发动了三次大的征讨,即所谓的"藤峡三大征"。但是,在岭南特殊的地域环境下,传统时期的山地战受环境的制约尤为突出,正是在季节战争模式、山地地势、道路等综合环境因素的限制下,官方在大藤峡地区始终没有取得全面的胜利。

制度替换与“延续”：明清赣南基层行政组织之演变

晚清赣南盗贼问题突出,不仅"内匪"十分严重,"外匪"活动也很猖獗,使得南赣地区重新走向王朝"边缘化"管理之下。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吉南赣宁道长官江毓昌在龙南、全南、定南大力推行保甲、族禁和兴办学堂,在全南等地采取堡、乡、村、墟、牌形式来组织乡村社会,并与闽粤诸省采取联合行动,成立由赣粤绅士轮流坐班的四安总局。这些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显示吉南赣宁道担当起了类似"南赣巡抚"的角色,说明社会实际的需要可能导致一项新的巡道制度来替代已经迁改的"南赣巡抚"制度,且赋予赣南基层行政组织更为深刻的历史内涵。

北魏八部制政区新探——兼论司州政区的若干问题

北魏天兴元年,在"正封畿,制郊甸"的政策下,道武帝首先完成"正封畿"以及"八国"的设置。道武帝最初设置的"八国",延续了拓跋魏立国策略"离散部落""分土定居"的内在逻辑。至天兴二年初建司州,"正封畿,制郊甸"的政策设计方见轮廓。其后,八部政区与司州政区的变动皆以此为基础拓展、演化。至天赐年间,司州政治地理的一系列变动引发八部突破畿内与畿外的地理界限,形成以"八部五百里"为新界的政治地理格局。在八部政区之内,道武帝因地设置鲜卑官号,位亚牧守,与郡县分民而治。秉承八国制而改置的六部大人,通过进入爵制序列体系,将部制政区定格为与州等级的特别行政区。而道武帝所开创的部制政区与司州相互联结的政治地理进程,亦随之消沉。

康熙朝恪靖公主汤沐邑的经营管理

有清一代,“满蒙联姻”作为“南不封王,北不断亲”政策结构中的重要一环,是在清皇室与蒙古诸部政治关系演变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特定的政治内涵与传承。作为政策传承的纽带——降嫁蒙古的公主,在满蒙联姻政治内涵中,常被附加“汤沐邑”①的政策设置,用以支撑公主和额驸府邸生活。《史记·平准书》曰:“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②公主汤沐邑为“私奉养”,即以征敛封邑内民人租赋作为食禄,无需上交中央。

明嘉靖年间《户部题稿》及其价值

奏议是古代臣下向帝王上书奏事文本的总称，可以反映当时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状况，是史学研究者了解和研究历史问题较为可靠的一手资料之一，其学术价值极高。中华书局于2013年影印出版的《明抄本奏议十种》中收录的明代奏议抄本十种，均属罕见文献，其中有数种是首次公开出版，如《户部题稿》《鲁府招》《楚王案》等，至今未见有其他出版物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