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特征、问题及改革——对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历史学分析

学术界普遍认为,日本当代经济体制是为适应日本战后的经济环境、经战后改革而形成的,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本文指出近些年来,强调日本战时经济体制是战后经济体制的原型,认为二者的关系是未经战后改革而割断的"持续"关系,已成为一股强劲的学术潮流,传统观点已遭到动摇。本文还提出了日本经济体制的几项特征,对这些特征逐项进行了扼要的历史考察,并论述了日本战时经济体制的历史作用,以及当今日本的改革所面临的根本问题。

作为后现代主义史学范式的“中国中心观”

保罗·柯文的“中国中心观”针对“冲击-反应”等美国汉学经典范式,提出抛弃“以西方为中心”的外部视角,改为“以中国为中心”的观点来重新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中国中心观”虽然确有推陈出新之处,但受后现代主义史学影响,这一范式对主客观历史进行了模糊化处理,在倡导“以中国为中心”的同时,又极力否定中国历史的客观主体性,极有可能演化为“失去中国本位的中国史研究”。因此,中国历史学家在推介“中国中心观”的过程中,应该运用“唯物史观”对其进行更正,使之适应中国学术发展的需求。

晚清绍兴与上海的经济联系述论

晚清时期,与上海开埠及江南地区近代经济和交通运输等业的发展同步,绍兴与上海的经济联系空前紧密,从多方面有力地推动了两地间经济的互补互动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近代化进程。

第三轮上海“方志志”编纂刍议

地方志作为我国优秀文化遗产,地方历史与现状的重要载体,按照法规要求每20年编修一次,第三轮新方志编修即将兴起。以地方志事业为记载对象的“方志志”也将成为第三轮新方志编修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术界对此尚缺乏探讨。本文以上海为例,通过对首轮、二轮市志、区(县)志有关方志事业记载情况的梳理,认为上海新方志设置“方志志”已成共识,“方志志”在记述时限上以“不完全通纪体”为宜,在事业范围上应多业并举,市、区“方志志”在篇目、内容、记述方式上应有明确的分工,并就编纂中应注意的问题提出看法。

中国近代政体变革的知识化方案——基于清末民初“国民必读”类读本的历史观察

本文将清末民初“公教育”架构下出现的各类不同国民/公民读本还置于它们原初的历史脉络中,讨论了有关近代国家政体变革的早期知识化与普及方案。清末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类不同目标在近代中国作育国民的“公教育”方案中皆有体现,从县、省到朝廷相应组织编纂的各类国民/公民读本各有脉络,它们对近代国家转型的政体变革方案进行知识化的路径也并不一致:有的侧重政治认同,有的则偏向参与共同政治生活的实践性常识。从清末至民初政体变革与国民教育的发展来看,近代国家政治生活的知识化是在国家主导与社会参与两个框架下展开的,在新的三级制学堂体制内走向了普及化与专业化,在旧有的社会教化宣讲框架及日用类书出版传统中完成知识下渗与常识化。这与现代西方及明治日本主要由近代大学制度与政治学专业团体、期刊主导的政治学学科化有很大区别。这一历史脉络构成政治学学科在中国发生发展的一个颇为特殊的本土语境。

蔡京与宋辽关系及其历史书写

徽宗朝宋辽关系面临新的变化,崇宁年间,辽强力干涉宋夏战事,蔡京因对辽态度强硬而罢相,但并不主张与辽发生军事冲突,未有谋辽意图。政和年间,因女真兴起攻辽,辽内部发生危机,宋有意恢复燕云并与金联合攻辽。蔡京因“公相”身份奉徽宗之命参与了决策,但他认为在宋辽两国的南北对峙形势中,宋方处于军事劣势,谋辽并无胜算,故而反对谋辽及联金取燕,以致被边缘化,恢复燕云由徽宗、王黼、童贯小集体推进且在此过程中专制皇权进一步加强。史籍中蔡京主持谋辽形象的形成,是因其“公相”身份及其在徽宗朝久相,在靖康否定徽宗之政形势下为徽宗代责的结果。蔡京的反对者和同僚在私家著述中,出于和蔡京划清界限的需要,同样塑造了蔡京的谋辽形象。随着私家著述被采进实录等史籍,以及政治上否定蔡京的不断深化,蔡京谋辽的形象遂告定型。

卡特时期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历史考察——以美国对华经济评估为视角

卡特时期的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进程与政治关系正常化的发展轨迹基本重合。起先,因卡特总统本人轻视对华战略,美国国内的建交大辩论与执政初期卡特政府的对华经济评估并没有促使美国重视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使经贸正常化进程推延。在评估PRM-24及万斯访华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对美方“三大反建议”的驳斥及访华后卡特对万斯访华成果的误判共同造成了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的“倒退”。随后,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布热津斯基的访华方案得到了中方的认可,经贸关系正常化得以加速。而中美建交谈判期间双方在政治领域达成的一系列协议与共识则促成了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的最终实现。

《以斯帖记》希腊文A译本1—3章对波斯王的历史记忆

《以斯帖记》希腊文A译本是希腊化世界与犹太传统相碰撞的历史产物,常呈现与原有的希伯来传统不一样的历史记忆。关于犹太译者对故事中波斯王亚哈随鲁所持的态度,学者评价不一。对照M文本、B译本第1—3章解读A译本的对应章节可知,希腊文A译本之译者实有贬抑波斯国王之嫌。译者透过文字游戏,将波斯国王、宫里太监、反犹者哈曼置于同等地位,形成一组与犹太主角对立的阵营,进而影射对希腊化时期犹太民族并不友好的历史大环境。不同于希伯来传统对波斯君主所持相对正面的态度,A译本之译者对亚哈随鲁的刻画更符合同时代希腊知识精英对波斯帝国的想象。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守实的“中国史学史”教研述论

20世纪60年代初,陈守实最先在复旦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这与他早期接受的学术训练、治学脉络的展开以及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在教学中,陈守实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史论结合的角度对史学发展历程作批判性的叙述,注重揭示学术自身的内在矛盾及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同时强调对先前史学成果的批判性吸收,具有鲜明的理论思考与现实关怀色彩。陈守实的“中国史学史”教研实践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率先更新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通行陈述体系,在新时期“中国史学史”教学与研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迄今仍具有重要意义。

1872年上海牛瘟与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因应

近代以降,随着上海开埠和租界建立,本地牛肉市场开始形成并迅速发展。由于管理的失当和对牛瘟病理的不了解,自1868年开始,上海频繁发生牛瘟。1872年,法国进口牛群携带的病毒传入公共租界,由此引发了上海开埠以来规模较大的一次牛瘟。海关医官亨德森等人对此次牛瘟进行了详细的记录,推动工部局采取政策以遏止疫情蔓延。此外,疫情期间,还发生了反映华洋矛盾的明记控基尔案。这一案件的败诉,促使工部局采取措施进一步扩大市政权力,以应对突发的公共事件。这亦在客观上推动了近代上海公共卫生的规范化。

所谓班固撰《高祖沛泗水亭碑铭》再认识

中古以降,所谓班固撰《高祖沛泗水亭碑铭》流传甚广,见于多种史注、地志、类书、政书等。宋人编《古文苑》收录了包括《十八侯铭》在内的完整铭文。从结构与内容看,这是一篇由“序文”和“正文”构成且旨在“叙将十八,赞述股肱”的东汉作品。表面上对应高祖功臣“十八侯”,真正的话语模板却是东汉“中兴二十八将”,是明帝永平年间确立这一新制后的产物。这一作品对应一尊立于沛县泗水亭高祖庙前的巨大石碑,并非东汉前期班固奉章帝之命撰作,或与丰县的“高祖感应碑”一样,同为桓帝延熹十年丰令刘亹所立。碑文传为班固作品乃至收入文集,与南朝后期“汉书学”的发达有关。

哲学的解读与古典的语境:试析《俄狄浦斯王》的阅读策略

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作为希腊悲剧的典范,是一部在西方思想界被解读得最多的作品,对它的解读,能够生发开去的面向很多,不同的解读视角能够带来不同的阅读和观剧效果。本文试图在是跟从现代诸思潮还是返回古典语境这一问题意识的基础上讨论,哲学式的解读是要把读者引向怎样的一种方向?而关注古典语境的阅读立场又能给读者带来怎样的阅读体验?并最终认为任何解读都应该紧扣文本,在借鉴现代思想找寻切入角度和方法论的同时,也要警惕现代思潮和方法理论本身的局限性,要注意理论的有效性边界何在。

社会主义是新型的社会经济形态——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坚实根基

对于各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解决好人心和力量问题,需要正确认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新时代能否巩固地建立和健康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关键。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所作的一种全新的解释。列宁去世后不久,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被确定为判断是否为社会主义的三大标准,形成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实际,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随后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很快确认了俄国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社会主义的合理性、权威性。基于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中国社会主义成功经验与挫折教训深刻的历史总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论,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再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反映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认识在一步步深化,也一步步增强了自信。新时代统一战线坚如磐石的基础,就在于社会主义这一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形态。

第三轮志书编纂初探

二轮修志已全面完成,三轮修志成了关注的热点。本文在系统梳理第三轮志书的规划与启动概况的基础上,重点对三轮修志顶层设计进行了讨论,认为国家规划的区域综合志应增加乡镇志,设省、市、县、乡镇四级;县(区)规划内志书应以“一部志+系列志”为主,“一部志”为辅;省级志书规划,“多系列志”“单系列志”“一部志+系列志”均可,各省应因地制宜;区域综合志以编成“不完全通纪”或“非典型断代”型为好,下限在省内应统一;积极拥抱新技术,提倡互联网修志。本文还就提高志书质量提出了至少要处理好四种关系。

重谈汉初豫章郡地望及沿革

传统观点以为,汉初豫章郡属淮南国,在今赣南。仔细梳理西汉文献所记汉初史事,豫章郡应属吴国,在今皖南。豫章郡因治于故鄣县,又名“故鄣郡”。魏晋时期,讹“故鄣郡”为“鄣郡”。汉初豫章郡先后属楚王韩信、荆王刘贾、吴王刘濞。《史记》所记淮南王英布、长沙王吴芮领有豫章郡乃“虚封”。景帝三年,汉廷将豫章郡一分为二,北部并入江都国;南部与庐江郡合并,改称“庐江豫章郡”。传世汉代封泥“庐江豫守”,即“庐江豫章郡守”,而非以往认为的庐江国豫章郡守。景、武之际,江淮之间另立庐江郡,汉廷更庐江豫章郡为豫章郡。元封二年,武帝从豫章郡中分置丹阳郡,豫章郡从此仅辖赣江流域,遂有《汉书·地理志》之规模。

钱季寅与中医文化运动:关于民国时期“中医文化”概念的讨论

“中医文化”并非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传统概念,它是20世纪随着“文明”和“文化”概念传入中国后,发展起来的一个新概念。通过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一场文化事件——“中医文化运动”,分析钱季寅在主持中医书局短短几年时间里,为推进中医文化建设而制定的策略和使用的方法,由此探讨近代中国学界对“中医文化”的不同认知、中医界宣传中医文化的方法,以及“中医文化”与中医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

舜的中国意义

舜形象的建构对中国历史有两个重要意义:第一是以孝为核心的家族伦理发展出国家政治原则;第二是树立以文化提升为本的民族融合原则,形成“用夏变夷”的理论。前者建立了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传统;后者建立文化民族自强不息、日益向上的文化标准。

“公义”:中国古代的天下正义

中国古代的“公义”,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君王所代表的“众人之公义”,即由君长所代表或宣示的、得到众人认同的认识、理念以及共同遵守的原则、规范;二是“天下之公义”,是天下之人共同认可、遵守的原则与规范。“公义”的基本内涵包括公共、公平与公正。“公共”的核心是“天下为公”,天下之人得“共有”“共享”天下,且为天下之事共同负责;“公平”的核心在于待人平等,各用其能,评价标准一致;“公正”的核心是正直,为人处事居中持正,无偏无倚。“公义”的“公天下”理念不仅为王朝国家及其兴亡更替提供了正当性,也是规范、约束统治者行为的重要根据;其“公平”理念则为政治平等、经济均平的诉求奠定了基础,并促使统治者尽可能维护政治参与的公共性与社会公平;其“公正”理念则影响了古代道德伦理体系的建构与发展,成为“为政”的道德标准之一。中国古代的“公义”发挥了政治正义与社会正义的作用,是具有普适价值的“天下正义”。

文化史的背阴面——从胡适、杨联陞对中古中国宗教的通信说起

本文从1950年代胡适和杨联陞关于中古宗教自扑自搏风习的通信说起,讲到早期道教的若干奇特传统,并讨论一个文化史上的大问题,即周孔以后,中古华夏主流是否已经文明。特别要指出,由于过去的文化史或文明史,往往忽略这种背阴面的叙述,使得传统中国形成张灏先生所说“幽暗意识”的缺失。而文化史或文明史如果忽略华夏文化的背阴面,会使人们对传统失去警戒与畏惧,沉湎于非历史的乐观和自我想象中。

晚明卫所与州县关系探研——以泗州卫月粮为线索

晚明卫所月粮的普遍短缺不仅损害了军士的利益,也影响了卫所与州县的关系。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晚明泗州卫月粮久缺,并与泗州地方政府产生了诸多冲突。有别于传统的晚明卫所、军户地位低下的认识,在与泗州各类冲突中,泗州卫占有明显优势,呈现出军强民弱的状态,打破了卫所与州县间旧有的平衡。针对出现的问题,朝廷与泗州曾试图整改,但均未能奏效。这种与传统认识不同的军、民关系状态并非泗州卫独有,凤阳也存在类似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