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国际体系的未来发展与中国外交理论

战后国际体系经历了从分裂走向整体的过程,中国始终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人们应一以贯之而不是分裂地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中国一直是战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和贡献者。但在一个异质性很强的国际体系中,如何实现不同文明、价值、制度和道路之间的互相承认与尊重、和谐与共生,避免国际体系分裂对抗,仍然是国际社会的重要任务。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是概括中国外交理论的重要样本。当前国际体系经历的从转型到定型的过程,必然也是一场知识范式革命。中国外交理论的解释体系并非只能解释中国自身、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还能解释他国与世界的关系,并为处理这种关系提供借鉴。这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在经历理论本土化阶段后,实现国际化和在外部世界的当地化过程。

走中国的国际体系建设道路

当前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处于二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变革进程中，国际体系怎样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向更为公正、合理、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是保障21世纪世界政治实现长治久安的迫切问题。主要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竞争，既是物质力量的硬实力竞争，也是理念和方案的软实力竞争。历史证明，在每一次体系变革和秩序更替时期，

学术评价体系建设的国际借鉴

一个国家的知识,往往不在于其产出的量,而在于其是否成"体系",唯有成体系成建制的知识,才能推广和扩散;零星散乱、支离破碎的知识,即使量再多,不成体系,那么也很容易被别的知识体系所击溃。

近代中韩宗藩关系嬗变原因探析——建构主义的视角

从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殖民主义对东亚地区渗透的不断加深和新兴日本帝国主义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东亚传统的权力政治格局,使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封贡体制面临严峻的挑战。在这一国际背景下,中韩宗藩关系在19世纪后期发生了某种由礼仪性向实质性的转变。这种变化的发生,不仅有权力结构变化的因素,也源于观念结构的转变。在这一时期,朝鲜、清朝和列强关于中韩宗藩关系认知上的矛盾,导致了中韩两国对宗藩制度逐渐由认同走向分歧,并最终使传统宗藩观念结构崩毁。中韩宗藩关系,也在旧观念趋于瓦解和新认同尚未形成的这一段转型时期,偏离了传统的轨道,走上了一条畸形的发展道路。

国家管辖权与国际制度的治理缺陷--对土耳其越境军事行动的国际法思考

冷战后,以主权为基本原则所建构的国际秩序面临着诸多的困境和挑战。在土耳其越境军事行动的案例中可以看到,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制度安排与主权国家的需求之间存在着不协调性。一方面,作为主权国家的土耳其越境军事行动缺乏国际法上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国际反恐怖主义制度安排在合理性上的缺陷既阻碍着有效的国际合作,又使得国家在行使国内管辖权时面临着一些困难。在治理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上,应推进和完善相应的国际合作机制,避免单一国家采取挑战甚至破坏国际法制度的武力行动。

法国“黄马甲”运动及其对法国外交的影响

"黄马甲"运动的发生反映了法国社会高福利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国家政治结构的失衡以及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张力,也严重损害了法国的国际形象,将在一定程度上牵制法国积极进取的外交和在欧洲一体化中提供领导力。随着法国政府作出相应的回应,"黄马甲"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这场没有中心、没有组织、没有代表的运动也将慢慢趋于尾声。然而,未来是实现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良性互动,还是变成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恶性循环,依然考验着法国政府未来的内外政策。

以分歧治理谋划国际关系的新准则——习近平关于大国关系治理的新思想新论断

大国关系历来是关乎国际关系稳定与否的压舱石。当前国际关系出现一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化和特点。世界近现代国际关系史表明,每当国际关系史处于转折的关口,大国关系的形态都会对历史走向产生重大影响。大国关系处理好了,国际关系就不会出现大的震荡和动荡,世界和平就有了基本的保障。中国自身就是一个世界大国。

用中国概念讲好中国故事

学者是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的书记员和解说员，需要有高度的学术自觉和自信，转变长期以来的受动思维，以能动性的智慧和勇气，通过研究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实践，提炼和深化中国理论体系。 现在有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的话语根本与国际社会不接轨，用的概念、讲的内容别人听不懂，是在自说自话，影响到国际交流质量和中国道路的传播力度。实际上，问题不在于你的话语完全接别人的轨，就能在理和占理，问题关键是你的行为道理能为人知解；再说，一味而不是有鉴别地借用别人概念讲中国道路的故事，有的时候借的不好，讲来讲去没有自尊自信不说，讲的不好甚至可能把自己的道路、制度、理论给讲歪了，对自己的实践起误导作用。

韩国对加入亚投行问题的认知

2015年3月26日,韩国政府决定加入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申请成为意向创始成员国。韩国从最初接触亚投行的筹建,到最终递交申请书,其间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韩国政府的态度随着外部压力的减轻而逐渐从犹豫走向积极,而韩国的学界和媒体则对亚投行给予了积极支持和评价。虽然美国的反对、亚投行的结构、萨德系统的部署等因素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韩国迈入亚投行的脚步,但韩国政府最终在国家利益的驱动、国际形势转变和国内舆论的敦促下,做出了加入亚投行的明智决定。

中国“软”“硬”舆论反差解读

一方面国外舆论认为中国外交变得越来越强硬，而另一方面国内舆论反而认为中国外交太软。

走出民主政治研究的困局

2012年10月份，我有机会去非洲参加了第二届中非智库论坛，随后又去美国考察了美国大选。在埃塞俄比亚，与会的个别非洲学者大谈非洲市民社会、民主转型等问题。会场设在亚的斯亚贝巴郊区一个度假村，走出会场，就会见到许多生活在底层的贫苦百姓，会场内的民主话题和会场外的民生实态形成鲜明对比，不由得想到书本知识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巨大差距。2012年又是许多国家的大选年，年初的俄罗斯、法国与年末的美国、日本很是热闹，一切看上去似乎都很“美”，但又不能不让人对民主产生“审美疲劳”。

学术自觉与社会科学自主创新

世界上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够拥有自己的社会科学体系的,文明自洽的大国应当从文化主权高度重视独立的社会科学体系建设。文章从研究的选题、使用的概念、文献保护以及价值立场几个角度阐述了学术自觉与学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学术主体性的重视并不是要回到学术民族主义,而是强调在中外平等交流中,尤其是在了解中外的基础上逐步确立自己社会科学体系在世界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