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否决CTBT看新保守主义对美国军控政策的影响

美国参议院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否决反映了新保守主义对美国军控政策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反对削减军备,以军事优势界定国家利益;轻视国际合作,主张行动自由,认为美国应在军控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追求绝对安全,认为美国一国的安全利益超过国际安全利益。否决《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对国际军控进程是一次沉重打击,使条约的生效前景更加复杂,同时也损害了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从美国国内来说,安全政策更加保守化。

美国如何看待中国？--对美国陆战学院2005-2007年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分析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美国对中国的关注日益上升。本文试图通过对美国陆战学院战略研究所近三年来关于中国问题的出版物的系统研究,尽量客观、准确地揭示出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我们的反思。

国会在美国战略收缩中的角色与作用

美国大战略调整呈现出扩张和收缩交替往复的周期性。作为战略调整的一种行为,战略收缩的要旨在于缩减战略支出应对相对衰落的局面、集中资源关注核心领域。战略收缩往往以行政机关为主导,以削减海外驻军、缩减战略承诺、扩充伙伴及承认竞争对手为主要手段,但美国特殊的政治架构让国会得以通过创制法律、财政拨款、条约批准、调查监督及舆论营造等方式介入其中。在尼克松和奥巴马—特朗普时期,美国经历了两轮明显的战略收缩,国会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尼克松时期,国会通过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削减军费等方式力推战略收缩,其间也伴随着行政、立法机关权威的结构性调整。奥巴马—特朗普时期,国会以压缩开支、削减战略承诺等方式促进战略收缩,政治极化之下府会之间龃龉不断,但立法、行政权力结构大致保持平稳运行。通过梳理、对比国会在两轮收缩中的表现,本文将试图阐明国会在美国战略调整中的作用,进而阐述党派一致性、体系压力与国会作用的联系。

宗教与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以美国宗教团体的“苏丹运动”为例

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从隐性转为显性。在美国外交事务领域,宗教以及宗教团体通过无形的宗教意识形态以及有形的组织机构两个维度发挥作用。同时,其影响也受到各种传统及现实因素的制约。这在"苏丹运动"中就有程度不等的体现。苏丹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长期以来美国对非洲政策的所谓"三不规则",通过媒体宣传、基层动员和社会运动等方式形塑了美国外交政策议题。苏丹运动同时暴露了宗教团体介入美国对外事务领域的局限性。该运动为人们了解宗教以及宗教团体如何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研究后冷战时期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提供了重要案例。

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中国公共外交

随着全球化尤其是中国国家利益全球化过程的展开,宗教问题对中国对外关系和对外战略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宗教领域的公共外交因此也日益成为中国传递自身宗教真实信息,促进与国外民众沟通和对话,塑造国家宗教形象,增进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宗教公共外交有了较快的发展,出现了诸如"世界佛教论坛"、"国际道教论坛"、"中国基督教圣经事工展"、伊斯兰文化展演等各种宗教对外交流活动以及制度性交流平台,这些都对在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实践产生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中国的宗教公共外交起步较晚、底子较薄,而宗教无论作为中国社会还是对外关系的资源都有待充分开发。要实现从宗教资源大国到宗教文化强国的转变,中国还面临漫长的道路。作者指出,目前教(会)、学、政三界构成了中国宗教公共外交的主体,并逐渐形成了宗教界躬行践履、学术界建言献策、政界统筹协调的基本分工格局,而三界的资源整合、通力协作和良性互动将有力推进中国宗教公共外交的开展。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视阈下的中美安全竞争

拜登政府以实现“自由而开放的印太”为名,积极推行“印太战略”,对中国进行围堵,使中美双边安全关系日趋紧张。本文首先对拜登与特朗普的“印太战略”进行比较,指出尽管二者在整体思路和基本逻辑上存在延续性,但拜登政府更为注重经济与安全策略的统筹、同盟与伙伴网络的整合,以及对华竞争、合作与对抗手段的相对平衡。其次,本文从安全理念、安全规则与安全制度三个维度分析了中美“印太”安全竞争的深层动因,指出美方在奉行零和思维的“绝对安全观”、宣称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同时,却践行霸权政策、积极组建“集团对抗式”的军事联盟机制。而中国则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遵循以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主张“结伴不结盟”,并致力于维护区域共同安全。最后,本文结合“印太”区域国家对中美两种类型安全观的态度、俄乌冲突对美国资源配置的影响,以及美国“印太”经济战略的缺陷等多方面因素,对中美在“印太”地区安全竞争的前景加以分析和展望。

从“正定天主堂惨案”谈基督宗教的中国化

77年前在我国发生的'正定天主堂惨案',对讨论基督宗教在华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抗日战争期间,基督教会的整体表现堪称是1949年前基督宗教在中国最大的亮点之一。本文指出,在20世纪初到50年代的半个世纪历史进程中,基督宗教在较大程度上与中国人民和社会进步事业相结合曾先后发生过三次,此三次'重大结合'为基督宗教的中国化创造了条件。在我国,基督宗教实际上需要经历'两个中国化':一是教会管理权或主权的'中国化',这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第三次重大结合'中已经基本完成;二是基督宗教教义、神学和礼仪等的'中国化',而这却是更为漫长和艰巨的过程。中国基督宗教的这'两个中国化'虽然时间有先后,但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果没有'第一个中国化',即教会管理权和主权的独立,中国教会神学思考和思想独立的空间就会变得十分狭小;而没有神学思想上的独立自主,中国教会在行政和管理权上的独立自主仍有可能流于形式、徒具虚名,当然也无法立足于世界教会之林,对普世基督教会做出应有贡献。

基督教神学教育中国化的回顾和展望

基督教在华传教运动的流行口号之一,就是'神学院校是整个宣教事业的冠冕',如此说来,1949年前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为代表的一些具有大学及大学以上程度的神学高等学府,就是这顶'冠冕上的明珠'。如基督教传入中国一样,基督教神学教育中国化(此前也称本色化、本土化、处境化、在地化等)是一个漫长且曲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