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伦理学研究的旨趣

行政伦理学的核心内容应是行政人的德性及其实践和价值选择 ;行政伦理学的哲学伦理学基础应当是古典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德性论传统 ,而不是功利主义或其任何变种 ;行政伦理学应当抛弃“经济人”缪误 ,而以“德性行政人”为理论出发点 ;行政伦理学研究应当力避“概论化” ,加强其“哲学化”取向和理论深度 ;行政伦理学主要通过辨明行政人的各种价值与义务 。

当前中国社会抗争研究：基于抗争性质、动因与治理的分析

当前中国的社会抗争有其必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成因,在性质上是基于利益博弈的底层抗争,具有内在结构和正反功能。社会抗争的生发原因和动力机制是抗争政治研究的重点。学界在借鉴西方概念和范式的基础上,进行了诸多本土化的理论尝试和经验解读,适应了中国社会抗争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特殊性。以上两个方面的最终落脚点是社会抗争的治理,使抗争达到有序化、有益化的效果。为此,要在治理的理念、主体和内容上进行总结和反思,尤其在当前中国的党、国家和社会关系下,必须探求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抗争之间的关联,建构以政党为中心、国家和社会多元共治的治理社会抗争的政治逻辑。

完善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的思考

我国大学内部治理存在行政化倾向,行政权力主体以行政管理的方式来处理学术事务,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式微等问题。文章分析了我国大学内部治理存在的这些问题及其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论国际关系学中的国际伦理研究

本文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伦理研究进行了初步评述。国际关系学长期忽视了国际伦理问题,生存逻辑、实证立场、时代背景以及对古典现实主义的误读是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全球问题的出现、"成熟科学"的要求、学术研究的伦理指向都意味着应该"认真对待伦理"。冷战结束后,政治理论与建构主义推动了伦理回归:前者主要讨论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规范问题,后者则从规范与经验相结合的角度评估国际伦理的限度与可能性。本文认为当前的国际伦理研究尚缺失对国际伦理现象的解释,并主张从理性选择、规范动力等角度进行跨学科研究。

社区治理:对“社区失灵”的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在社区的公共管理过程中,常常出现管理“失灵”的现象。造成“社区失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危害也是不一而足的。本文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了“社区失灵” 的表现、成因和后果。文章认为,矫正“社区失灵”的选择是实施社区治理,因为当前的“社区失灵” 主要是由于社区治理的不到位,文章据此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

社区选举：在政治冷漠与高投票率之间

本文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选民普遍冷漠的情况下,居委会换届选举依然实现了非常高的投票率?通过对上海市2006年社区选举的考察,我们发现高投票率与一人多票是分不开的。一方面,家庭而非个人是最基本的投票单位,通常一个家庭只有一名成员亲自投票;另一方面,无限制的委托投票赋予了社区积极分子事实上的"复票权"。这种局面实际上是政府、党总支/居委会、积极分子和选民共谋的结果。与村民自治相比,城市社区选举之所以缺乏活力,关键在于村委会选举以分配性利益为基础,需要选出"当家人";而居委会选举以维持性利益为基础,只要选出"守夜人"。居民的政治冷漠实际上是由社区的利益结构所决定的,而社区选举的制度安排又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冷漠。

制度互动研究：国际制度研究的新领域

随着国际制度密度的不断上升,制度互动成为影响国际制度有效性的重要因素。目前,已经有学者对制度互动问题开展了一些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制度互动的成因、制度互动的过程与分类、制度互动对制度有效性的影响等三个方面。也有学者试图构建分析制度互动的综合性框架,在这一过程中,奥兰·扬、奥莱沃·斯托克、塞巴斯蒂·奥波斯赫与汤姆斯·格林等人做出了重要贡献。

霸权国与国际公共物品——美国在地区金融危机中的选择性援助行为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是国际金融体系中不折不扣的霸主。在一个霸权国存在的条件下,国际金融领域中的公共物品却供给并不充足,而且原有的作为国际金融领域最重要的公共物品的IMF出现被霸主私有化的特征,以至于地区金融秩序频频受到冲击得不到有效遏阻。这有悖霸权稳定论。笔者通过将国家层次的因素纳入到研究范畴,以完善作为体系层次理论的霸权稳定论,即通过综合考虑霸权国供给公共物品的能力与意愿来分析并解释美国在冷战后地区金融危机的选择性援助行为。作者认为,冷战后,美国对自身的战略利益有了重新的认知,供给国际公共物品的意愿大大下降,传统的国际公共物品在霸权国的控制下面临私有化趋势,这使得地区金融危机频频爆发,而且得不到遏制。

战争始于何处？--修昔底德的阐述与国际关系学界的解读

作者分析了修昔底德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起因的论述,并将修昔底德本人的论述和国际关系学者对修昔底德的解读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首先,修昔底德强调这场战争本身及其起始过程的特殊性,国际关系学者则往往试图从修昔底德的论述中提炼出战争爆发的普遍原因。其次,修昔底德并不寻求现代意义上的"原因"和因果关系,而只是记述他所见之事,即战争的起始过程或预兆;国际关系学者寻找的则是导致战争的一种或多种原因,并想要以此来预防或控制战争。修昔底德与当代学者之间的思想差异促使我们思考:当代国际关系学者应当如何阅读经典著作?

城乡统筹发展视野下构建基层党建新格局的逻辑、目标和空间

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是有效解决城乡二元矛盾和"三农问题"的重要突破口。基层党组织应该在这一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主导和核心作用,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支撑。面对当前基层党建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统筹城乡基层党建的基本目标就是协调发展。相比于农村而言,社区党建是当前统筹城乡基层党建的战略性发展空间。

结构变迁与治理制度的演化：从G7到G20

G7向G20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及由此引发的世界经济结构变迁。由于结构的变迁,G7/8这一旧的治理机制不仅失去了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在各问题领域的控制或主导能力。G7/8的失效及结构与制度间越来越大的"鸿沟",使构建能够容纳"新兴经济体"参与的新治理制度变得十分迫切,危机中产生的G20正顺应了这种趋势。尽管如此,在G20的创建前后,G7/8仍显示出抵制变革的巨大"惰性"。非G7/8国家目前正通过议题置换、集团化等方式谋求在G20内部发展中国家的更大影响力,以平衡G7/8。

“基地”组织的复兴和重构

美国发动并主导的反恐战争迄今已达6年。一时曾遭到摧毁性打击的“基地”组织乘美国伊战错误获得喘息之机。逐渐东山再起。它进行了战略布局的调整和扩展。在更广泛的地域加大了对美国及其反恐盟友的打击。现在“基地”组织不仅未被削弱。反而越打越强。国际反恐斗争陷入“越反越恐”的怪圈。

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为何难产?

中欧关系的发展以及欧盟自身的战略和经济利益考量，使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一度出现良好势头。但从目前看，解禁前景还不容乐观：一方面是欧洲统一进程步伐放缓，欧盟的步调难以统一；另一方面，美国等外部力量的阻挠，也是难以迅速解禁的重要因素。

哈耶克的“自发秩序观”初探

哈耶克“自发秩序观”的知识渊源可追溯到曼德维尔、休谟和弗格森等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以及斯密、门格尔等人的经济思想。哈耶克通过对“建构论理性主义”的批判与对“进化论理性主义”的继承和发扬,确立了“自发秩序”的立论基础:有限理性与“无知”的知识观;自由、一般规则和竞争,作为“自发秩序”维持的基本条件;在“自发秩序”中,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并通过形成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第三领域”来打破政府对公共服务与公共物品的垄断。

从法制的角度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演化

本文从法制角度探讨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演化过程 ,具体从权利到人权、从个人到社会、从统治到治理这三个方面展开 ,阐释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法律的立、改、废的关系 ,概括了法制对于维护资本主义统治基础的作用。

美国维系全球霸权的六个关键要素

美国独立以后,不仅成长为全球性大国,而且成为拥有能力和意图的全球霸权国家。美国问鼎霸权的方式与历史上其他大国相比有所不同,既有传统的政治秩序的稳定、经济实力的发展、强大的军备等因素,也有利用国际制度维护巩固自身权利,利用文化、舆论等塑造有利于自身的政治话语氛围等独具特色的手段。总体来说,强大的自身实力作为基础,国内制度和国际机制作为保障,再加上灵活的外交,共同造就了美国的全球性大国地位。但是也应看到,助其成为霸主的因素,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不利因素,渐渐给美国社会带来包袱。

“可超越”的和“不可超越”的——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理性之光

“9·11”事件以及英美因这一事件而随后在阿富汗周边国家协助下。对塔利班恐怖组织实施的报复性军事打击、即随后称之为的反恐战争都对目前国际关系格局形成了巨大冲击。无论如何．这次事件对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来讲都是个巨大的悲剧。但是。若从另一层面来看“9·11”事件．我们就会发现美国新干涉主义的片面理性外交政策和恐怖分子的非理性思维和行动无疑也是这场悲剧发生的原因之一。如果说美国不因头号大国的地位在全世界各项事务中指手划脚．

城市居民自治的发生机制:基于上海经验的研究

通过对上海市11个居委会的调查可以发现,城市居民自治的发生有赖于社会资本的培育、经济资源的开发、公共议题的创设、组织主体的转换等机制的运转,城市居民自治的发生机制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行动者在正式制度建构的政治空间中为了解决工作中的难题而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但是机制在解决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正面效果,则诱使行动者开始有意识地将同一机制扩展到其它难题的解决上,或者寻找其它机制来解决新的难题,在多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城市居民自治出现了。

从日澳“安保关系”透析日本安全战略新动向

2007年3月日澳签署了《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正式确立了"安保关系"。日澳"安保关系"的发展体现了日本安全战略出现的新动向,即日本正试图确立起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日澳"安保"为辅助的安全战略,并在2007年日本《防卫白皮书》中得以初步显现。这表明,日本正在日美同盟的基础上,通过加强与澳大利亚等其他大国的安全关系来谋求更大的地区自主权,强化向"正常国家"迈进的政治资本,也给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参与全球治理:人民币国际化的促进方式

从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到"一顺一逆",从人民币汇率"单向升值"到"双向波动",扩大人民币资本输出渠道始终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任务。参与全球治理能够成为促进人民币输出的可取方式: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满足发展需要的投融资的同时,打通人民币国际供给渠道。部分国家对中国资本的猜忌和投资环境的不稳定,使中国需求国际组织为人民币投融资"背书",而现有国际金融机制的权力分配及其改革难以实现其目的,中国倡导和创设新机制就成为必要。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能够在机制设计上满足人民币投融资的基本要求,中国应据此促进两行在人民币国际供给方面发挥配合作用。此外,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同时,也应对其行动的负外部性进行管理,从而确保其治理效果以及国际社会对其行动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