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源流新探——兼考辽金时期山西路

“山西”源流新探——兼考辽金时期山西路安介生清代率先对“山西”之名进行考定的是考据名家顾炎武，《日知录》卷３１“河东山西”条云：“河东、山西，一地也。唐之京师在关中，而其东则河，故谓之河东；元之京师在蓟门，而其西则山，故谓之山西，各自其畿甸之所近而言...

北宋初年山西向外移民考

北宋初年山西向外移民考安介生谈到历史上山西地区的向外大移民，人们自然就联想到明朝初年以“洪洞大槐树”为标志的山西居民的外迁。其实历史上山西地区人口迁移活动相当频繁复杂，就人口迁出而言，北魏孝文帝改制迁都实际上导致了一场山西北部（主要是雁北地区）人口大...

“三料”危机:华北平原传统农业生态特点分析

一、引言 本研究的区域限于黄河以北的华北平原地区,以民国时期的农村生态为研究对象。 乡村生态系统包括自然生态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两部分。自然生态系统基本上从属于自然,不受或较少受人类的干扰,其组成包括林地、草地、河流和一些野生动物。农业生态系统是人们利用农业生物与环境之间以及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建立起来的,按人类社会需求进行物质生产的有机整体。

市场作用下的近代西河棉区

所谓西河区是指河北省的西南地区,包括大清河、潴龙河、滹沱河、滏阳河的平原地带。本世纪初,此地区棉花由于主要是由天津以西的河流运输到天津,故又有“西河棉”之称。 由于棉花喜高燥肥沃之地,且须良好的灌溉条件,就河北省而言,西河地区显然较东部低洼地区具备这两方面的植棉优势。1933～1935年三年平均皮棉产量达150万担,是华北最大的产棉区,共有产棉县45个。

新旧《唐书·地理志》今山东部分纠谬

新旧《唐书·地理志》今山东部分纠谬吴松弟《旧唐书》和《新唐书》二书的地理部分，旧本错误较多。中华书局新标点本汲取前人考史成果，对书中的许多错误作了勘误。但笔者在编辑《两唐书地理志汇释》时①，发现中华本勘误未尽，且学者对其误处不少仍未纠正。为便于各地方...

试解“天人相分”何以衍生出“圣人”专制——兼补说“六不治”

本文论证认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于历举扁鹊医案以后,"病有六不治"的一段议论,可能与贾谊《治安策》(《陈政事疏》)开篇所谓"可为长太息者六"有相对应的关系,似乎暗示着,在"痛哭者一"逐渐解决的历史潮流中,出现了"流涕者二"随之克服的曙光,但是"长太息者六"将由弱变强,一语成谶,亦即"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蚤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所蕴的深意。同时认为,"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实指在司马迁看来,"阴阳并"之后汉武帝在信好鬼神上越走越远,对于"针道"可能产生的治疗作用视而不见,却万分警觉于"凡刺胸腹者,必避五藏"的忌讳,以至到江充制铜人针刺其腹,行嫁祸之事而成功的时候,武帝自身也终于陷于"藏气不定"之境,江充虽为诬陷,卫皇后和戾太子虽无辜,武帝却以自身行动坐实了这个空穴来风的诅咒。随着大规模迫害的展开,武帝"病"入膏肓。本文最终认为,"天人相分"何以衍生出"圣人"专制,实在是荀子学说的关键"内伤",与司马迁意图"超越"而着手建构的核心所在。关键可能就在于司马迁对荀子守"数"概念的继承与更新。

汉代江南城市与商业问题述论

两汉时期,江南城市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相应地带动了江南商业的进步。但由于生产水平、人口数量和城市密度等诸因素的制约,江南商品经济的整体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北方。

生活之重与戏剧之轻——与葛剑雄谈戏剧

在选择性很多的情况下，就要看政府、社会怎样影响和引导文化，把它放在什么样的地位上。像日本，早已将传统的歌舞伎、“能”定为国宝，很重视。他们定为国宝的，第一是政府扶植、企业资助；第二，它们的任务不是改革，不是适应社会的需要，而是保存。而我们却什么东西都要改革，

清代中期四川分府人口——以1812年数据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于嘉庆《四川通志》、府志、县志、《乾隆民数册》、嘉庆《大清一统志》等四种文献所载数据的分析 ,证明施坚雅在《四川通省民数册》中发现的错误在地方志中同样存在。施坚雅认为 ,嘉庆时期四川的户口数据是合理的 ,户口调查是认真的。然而 ,本文却证明嘉庆《四川通志》既存在对一大批县级户口的浮夸 ,也存在对一大批县级户口的低估 ,不加分析地使用嘉庆十七年户口数据仍是不妥当的。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市场体系的构建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市场体系,在区内和区外贸易都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以三级市场和四个区域性市场网络为依托而逐步构建起来,从而使西北地区农牧业经济的发展,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对于西北地区的开发和全国经济的近代化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清中期以来阿尔泰山地区分界研究

清乾隆年间开始,阿尔泰山地区的游牧部落内附,清政府依例编置佐领,划分游牧地,形成阿尔泰乌梁海7旗、新土尔扈特部2旗和新和硕特部1旗的政治区域划分。各旗之间依据游牧地界形成相互之间的传统习惯线。清同治年间开始,中央政府对阿尔泰山地区的政治区域划分进行了多次调整,从布伦托海办事大臣的置废到新疆建省,再到清末将阿尔泰办事大臣作为独立区域直属中央,直至民国初年正式归入新疆省。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说,这一区域整合过程并未打破最基层的政治单元(旗)之间的传统习惯线。从清中叶以来所绘制的各类舆图中,能较为直观地观察阿尔泰山地区的政治区域划分情况。由中央政府主持编绘的舆图,其边界走向则体现了中央对地方行政区划的认可,具有法理上的权威性。由国民政府内政部编绘的《蒙古地方行政区域图》理应作为中蒙边界划分的依据。实际上,从晚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阿尔泰山地区的边界划分经历了从习惯线到争议线再到法定线的变迁过程。细致梳理这一过程可以发现,中蒙国界线的最终走向即法定线并非沿用传统的游牧民族的习惯分界线,而是与民国以来中蒙之间的历次军事冲突以及由此而签订的军事分界协定密切相关。作为中蒙双方对峙的军事分界线成为决定政治分界走向的决定性因素。

松萝山、松萝茶与松萝法--清中叶以前徽州名茶历史的初步梳理

徽州研究在时段上以晚清、民国居多,利用文书史料进行清中叶以前历史的考察便显单薄和不足。本文通过重新爬梳传统史料,对清中叶以前徽州名茶的历史做了初步梳理。总体言之,自中唐至明初,徽州茶产以量取胜,制茶技术则不及浙西与苏南。明隆庆年间,苏州炒青法的传入触发了以松萝茶为代表的徽州名茶的崛起。伴随着松萝法向湖南、福建和浙江等茶区的传播,各大茶区实现了中国茶业史上由蒸青向炒青转变的技术革命,"松萝"之名亦传遍天下,成为清末以前徽州茶的通称。在技术革新作为发轫契机的同时,引领消费时尚的文人雅士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历史时期土司辖区复原研究——以清代贵州黎平府土司地区为例

清代贵州黎平府土司辖区的空间历史复原显示:土司辖地之间及其与各县屯所错杂分布,呈现出明显的插花地特征。黎平府土司辖地变迁表现出阶段性特征:顺治康熙年间,因曹滴、西山二司被改土归流,土司辖地在明代的基础上进一步萎缩;雍正时期部分土司因参与招抚"生苗"以及地理位置邻近"生苗"区,其属寨未减反增,甚而影响到省界变迁;乾隆以后土司辖地基本稳定。本文以细致案例展现了历史过程研究在改土归流及地方基层历史变迁讨论中的意义,对了解开展较少的历史时期民族地区基层辖境及其治理等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宋代淮南地区城镇的发展与变迁

宋代淮南地区城镇的发展与变迁吴佳新大约从唐末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商业的日益发达，一些州府县城，逐渐改变了原有单一的行政中心功能。至宋代，商业性质不断增加，城市形态发生重大转变，使原有的坊制、市制被破坏，城市不断外扩，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