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Kieso et al.(2010)、Peters and Taylor(2017)等的前沿方法,结合我国制度背景和企业特征,本文首次在企业层面核算了2007—2019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无形资本存量,并考察了企业无形资本强度的动态变迁及原因。结果显示:(1)2007年...基于Kieso et al.(2010)、Peters and Taylor(2017)等的前沿方法,结合我国制度背景和企业特征,本文首次在企业层面核算了2007—2019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无形资本存量,并考察了企业无形资本强度的动态变迁及原因。结果显示:(1)2007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无形资本存量增长迅速,控制规模影响后的企业无形资本强度总体上也呈上升趋势,但2015年之后明显放缓甚至有所下降,组织资本强度下降是主要原因;(2)不同类型企业中,非国有、高科技和东部地区企业的无形资本积累表现相对更好;(3)分解无形资本强度变迁原因,企业间配置效应的作用最为突出,进入退出效应的影响近年则逐渐显现。展开更多
文摘基于Kieso et al.(2010)、Peters and Taylor(2017)等的前沿方法,结合我国制度背景和企业特征,本文首次在企业层面核算了2007—2019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无形资本存量,并考察了企业无形资本强度的动态变迁及原因。结果显示:(1)2007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无形资本存量增长迅速,控制规模影响后的企业无形资本强度总体上也呈上升趋势,但2015年之后明显放缓甚至有所下降,组织资本强度下降是主要原因;(2)不同类型企业中,非国有、高科技和东部地区企业的无形资本积累表现相对更好;(3)分解无形资本强度变迁原因,企业间配置效应的作用最为突出,进入退出效应的影响近年则逐渐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