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鲍姆“民族主义”史学研究综述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1917—2012），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与“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过去与现在》期刊社的同仁们开创了新社会史学派。在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就。除了“时代四部曲”等一些著作涉及民族主义研究之外，还有一些关于民族主义的专门论著。

在宗藩体制与国际公法之间:晚清中朝秩序的重新建构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中朝关系在宗藩体制与国际公法双重秩序下演进。清政府开始在中朝宗藩关系中策略性地引入国际法:既以条约不可违犯的国际法规范遏制日本对朝鲜的野心,又利用某些"自然天成"的自然法学说来强化宗藩秩序的"天然理性"。尽管宗藩观念与国际公法在属国、主权等问题上存在分歧,清政府却对国际法有意误读与取舍,实现宗藩关系的自适性调整,主要体现于:运用国际法的均势理论建构朝鲜半岛国际均势;通过通商条约和贸易章程塑造朝鲜二元国际身份;按"属国体制"建立朝鲜近代驻外使臣制度。总体而言,宗藩体制引入国际法,以维护中国宗主国身份和朝鲜附属国地位为依归;宗藩关系对国际法的利用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屡屡在国际法的支援下实现因应调适。宗藩体制与国际法的繁杂关系,展现了晚清中国面对西方国际关系冲击的本土立场和向近代外交转型的内在动力。

问渠那得清如许：《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新书恳谈会纪要

时间:2019年6月23日(周日)14:00-16:00,地点: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南京市广州路173号),主持人:姜小青(凤凰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嘉宾:潘光哲(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胡适纪念馆主任),张仲民(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教授),张文彦(青岛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全民阅读研究中心主任),李恭忠(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教授、副院长),主办: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凤凰出版社、先锋书店,记录整理:葛银丽(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

中西历史之“会通”与中国史学的转向

晚清知识界分别“新学”与“旧学”,相应地也区分了“中史”与“西史”。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中西历史之“会通”,影响着中国史学的转向。史学之走向“中心”,乃“经世致用”思想所催生;在“援西入中”过程中,“史学”作为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阐述。经历这些曲折,“史之意义与范围”等明显含有学科意识的问题为史家所关注。然而,史学学科的自主性,在史之范围愈益放大的同时,却成了问题,预示着史学作为现代学科在中国之确立,仍有其“未完成性”的一面。

魔灯镜影:18-20世纪中国早期幻灯的放映、制作与传播

17世纪中期,欧洲人发明了一种早期幻灯机,由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和商人带入中国。到19世纪后,幻灯作为新教传教士"科学传教"的重要工具,遍及中国内地,幻灯演讲和幻灯片也成为表达近代知识的重要载体。在17—19世纪全球知识环流的背景下,这种"西器"在指称、制造、应用、流通等方面都与中国本土旧有资源发生了复杂的互动。来自英国的近代教育技术和程式也因此成为中国内地教会演讲、口岸城市社会公共讲座、学堂科学教学的流行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知识精英聚集的具体形式和发言角色也发生了转变,从闭门结社转向对社会公众开放的"影灯演讲",并对"士"向"知识分子"的转变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科举的知识规划、考试实践与士子群体的知识养成

科举考试对于士子群体购阅书籍、储备知识等行为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自康熙朝以降,清代官方多次以皇帝的名义向各地颁行"御纂""御批""御定""钦定"等名目的各类书籍,并试图向科举制度渗透,以达到垂范士子、"道一风同"的目的。然而,清代乡会试衡文取士的实践却展现出重视首场乃至重视首场首艺的显著倾向,楷法的优劣也成为左右乡会试以外各项考试结果的关键因素,如此一来,科举考试的实践对官方的知识规划起到了"损之又损"、极度简化的作用。也因此,士子群体的阅读世界与知识世界往往偏重坊本制艺、试帖乃至闱墨、程文等文本,并多注意楷法的训练,从而与官方的期待渐行渐远。清代"历史知识"易涉忌讳的时代背景,外加考试实践对于史学的长期忽略,使得清代士子群体的"历史知识"尤其是关于本朝史事的知识极度匮乏,成为清代士子知识缺环的典型例证,也与晚清以来史学日益跃居"有用之学"乃至科举改制提高历史知识在考试中的比重与地位的趋向明显背离。

海东之国与未见之书：试论抄本《论语征》及其相关问题

本文以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抄本《论语征》为基础,对《论语征》一书的传入及传抄进行考证,并对此抄本中的序跋作了分析,并结合其他传入清代中国的日本书籍,进一步探讨此抄本所反映的乾嘉以降的士林风尚,以及中日之间的书籍交流与知识交流。乾嘉以降从日本输入书籍的渠道一直没有断绝,故日本存有中国未见之书已在晚清中国读书人中广为流传,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何晚清时期大批中国学人赴日以后马上就开展了十分活跃的访书刊书活动。

“以学殉时”:洪宪帝制期间的刘师培

关于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刘师培的言行事迹,特别是他为洪宪帝制所做文字宣传工作情况,不太为过去的研究者注意,有待补充重构之处颇多。笔者试图通过搜集更多的历史资料,重建有关事实和语境,尽可能展现刘师培为袁世凯规复帝制活动进行鼓吹的情况,其言论的大致内容以及引发的时人反应和舆论反响,进而将其同刘师培个人性格与遭际相结合进行讨论。

刘师培的四篇佚文

关于刘师培佚文的收集整理工作，万仕国先生已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所编的《刘申叔遗书补遗》中即辑录了多篇有关文字，①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大方便，笔者即从中深深获益。饶是如此，鉴于刘师培发表的很多文章散布于各地各种报刊中，研究者很难毕其功于一役，有漏网之鱼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