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学科意义探析

社会理论不只是社会学学科的一个领域,而是整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马克思开创了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进而也开创了整个古典及现代社会理论,并在国家学批判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开创了现代哲学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有其哲学性质及其总体性,体现着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以及新唯物主义实践观的内在统一。在马克思那里,社会理论具有非学科性或跨学科性,但其从属于“人的科学”且系唯物史观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具体运用,因而有必要适应现代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并形成相应的学科形式。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不宜被看成是社会学或哲学或史学之下的学科,而应被看成是整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并要求在具体社会科学学科中具体化。是否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资源有机地纳入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质量、创造性以及自我革新能力。

批判与重构——论为什么要在当代中国语境中重新展开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思想对话

通过梳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当代实践哲学的发展历程,本文首先指出对现代伦理生活的二次重构是当代西方实践哲学的主题,而且它以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和激进革命思想传统的自觉回避为特征。以此为参照,本文进一步阐明对中国现代经验的批判性重构同样也是当代中国思想的主题。落实到对市场经济领域的规定性原则的重新界定和对社会主义国家与市场经济领域之间关系的重新解析这两大难题,本文强调由于中国现代经验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实践传统的多重深入影响,如果我们要在思想上回应这两大难题,就不可能回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就必须重新展开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思想对话。

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程及主要特征

20世纪上半叶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舞台上出现的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三种对马克思主义不同的解释路向的"三足鼎立"。20世纪下半叶,这三种不同的解释路向在哲学观点上却出现了部分合流的倾向,即都以自己的方式、程度不等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人道主义。面对波澜壮阔的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运动,起来抵制这一趋势并与之抗衡的是来自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新形成的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的思潮。20世纪下半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了多样化发展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度处于沉寂,但自90年代中期起,在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股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把20世纪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的西方世界的历程有着许多自身的特征,可以把这些特征归纳为曲折性、坚韧性、多样性、开放性和现实性。

马克思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与超越

马克思形成了一套基于西欧尤其是英国资本主义的分析框架,但这一框架本身就要求纳入唯物史观及其历史地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视野。马克思对德国观念论、市民社会及其资产阶级社会、古典自由主义等传统的批判,即蕴含着对欧洲中心主义得以确立的莱茵-日耳曼模式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以及在近代以来支撑或解释欧洲中心主义的法兰西激进传统、犹太教传统的多重批判。马克思中期以后从西欧"小小角落"拓展到更为宽广的世界历史视野,将对西方资本主义及其阶级的分析自觉引入对东西方矛盾关系的分析批判,通过前资本主义定位和批判东方社会,并特别致力于探索东方国家民族的独立解放,乃是批判和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法哲学的批判及其理论效应——自由主义批判视域下的重理与检视

晚近以来西方学界对黑格尔国家法哲学的自由主义定位,使得我们有理由重理和检视马克思有关黑格尔国家法哲学批判的理论效应。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法哲学的批判,展开为市民社会与国家主义的双重批判,进而确定了唯物史观及其社会政治理论的起点。对市民社会及其有限性的历史批判,使得无产阶级被抽象和规定为世界历史主体,而市民社会的质料方面,则被规定为历史生产的首要的和决定性的方面,由此建构起唯物史观。但是,自由主义视域下的黑格尔国家法哲学解读,则完全无视这一历史视界。马克思对国家主义的批判集中于揭露王权及其基督教国家的封建主义本质,并导向人民民主,由市民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意义上的政治解放以及政治革命,转向社会解放与社会革命,由此,马克思的社会政治理论同无政府主义及其民粹主义区分开来。但是,对黑格尔国家法哲学的自由主义定位,依然只是将马克思的社会政治理论看成左翼激进主义,从而也不可能真正理解现代社会主义传统。

瓦解黑格尔国家法哲学的观念论基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理论主题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理论主题在于瓦解黑格尔国家法哲学的观念论基础,超越资产阶级政治国家并完成对西方法哲学传统的革命,完成从君主制经共和制到民主制的转变。将国家哲学批判引向市民社会批判,建构人民主权及其民主制的现代制度理念,进而为唯物史观开辟社会政治理论地平。文本的社会政治观已经有别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国家内部制度的批判,构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有关激进政治思想的文本基础。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路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间节点,我们很有必要将当代中国道路置于整个当代世界格局中进行讨论。以改革开放与经济全球化为积极手段,当代中国构建面向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与经济全球化,仍是回应当下时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及其挑战的基本方略。

马克思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与超越

马克思思想与欧洲中心主义的关系,是学界一直讨论并有很大争议的复杂话题。终归说来,马克思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者与超越者。欧洲中心主义及其表现形式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背景是1500年以来以航海与地理大发现为标志的全球化。欧洲中心主义常常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传统的兴盛联系在一起。历史地看,这一传统是文艺复兴运动、罗马法复兴运动以及新教改革运动(所谓“3R运动”)的结果,诸如个人自由、私有制的神圣性、法治、代议制、清教伦理、白人至上等,构成了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盎格鲁一撒克逊传统的形成,本身就是地缘性地去欧洲中心化的结果。

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及其思想史效应

近年来，学界致力于马克思学说对欧洲近代思想传统尤其是启蒙传统的出离与批判关系的探讨。不过，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即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及其思想史效应，并没有得到清理和分析。本文的探讨将表明：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政治批判以及日益自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术基础，建基并贯穿于对空想社会主义、德国古典哲学以及当时诸多思想流派的批判，

青年马克思法哲学批判思想的一次拓展与转变——从历史法学派批判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青年马克思从历史法学派批判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拓展与转变值得探究。对历史法学派的批判及其体现的对保守主义及其浪漫主义传统的双重批判,正是青年马克思激进的法哲学批判及其政治理论的起点,也成为现代法学体系的批判性资源。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深化了对保守主义的批判,通过对君主制的批判,通过扬弃共和制与启蒙自由主义,马克思转向政治批判(政治国家及资产阶级社会的双重批判),又一度转向激进民主主义,进而决定性地转向人民民主观念及其真正民主制的国家形式。基于并延续历史法学派批判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接下来得以自如地进入并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总体而言,马克思从历史法学派批判向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拓展与转变,正是其在同一时期展开的理论主题,即政治批判的具体表达,也构成了其后思想演进的一个具有很高价值取向的起点。

马克思哲学中的斯宾诺莎因素

在本文看来,马克思哲学中包含着一定的斯宾诺莎因素,这一因素决定并制约着由马克思向斯宾诺莎的回溯空间。从青年黑格尔派到马克思的理论史的梳理将表明,与同样被归之于黑格尔哲学因素、但被马克思确定性地反叛并超越的费希特-鲍威尔因素以及费尔巴哈因素相比,斯宾诺莎及其施特劳斯离马克思哲学更近。承袭费希特主义的鲍威尔、赫斯、切什考夫斯基等的自我意识及其行动哲学,开出的是离弃启蒙精神的民粹主义及无政府主义,费尔巴哈缺乏社会政治批判意识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则是启蒙精神的倒退,而施特劳斯所承继的斯宾诺莎的实体论及唯物主义则保留了唯物主义及其基本的启蒙立场,包括斯宾诺莎的生命政治意识,均为马克思一般性地继承。但一旦超出启蒙论域,斯宾诺莎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因素,就显得勉强了;马克思哲学中的斯宾诺莎因素止步于唯物史观。

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黑格尔与马克思

辩证法长期以来被当作形式方法来理解,致使其基本性质、特征和意义陷入晦暗之中。摆脱这种境况,需要从根本上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开展出本体论基础的研讨。本文试图就此阐明以下要点:(1)辩证法不是任何一种形式方法;形式方法只能滞留于"外部反思"的运用及其主观主义的实质之中,从而表明其自身乃是形式主义的和反辩证法的。(2)黑格尔哲学立足于绝对者主体的自我活动,这一本体论立场在复活希腊辩证法的同时,决定性地重构了方法概念,并使方法成为实体性内容的自我展开过程。(3)在彻底摧毁"思辨神学"的本体论立场时,马克思把辩证法重新建立在"实在主体"之自我活动的基础之上;这样的实在主体乃是既定的、具有实体性内容的社会,从而将其方法论揭示为"辩证法-唯物史观-历史科学"。只有通过本体论基础的阐明,辩证法的实质和意义才突出地显示出来,并由此形成对我们学术总体的积极动力。

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概念及其基础性意义

核心概念是学术理论及其话语体系的基石。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概念仍然具有很强的学术理论价值。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逻辑学的存在论以及费尔巴哈的感性理论均不能形成社会存在的自觉。基于新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通过推动存在论革命,马克思将传统的抽象的存在转变为社会存在。依据实践批判及其历史生产理论,马克思揭示了从人类社会史前时期到世界历史时代转变过程中社会存在的历史生成,提示了何以工业社会从属于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市民社会的历史批判。依照马克思对有关实践活动与实践关系的相对区分,阐释人的多重实践形式(生产、交往、劳动、生活、感性、对象性活动)何以构成社会存在的价值论或哲学人类学内涵,并揭示马克思有关“社会关系总和论”何以是其社会存在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不仅与利己主义、民粹主义及无政府主义等区分开来,也构成了古典社会理论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作出了深入探讨,社会存在不仅决定社会意识,而且社会意识就内生于社会存在,并与意识形态区分开来,在开显出意识形态批判的同时,也使意识转化为“真正的知识”,形成“真正的实证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进而开显出了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

价值形式: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的理论定位

西方左翼思想家们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释”,往往从商品拜物教批判出发,但所获得的理论成果却普遍背离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从而未能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化。要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化,就要重新理解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批判中把握现实运动的基本方式。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并不是对于某种“事实”(不论是“观念事实”还是“社会事实”)的批判,而是对于价值形式分析的阶段性成果,即“通过一般等价物建立的商品世界”所作的进一步的形式分析。作为马克思形式分析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商品拜物教批判呈现了以历史性的普遍交换为核心的资本主义表现机制在生产者拜物教和政治经济学拜物教的建构中所起的作用,为更进一步深入资本主义生产领域内部揭示资本主义现实运动的自否性的形式分析设置了路标。对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进行重新理解,为我们澄清了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化的重要工作原则:一方面要坚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另一方面要保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超越性理论视野。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认识论变革——兼论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认识论建构

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认识论建构呈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认识论变革的基本形式,事实上展现了《资本论》中的意义论维度,但由于他借助斯宾诺莎哲学理解马克思的文本,从而使得他最终未能成功把握这一变革的基本旨趣。马克思关于经济学研究的"两条道路"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认识论变革的切入点。这一认识论变革的实质是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方式实现了对于历史性现实运动本身的把握,这体现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范畴与其历史性给出方式之间建立起内在联系,并以这种内在联系为根据,从给定的政治经济学范畴出发,通过对这些范畴之形式规定的现实运动前提进行不断追问,揭示上述历史性给出方式本身,并呈现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感性个体进行整体性塑形的"社会"形式的内在矛盾。

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黑格尔与马克思

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直到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法在本体论(ontology,或译存在论)上最一般也最基本的意义是表示:事物的自身运动,或事物自身显现出来。对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来说,作为对话或交谈的辩证法意味着:在各种纷乱和对立的意见中使事物自身显露出来;因而辩证法乃是一门通过追问而使不恰当的意见自行解体的艺术,并因而是使事物自身--“由自身而来的在场者”--得以显现的艺术。

“实践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的相通性——基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探讨

再次推进实践唯物主义研究,或有必要将其与唯物史观的相通性当成新的起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偏重于主体性、活动及其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分,是新唯物主义暨实践唯物主义或实践观的正面阐释,《德意志意识形态》则偏重于结构、历史叙述及其对德国观念论传统的批判,是唯物史观的正面表达。我们的分析表明,二者本质上是相通的,新唯物主义包含实践唯物主义,也涵摄了唯物史观,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自觉,直接通向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避免实践唯物主义的主观化与唯物史观的实证化,以及甄别和破解有关青年马克思与成年马克思的对立,需要引入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即已形成的实践生存论思想,并深化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区别于直观感性的实践观以及批判的社会思想的把握与领会。

“实践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的相通性

从思想史意义上讲,实践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是相通的,但侧重面又有不同。前者偏重于主体及其活动,侧重于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划及其批判,后者侧重于结构及其历史叙述,侧重于对德国观念论传统的批判,批判对象不仅有费尔巴哈,更有黑格尔、赫斯、施蒂纳等。但就目前的研究情形而言,二者的相通性似乎并未得到较好的把握与领会。而且,《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确定的唯物史观实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明确的新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义的拓展,因而应从《提纲》及其实践唯物主义拓展至《形态》及其唯物史观,也应当以恰当的方式从《形态》向《提纲》作一定的回溯和回应。如此互文性的探讨,或可揭示前后相即的实践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何以本质上相通。

论儒家的礼物观

中国是礼仪之邦，礼文化异常发达。正所谓“统承先王，修其礼物”（《尚书·微子之命》），“无礼不相见也”（《仪礼·士相见礼》），“不以贽，不敢见”（《礼记·表记》），礼物交换在小至走亲访友，大到婚丧嫁娶、朝聘会盟等场合都是不可或缺的。儒家文化传统素重“礼尚往来”，“三礼”等经籍文本对礼物的本质、形式、种类与馈赠原则等问题有着不厌其繁的详细规定。清儒姚际恒说：“古者相见，先之以介绍，将之以辞命，附之以礼物。”（姚际恒，第77页）过去人们如此，现在人们亦同样乐此不疲地交换礼物。正是礼物在人际之间循环不竭地流动，造就了浓郁多样、深具特色的中国礼物文化，并催生了规模庞大的以礼物生产与交换为内容的礼物经济。

空间转向的生存论阐释

[编者按]近年来，社会与空间的哲学研究逐渐受到重视。相较而言，国外学者更重视对马克思社会批判思想的空间化研究；国内学者则更重视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重视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城市化与空间问题。这些问题均涉及到社会本体论、价值论等哲学各个领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对拓展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视域意义重大。在当代中国大变革、大发展、大繁荣的社会条件下。社会与空间问题的哲学研究所关涉的空间维度，可能是求解中国发展道路、形成中国话语、促进文化进步的一个重要视野。本刊近两年对此问题一直给予关注。本期刊发了三篇有关空间转向、人的解放的空间分析、空间正义的文章，希望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