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及其理性的边界问题

启蒙运动所追求的启蒙理性实际上导向了诸多悖论,并在现代性的多个层面走向了启蒙的反面。启蒙理性设定了"理"对"情"的约束,并见之于哲学人类学的兴起及其延迟,亦见之于美学的创立及其尴尬处境。启蒙理性的实质是利益与权力,而这为近代政治哲学及其功利主义所认同,也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核心。启蒙的历史表明,在社会结构中,"利"的主体与"力"的主体不能重合,这本身又是对人的自我启蒙的持续挑战。

重思《资本论》中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问题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视野中,马克思关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问题的分析是其阶级理论的基础,而这一分析是对某种经济现象的描述,并且带有历史主义目的论特征。但事实上,从《资本论》的叙述过程来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是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历史性情境。马克思试图通过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把握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和历史趋势。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劳动者所内在包含的无限性维度,在资本主义的危机机制的形成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并将在资本主义的替代机制的形成中起到关键作用。

维尔默视阈中的“启蒙辩证法”

在维尔默的思想体系中,政治伦理学处于核心地位,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作出了重要贡献。维尔默政治伦理学的理论前提,是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规范基础进行重建,并构建所谓的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理论。而对启蒙辩证法进行重新诠释,则是对批判理论规范基础进行重建的一个重要环节。在维尔默的视阈里,启蒙辩证法作为启蒙理性批判与资本主义批判的融合,是一种理性的历史辩证法;作为知识论批判与唯物主义批判的交织,它最终变成了阴郁的现代性理论;这样,启蒙辩证法就从工具理性批判到"工具理性的他者"。当然,要想真正理解"启蒙辩证法",必须弄清楚三个问题:启蒙是什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批判启蒙的原因何在?如何定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批判"?维尔默站在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立场上对这些问题作出了自己的阐释,这不仅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启蒙辩证法》,而且为其政治伦理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理论视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