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知青时代的知青历史书写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地位。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末戛然而止，而对这一段牵涉到1700多万人乃至更多人的历史书写也几乎同时开始。

反叛·视野与人文情怀——由汤因比看20世纪西方史学之变化

20世纪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变革时代。在时代的映照下,20世纪的西方史学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就其大势而言,它是一个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的时代。在这个世纪50年代中叶,西方史学发生了一次新的转向。自70年代末以来,当代西方史学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重大变化,令国际史学界瞩目。显然,西方史学新陈代谢的过程加快了,至于它日后的发展趋势及其走向,我们且拭目以待。为此,本刊特意组织了这次笔谈,专门就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的变革及其走向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以飨读者。

近代上海与长江三角洲的邮电通讯

1843年上海开埠后,逐渐成为中国的工业、商贸和金融中心,在此期间电讯、邮政亦获得同步发展,与毗邻的长江三角洲的联系尤为密切,明显促进了彼此间经济的互动和发展。

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民生主义”

现代中国的思想图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由"主义"所营造的,各种"主义"也成为解读近代中国历史最为基本的资源。这里所要检讨的是"民生主义"在抗战期间及战后所引发的回响。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于20世纪30、40年代,很容易就会发现,"三民主义"中之"民生主义"得到更多关注,构成抗战建国纲领的基本内容,而在知识分子中也形成了这样的主导价值——"政治民主,经济平等"。对此的审视,或可对"民生主义"所展现的意义,有新的认知。

早期人类的火:从天而降到走上神坛

火原本是自然的专利，只因一次偶然，火被带到人间，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无火时代到有火时代，人类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火的使用加快了人类成为自然主人的进化历程，促进了人类社会组织的形成与完善，为人类宗教文化生活添加了新元素，同时火登上人类祭祀的神坛，成为人崇拜的力量。

日寇占港期间劫掠冯平山图书馆之始末

日寇占港期间劫掠冯平山图书馆，在日本侵华史抑或抗日战争史上是一件颇有影响的事件。本文拟阐释其来龙去脉，从冯平山图书馆的创设和藏书的地位作用，日军对它的巡视、查封、劫掠，陈君葆馆长等为保护馆藏和存书所作的不懈努力，被劫往日本的图书的返回故土诸方面展开；从迄止1946年11月，中央图书馆存寄在香港的图书尚有诸多下落不明者及已从日本返回故土的图书情况，说明对日清查和索回被劫去的图书仍是当前和今后的责任和义务，以此夯实中日关系健康持久发展的思想文化基础。

论希罗多德的“探究”是何以成为“历史”的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不少学者从书写风格、叙事方式、材料的使用以及写作的目的和动机等多方面,质疑希罗多德历史书写的真实性,进而否认其作为史家的身份以及古典史学与现代史学之间的传承关系。面对诸如此类的质疑与挑战,又有许多学者撰文维护希罗多德作为史家的声誉。本文正是以希罗多德研究中这两种学术思潮为背景,通过对希罗多德著作产生的思想背景、文化语境及其作者的写作方式和叙事逻辑等方面的考察,力图从思想史的角度综合论证,希罗多德所开创的这种写作体裁是古代希腊人一种新的认知方式,它与后世的"历史学"有着实质性的关联与承接关系。

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的中国声音——以近十年来青年学者的相关论著为中心

中国学者对20世纪西方史学的研究,已不再沉默,特别自1978年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是,近十年来,我国青年学者研究现当代西方史学的论著相继出版,更是一种"中国好声音"。他们以自己的话语,有力地回应了国际史学界。中国史学走向世界,在与世界史学互动中前行,这是我国史学界多年来的夙愿和梦想。这个未来的目标,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会在中国从"史学大国"走向"史学强国"的进程中实现。在这一进程中,我国青年史学家更应当拿出能体现中国史学特色的优秀成果,成为中外(西)史学交流的急先锋,在重绘世界史学地图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

是什么造就了文明发展的走向——20世纪初年欧洲历史的反思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创了世界文明历史的新篇,在正负两方面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遗产。高涨的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持续引发历史悲剧,而以英法为代表的国家则在战后走出了一条具有示范性的新文明发展道路。不同的国家走向了不同的文明发展道路,从而不同的民族、人群具有了不同的历史命运。历史学研究者必须思考、探讨与回答是什么造就一个民族文明发展的方向,从而避免悲剧的再度重演。

民初“思想界”解析——报刊媒介与读书人的生活形态

基于报刊媒介所营造的思想环境,及读书人由此展现的新的生活形态,以解析民国初年之"思想界",是本文的中心论旨。一方面试图说明报刊经历晚清的发展到民国时期有什么新的变化,但这里所说的变化,主要不是指量的变化,而是指传播媒介与思想、政治、社会之间的互动。通过这样的研究以检讨民初由报刊所营造的思想环境有怎样的特征;另一方面则试图结合读书人与报刊的互动,尤其是身处大学校园的读书人与报刊的关联,审视读书人的生活形态呈现出的新的特性。无论什么时候,读书人总有展现其身份意义的象征,民初读书人也不例外。透过报刊与大学及读书人的互动,或者可以更好说明民初的思想环境对读书人的塑造,也有助于对民初"思想界"更好的把握。

辽代斡鲁朵管理体制研究

辽代的斡鲁朵,其内涵是皇帝游徙中所居"行宫";它还有广阔的外延,即一支直属于皇帝的力量和管理这支力量的机构与制度。这支力量由数以十万计的人户以及由这些人户所出的骑军构成。斡鲁朵下属的宫分户由石烈、抹里、瓦里、闸撒等基层机构管理,它们的上级部门是提辖司。后者有固定驻地,负责对斡鲁朵所属人户的日常管理,使斡鲁朵体系得以顺利运作。斡鲁朵下辖机构与人户的空间分布,在辽代有一个南移的过程,表明斡鲁朵之主要功能渐由"制内"转向"防外",与部族、州县等在功能上趋同。但是,直至辽末,斡鲁朵仍然在皇帝的掌控之中,并未与两枢密院统管的政府体系合流。

Eunomia:梭伦的理想政制

雅典早期立法者梭伦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和法律改革旨在实现一种被称作Eunomia的理想城邦秩序。梭伦在《致城邦》一诗中所歌颂的Eunomia,是体现了"分配性正义"的城邦政治秩序。但在具体的诗歌表演情境中,梭伦的Eunomia观念超越了政治活动所能企达的层面,将Eunomia的实现最终建立在心智的层面上,实现了心智秩序与理想政治秩序的结合。因此,作为诗人与作为立法者的梭伦相互补充,梭伦的诗歌并非政治宣传的工具,其诗性特质从一个更深的层面驾驭政治功能。

当代学术话语建设:一个长时段的思考

提出中国学术话语的建设问题，非自今日始，甚至可以说，这实际是近代以来时有浮现的问题。问题之实质，是缘于“他者”的影响，肇端于晚清所遭逢的“三千年来所未有之变局”。正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近代中国学术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中逐步成长起来的。既如此，也有必要将此置于近代中国思想学术发展较为长程的时段加以考量。基于此，则不仅问题之缘起便于把握，同时亦可注意到，类似的问题发展至今日仍然引起热议，检讨的方向或也需要有所调整。如若不然，则百余年来无非是不断重复以往的话题，难以使问题得以深化。

“文明形态史”研究补遗——影响斯宾格勒与汤因比的三位学者及其理论

在文明形态史学科领域,有三位几乎被中国学术界忽略的学者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作为"文明形态史的先驱者",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在《俄国和欧洲》中提出以"文化.历史类型"为单位考察历史,比斯宾格勒发表《西方的没落》早了近半个世纪。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提出的"文化样式论",不仅对斯宾格勒提出的文化核心要素是"基本象征"并不可传播的观点进行了批驳,而且影响了菲利普.巴格比,使后者在廓清文化和文明概念的基础上,将文明分为"大文明"和"周边文明",给予了阿诺尔德.汤因比重要启示。汤因比将文明分为"独立文明"和"卫星文明",实质上就是巴格比文明分类的翻版。

张謇与清末宪政史知识的译介与传播

20世纪初年在仿效西方和日本实行立宪改革这一点上,中国的官方和民间已经取得了基本的共识,但对中国的立宪道路应采取"虚君立宪"的英国模式还是"实君立宪"的日本模式仍然意见不一。张謇没有明确提出过中国的立宪政体究竟应该采取"英国模式"抑或"日本模式",而是在其主持下的翰墨林书局首先将《日本议会史》和《英国国会史》译成汉语,将两种模式的宪政知识传输给国人。从对作为西方立宪政治源头、典范的英国宪政历史模式,到作为东方仿行宪政成功典范的日本宪政历史模式的考察,以及对宪政思想和实践的中学源流的研究,构成了清末对宪政思想及其历史的相对完整且多视角的认知体系。正是由于在张謇主持译刊的宪政与宪政史译著的相继问世,不仅为近代中国的宪政理论的建构和实践的运作,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资源,而且启发和带动了清末宪政史一波又一波的译刊高潮。

从《日记言行》手稿看梁发的宗教观念

作为19世纪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文本布道"策略的代为执行者,梁发不仅发挥其印工的技术特长,且潜心宗教学习并以中国教徒的立场尝试写作,由此在自身的作品中生发出一套独特的宗教观念体系。从《日记言行》手稿以及伦敦会案卷中相关书信材料可以看出,梁发作品中足以体现其跨文化与跨宗教意识形态的几个关键概念,即一神、福、祸、灵魂等。梁发作为"中介"在近代中西宗教、文化交流史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技术进步与晚清社会变迁

多年来,近代科学知识在晚清中国传播的研究成果丰硕,佳作甚多,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可为代表,相对冷门的地质学在华传播,也有专题论述（杨丽娟：《清末地质学的传入》,《自然科学史研究》2016年第3期）。较之抽象深奥的西学,那些新奇的西方技术及其制成品,令更多的中国人包括下层民众大开眼界,触动更直接。

"文革"时期上海社会的"非常"与"正常"--读《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

金大陆的新著《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选定"非常"与"正常"这两个对立而又紧密相连的视角,来审视"文革"时期的上海社会生活,为更好地了解"文革"这一特殊时期,打开了一扇新的视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