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权威与数字时代的国际技术竞争——以移动通信技术领域为例

在国际技术竞争中,技术权威既非构建于利益交换关系之上,又不依靠强制胁迫的方式来维系,而是通过锁定技术发展轨道与治理规则路径赢得其他国家的自愿追随,由此形成非对称服从关系。技术权威可划分为知识型、监管型、辐射型与借力型四种类型,不同技术权威类型之间可通过技术跃迁与市场规模拓展来实现转换。在移动通信技术领域,拥有不同技术权威类型的国家分别通过实体路径、市场路径、制度路径与联盟路径参与国际技术竞争,借助技术领域中的锁定效应巩固其在国际技术竞争中的优势地位,直至出现颠覆性技术的突破。

拜登政府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治理评析

在网络攻击和乌克兰危机的双重刺激下,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与弹性成为拜登政府制定与执行《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的首要议题。美国情报界和安全部门认为,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手及非国家性质的网络犯罪集团对美关键基础设施实施网络攻击的能力和意愿均在加强。对此,拜登政府着力寻求与国会合作,意欲通过平衡治理责任、严格行业标准、强化政府监管等方式,塑造一种在联邦政府主导下的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治理格局,但是掣肘因素不容忽视。

拜登政府对华科技竞争战略

作为当前中美战略博弈中的核心与前沿问题,科技竞争已然成为中美双方战略竞争的重点环节。目前,拜登政府对华采取以“小院高墙”为策略逻辑的科技竞争战略,投资以“自强”、协同以“可控”、竞争以“弱他”是该战略的三大支柱。在中美竞争关系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战略预期与政策效果之间的差距、政策目标与行动能力之间的脱节、战略部署与国内政治之间的拉扯、战略意图与科创生态之间的碰撞、美国优先与盟伴利益之间的分歧这五组矛盾关系,将左右拜登政府对华科技竞争战略的实践进程。

相对安全增益与威胁感知——美国科技外交政策的认知分析

自冷战以来,追求绝对的安全,是美国科技外交的实践“动机”。“吸引”以“维稳”,“规训”以“强制”,“遏制”以“削弱”,是美国科技外交的政策“意图”。美国对科技在其与目标国之间“相对安全增益”的认知,以及与美国对目标国的“威胁感知”,在认知层面共同决定了美国对目标国科技外交政策的选择。本文的结论是,美国政府:(1)会与任何威胁程度的国家,在低“相对安全增益”的科技领域进行合作;(2)只会与弱威胁感知的国家,在高“相对安全增益”的科技领域进行合作;(3)对弱威胁感知国家的科技打压是有限的,以要求其“服从”而非“削弱”为目的;(4)对强威胁感知国家的科技打压,在高“相对安全增益”的科技领域是无限的,但在中“相对安全增益”的科技领域是有选择的。据此,可进一步推断,在美国对一国“威胁感知”程度不变的前提下,其对特定科技领域“相对安全增益”的认知,是影响美国在该科技领域对目标国接触,或选择打压的决定性因素。故而,在管理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需求下,随着中国在先进科技领域的实力与自主性的提升,美国政府会在越来越多对中国“相对安全增益”持续走低的先进科技领域,逐步放开同中国合作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