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都市之间:上海劳模形象建构与流变的个案研究(1949—1963)

黄宝妹最初以全国劳动模范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但她积极引领潮流、打扮入时,极大地区别于传统纺织女工的形象。尽管有关方面一度纠正青年女工中存在的"消费主义,向往奢侈的资产阶级生活"之倾向,但黄宝妹享有国家设置的政治正确性与阶级优越性,一方面迎合了当时上海隐而不彰的灰色情调,回应了其都市文化中有关时尚的记忆;另一方面,她成为上海显示城市地位的标志和中共暗示工人阶级优越性的样板,更成为在国际舞台上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代言人。阶级出身、政治身份、女性特质是摩登劳模形成的关键,中共塑造"工人阶级"在表达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张力是其存在的空间,而国家性与上海地方性之间的共谋共生则推动了这一形象的流行。

历史证据：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的思考与脉络

历史证据作为重要的历史学概念,自19世纪末叶以来逐步被西方历史学家与历史哲学家从实践工作角度与观念建构角度加以研究。从实在论、观念论、分析哲学与后现代主义等立场出发,历史证据日渐被界定为历史建构的要素之一,是确信而非确定的。历史证据研究力图把历史探究与历史编纂、外在事物和内心思想两个层面结合起来。

“摩登”与“爱国”——1934年“妇女国货年”运动述论

1934年被社会各界公定为妇女国货年。在妇女国货年运动中,妇女被推至国货运动的前台,承担起振兴国货的责任。社会各界力图通过社会舆论重塑"摩登"的含义,以及借助于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使妇女的日常消费行为政治化,并企图借此影响都市妇女时下流行的消费文化。妇女国货年运动反映了作为国货主要消费群体的都市妇女与国货运动的关系,它的失败暴露了近代国货运动存在的一些问题。

从“麻雀”到“害人鸟”:五十年代中后期灭雀运动的话语逻辑

20世纪50年代,"麻雀"成为"害人鸟"的话语塑造与同时期开展的整风运动到反右派斗争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双百"到"整风"使"麻雀"成为讨论热点,反右派斗争的推进则使麻雀问题日益被赋予政治意义,逐渐被塑造成"害人鸟"。上海舆论宣传领域反右派斗争进程中的关键事件在"麻雀"与"运动"间建立起种种或明或隐的关联。无论是作为"科学范畴"的讨论,还是以"社会运动"叙述模式呈现的"麻雀"问题讨论,归根结底都是作为舆论宣传的不同表现形式,展示出多重关系的复杂历史图景。

商权、财政与党争——中国银行“民六则例风波”述论

1917年中国银行通过“民六则例”,旨在扩大商股权力,摆脱北洋政府控制。安福系上台后欲图控制中行以资党争,要求恢复旧则例,由此引发安福系控制的国会、政府与商股股东之间的新旧则例之争。则例风波中中国银行与政府财政、党派斗争之间的复杂关系反映了中行的双重身份及其发展困惑,以及商人在金融领域话语权的增强,暴露了北洋政府时期央行制度的缺失。

关于北魏几个将军号的考释

北魏前期曾经创置过一批未见于之前史籍记载的将军号，其中以春秋战国时代方国名字命名的将军号占有很大的比例。在泰常七年北魏攻宋的战役中，主要军事将领都带有此类将军号。分析他们之间的隶属关系与爵位高低，可以推断出这类将军号的迁转序列。而带有这些将军号的军事长官的人选变化，也反映出北魏内部军事结构的变迁。

角力上海:伪中央储备银行成立及其原因探析

伪中央储备银行(以下简称中储行)是汪精卫为代表的傀儡政府的中央银行。其成立过程一波三折,反映了汪伪政府、日本政府和重庆国民政府三方的复杂关系。一方面,日本政府在其成立前期持消极态度,后在汪伪政府一再的请求下,转而积极扶植中储行。另一方面,重庆国民政府则极力阻止中储行的成立。本文通过分析抗战时期三方在上海金融市场上的矛盾关系和斗争过程,来考察中储行成立的原因。

清末沪商的民族认同心理--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沪商爱国言行的一项综合考察

清末,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沪商,在民族危亡、国弱民穷的刺激下,以言论与行动表达着自己对国家、民族的关爱之情,体现出其意识形态中的民族认同心理。沪商这种民族认同感的萌发并非历史偶然,它既是民族危机空前激化的产物,又是在上海特殊商业环境中沪商对自身价值与使命深刻理解的结果,其主要表现在民族实体、统一疆域内的国家主权与中外关系等3个方面。也正是在这种民族认同意识的感召下,沪商超越了各自狭隘群体的限制,将眼光从自己的身家移向整个国家和民族,在挣脱列强对中国的欺凌与奴役、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尊严的大旗下拓展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图景——王先明《乡路漫漫:20世纪之中国乡村(1901-1949)》评析

乡村问题是自民国时期就已经备受各界关注的研究领域。20世纪五六十年代萧公权先生对19世纪中国乡村问题的讨论,影响深远。而20世纪中国之乡村问题,由于蕴含博大、头绪繁杂、多重变革且结论多有歧异与论争,目前可见的区域化、微观性和个案研究居多,尚未见有较为系统性的知识建构与长程研究。王先明教授近著《乡路漫漫:20世纪之中国乡村(1901-1949)》的出版,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学术缺憾。可以说,无论从谋篇结构、问题意识、理论方法、还是历史解释上,《乡路漫漫》一书将大大加深中国乡村史研究的空间与内涵,是一部较具价值、高水平的学术著作。

催科为重:清初浙江迁海的善后作为

清初迁海后,地方官府需要处理相关的善后问题,重点是民生安置与赋税问题。朝廷下达了安置百姓的指令,浙江在巡抚朱昌祚的主持下制定了迁民安置方案,但该方案本身缺乏可行性,朝廷也未给予必要的支持,最终实效不大,迁民大量地沦为饥民。迁海之后,界外田地被弃置,然清廷仍要求全额征收当年的赋税,并继续催征历年逋欠。浙江官员一再恳请蠲免,但朝廷坚持全额征收,并严厉惩处催征不力的府县官员,迫使地方官府将工作重点转向催科。迁界对百姓生计造成了严重影响,其善后工作本应以安抚迁民、保全民生为目标,尽管浙江巡抚也有意抚民,但在朝廷的强力干预下,地方官府实际仅专注于赋税催征,使"善后"变成了对迁民的深度搜刮,是酿成民生灾难的重要原因。

王莽围绕时令的礼仪与职官改革——从古典国制的视角出发

依时行政是古代政治文化中的经典标准,但早期时政理论并不严格,且理论来源是阴阳家基于四时消息的宇宙神秘知识。西汉中晚期,时令知识褪去阴阳家色彩而贴上了儒家经典标签,依时行政理论也日趋严格。在这一转变中,王莽围绕时令的礼仪与职官改革起到了关键作用,包括:首度建成了月令明堂,并在其中加入了礼乐宗法因素;首度施行了迎时礼,并在其中加入了郊祀五帝内容;首度将神话中司掌时令的职官羲和人间化,并赋予其掌教化的职能。王莽上述举措进一步凸显出时令知识的儒家王命属性,也为依时行政理论的整备化与严格实行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王莽的改革成果并未随着政权的短命而废止,而是树立起可供效仿的"古典国制"并被后世王朝继承。因此,当我们审视中国古代依时行政这一经典政治标准时,王莽发挥的作用及其呈现的普遍意义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明代凤阳赋役优待探研

众多史料记载,明太祖赐予凤阳百姓特殊的赋役优待,后人遂认为凤阳县全部百姓得以免除赋役,或土民无需承担任何赋役,但这些认识均不正确。明代凤阳民户被分为土民与编民。只有土民中数量极少的特殊群体——"亲邻二十家"享有全免赋役的优待;普通土民以供应皇陵祭祀、值守洒扫代替田赋,承担相对较轻的丁赋和徭役杂差;编民正常承担各项赋役,不享受优待政策。赋役优待政策的实施并没有如明太祖所愿,使土民享受富足的生活,但客观上有效地减少了土民人口的流失,极大地改变了凤阳县的人口构成。

神谕与希罗多德式叙事——以吕底亚故事为例

本文试图运用叙事学中的"叙事时间"理论,以《历史》中的吕底亚故事为例,探讨神谕与希罗多德的叙事之间的关系。在与神谕相关的叙述中,希罗多德应用预述、倒述、缓述和重述等多种叙事手法,这些都以神谕的应验为前提。因此,希罗多德在叙述中呈现的是相信神谕的态度。但当今一些学者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指出,希罗多德所引用的神谕大多是不真实的。然而,如若回到古希腊的语境中,我们就会发现,希罗多德记载的神谕故事是大众所认可的"真实的"过去。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希罗多德以神谕及其应验来构筑叙事,这也并不意味着他在提供颂扬神谕的传说。

思想的历程--阎照祥教授著《英国政治思想史》读后

阎照祥教授的《英国政治思想史》是我国第一部由历史学家独立撰写的英国政治思想史著作。它以国内外思想史研究成果为基础,全面展示了英国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并对其特点做了深刻剖析。在研究方法上,该书突破了对文本进行逻辑解读的方法,转而关注政治思想发生的历史场景,强调其产生的社会语境,用历史的方法研究政治思想。在研究对象上,该书不局限于伟大思想家及其书写的经典文本,而是将研究范围扩展至为政治思想提供资源的各个方面。

从无政府主义到国粹思想——论钱玄同思想的师承因素(1906-1908)

从1905年年底留学日本到1908年,钱玄同受到鶭利彦、大杉荣、吴稚晖、刘师培、章太炎等中日学者无政府主义的交错影响。同时,他对章太炎、刘师培等人提倡的国粹思想也多有吸收。最后,钱玄同由无政府主义转向国粹思想,影响其思想变化最深的是章太炎。章太炎齐物哲学与无政府主义、国粹思想的相通性,对钱玄同的思想转变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清代的户口循环册

户口循环册（下文简称循环册）①是清代保甲制度中的册籍之一，与保甲册、保甲门牌等均为清代户籍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户口循环册由循册和环册两部分组成，一存官府处，一存保甲长处。相关人员将规定内容填写后，在规定时间内呈送官府核查、缴换。循去环来，循环往复。循环册记载了辖区居民的居地、丁口、年龄、田产、职业等多项内容，随时修改，动态管理，并有单独的特殊人群登记，为政府了解人口的流动提供了较为直接的证据。现存清代户口循环册多为清代后期，清代中前期的相关资料有待进一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