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两幅面孔:基于7000个司法裁判文书数据的描述分析

本文基于7000余个法院判决书文本数据,从分布频次和涉案金额两个维度,比较了贪污和受贿两种典型腐败类型,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行政级别、不同职位、以及个体和集体腐败五个方面的系统差异。研究发现:在东部沿海地区,受贿案多于贪污案,而在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贪污案多于受贿案;村委会和国有企业中贪污案多于受贿案;在其它13个监管领域中,都是受贿案占主要比例;两种腐败类型在不同行政级别的官员之间并没有系统差异,总的来说都是贪污案多于受贿案;单位正职或者一把手,贪污和受贿的机会相当,但是单位副职受贿的机会远大于贪污,一般工作人员则贪污的机会大于受贿;最后,在个体腐败中主要是受贿行为,而集体腐败中主要是贪污行为。本研究对于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领域、以及不同职级和职务的官员,有针对性地实施差别性的反腐败策略提供了实证支持。

城乡划分与政府规模:自体腐败形成的双重逻辑

近年关于中国腐败问题研究的文献指出,随着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腐败的类型也在不断演化,主要表现为自体腐败的数量不断减少,同时交易型腐败的数量不断增加。但是基于起诉书文本数据的定量分析发现,相比于交易型腐败,自体腐败的数量并没有明显地减少。实际情况是,虽然两者在绝对数量上大致相当,其分布和来源却有明显的差异。通过数据的进一步分析,研究发现两个因素成为中国目前自体腐败的重要结构性来源:一是在农村基层政权更容易发生自体腐败,主要原因在于乡村基层政权有大量的机会侵吞、挪用、冒领国家下沉的各项资金;二是在宏观环境上,政府规模提高了自体腐败的概率,主要原因在于如果一个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在GDP的比重越高,公职人员有越多的机会侵占公共财产。

如何思考政治腐败:基于概念的理论反思

腐败这一概念被引入社会科学,原本是用来形容政治权力的异化和政治制度的衰败,但在现代社会科学乃至政治科学中,腐败问题的研究越来越表现出“去政治化”的趋势。针对这一现象,可以把政治腐败重新定义为以政客为行为主体的政治权力的异化,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权力被制度化地扭曲为满足个人或者少数集团私利的工具,并且高度嵌入在既定的政治制度之中。在这个定义基础上,政治腐败不再是简单的滥用公共权力的个人行为,而是表现为集中特定的政治形态,主要包括盗贼政权、庇护主义和回报性腐败。

疫情防控中实施规范问责精准问责

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明确要求,实施规范问责、精准问责,增强问责的严肃性和公信力。围绕当前疫情防控中问责工作实践,本期从严格问责、彰显温度、国际视野的角度开展对话。

患寡更患不均:不公平感如何影响民众对腐败与反腐败的认知

本文考察社会不公平感与民众的腐败感知及其对反腐败的看法之间的关系。社会不平等和腐败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和转型社会所面临的两大挑战。两者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产生的民众的社会不公感和对腐败与反腐败的感知之间的关系尤其值得关注。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数据对两者关系作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民众的社会不公平感会显著影响他们对腐败和反腐败的看法。具体来说,民众不公平感越强,就越认为腐败较严重,其反腐败满意度也就越低。本文进而讨论这一发现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如何对腐败的两副面孔进行有效治理

随着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腐败的类型也在不断演化。那么今天中国的腐败类型呈现出什么样的结构性特征,又是什么因素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这些结构性特征的差异?腐败的两副面孔:自体腐败与交易型腐败腐败一般被定义为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在这个比较宽泛的定义下面,腐败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形式。贿赂和不正当的占有一般被认为是典型的两种腐败形式,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贿赂主要包括各种形式的行贿罪和受贿罪,不正当的占有主要包括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等。贿赂代表了一种“交易型腐败”,不正当的占有代表了一种“自体腐败”。

严防领导干部裙带腐败、衙内腐败

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召开后,不少地方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严防在自己身上出现“裙带腐败”“衙内腐败”。围绕这一话题,本期三位专家从不同角度谈学习体会——为“裙带腐败”“衙内腐败”画像。裙带腐败、衙内腐败是惩腐肃贪的千年难题。从字面看,裙带是女子束裙裳的一根带子,引申后特指因妻女姊妹关系而获取的官职。裙带官常被社会清流所蔑视,有的甚至说裙带有毒,因为有多少裙带关系就有多少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