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竞争与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新趋向

随着美国不断推进对华战略竞争进程,其"以台制华"策略也在发生深刻演变。美国从内嵌化、军事化、多边化等维度干涉"台湾问题",将"台湾问题"嵌入其针对中国实施的大国竞争战略,并将"以台制华"与"拉盟制华"等策略相结合,还有主张认为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的路径需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美国宣扬所谓"2027年前大陆武统论",推动了"台湾问题"的军事化,其对台政策基点向应对中美在台海地区的直接武装冲突转移,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武力阻统"之势愈加突出。在美国打造制衡中国的盟伴体系、深化印太和欧洲地缘板块联动背景下,"台湾问题"在经济、技术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多边化态势日益明显。但美国以新手段操弄"台湾问题"也面临局限,它难以承受与中国"破局摊牌"的巨大代价。

量子思维与国际关系研究:一个基本观察

近年来,把量子理论引入社会科学研究成为新兴的跨学科努力。它尝试把有别于传统思维的量子思维纳入学科研究中。在新思维启发下,人们看到世界所呈现的特征具有整体性、不连续性、复杂因果关系和不确定性。思维方式的改变引起国际关系研究的“量子转向”。复杂纠缠乃是国际社会的基本状态;意识在国际关系中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国际政治具有不可预测性。在外交方面,人们看到国家层面竞争与合作的纠缠性,机构层面的行为叠加性以及战略构想上的整体性。把量子思维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旨在从根本上重构认知过程,发现被传统思维所忽略的东西,从而有可能使国际关系摆脱目前面临的诸多困境和难题。

从“对抗”到“调适”:基于台湾问题的美国楔子战略研究

楔子战略是一种联盟分化战略,其核心在于"分化"与"制衡",以期引起国际行为体之间的权力转换。本文借用楔子战略的分析框架,探讨美国在冷战期间如何以台湾问题为"楔子",通过楔子战略的实施,以达到分化中苏同盟,进而实现联盟重构(联中抗苏)的战略目的。本文指出,以尼克松访华为标志性时间节点,美国分别采取了两种不同运行机制的楔子战略。首先是"对抗"型楔子战略,其逻辑原理为分化者对双方同时施压从而"以压促变"。在具体政策层面,美国通过在台湾问题上对中苏同时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挑动和激化中苏矛盾,进而分化中苏同盟。其次则是"选择性调适"型楔子战略,其逻辑原理为分化者既用"大棒"威慑一方行为体,同时用"胡萝卜"利诱另一行为体,通过区别对待的方式扩大敌对联盟之间的分歧。在具体政策层面,美国一方面对苏联保持战略威慑和遏制,同时则通过在台湾问题上对华让步并逐步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最终实现了中美密切合作,联手对抗苏联的战略目标。最后,本文也结合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过程,指出楔子战略作用的发挥也会受到一系列变量因素的制约,如被分化对象战略利益的一致性、分化者政策的连贯性以及"楔子"自身的能动性,均会对楔子战略的成效产生重要的影响。

国会研究:美国研究的新支点

美国国会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冷战结束以后 ,国会在美国对外政策 ,包括中美关系、两岸关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把握美国国会及美国国内政治 ,成为美国研究与中美关系研究的重中之重。本文系统地总结了美国学者对国会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以及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对美国国会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提出了分析当代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发展的两个角度与分析方法 。

“美国研究”或“对美国的研究”——试析中外美国研究范畴的不对称性

美国的强大使美国研究在全球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然而,中外美国研究在内容范畴上却存在着巨大差别。美国研究在本土的兴起是其民族身份诉求的象征,是内向的,采取的是文化的研究途径;而对中国或其他国家而言,美国研究是对一强大的他国的研究,因此较易倾向于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各国美国研究协会成立的先后也因此与美国的外交拓展基本一致。通过对加拿大与中国的美国研究的案例分析,认为除了语言与经济条件的限制外,本土主义与国家利益的结合是美国研究各国发展差异的原因所在。中国的美国研究更多的是一种对美国这一国家实体的研究,这种研究从长远而言需以美国研究为基础。

新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转型变革

科技革命蕴含着推动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动力。从历史来看,科技革命通过推动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军事技术进步和创造新的技术领域,改变了国际秩序中的国家间权力结构、国内结构、国际规则规范和冲突解决机制等关键要素,实现旧秩序向新秩序的转型。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并展现出了一些新的技术特征。对于中国而言,需要在识别这些技术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对国际秩序转型的影响,并抓住规则竞争期、机制生成期和动荡变革期的机遇,推动和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国际秩序。

拜登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型

拜登政府从护持美国霸权地位出发,全方位、深层次调整美国外交政策,逐步形成了既有别于传统自由国际主义、又有别于“特朗普主义”的“拜登主义”外交理念。拜登主义以“务实的现实主义”、“新华盛顿共识”-拜登经济学、内政-外交互联思维为内涵逻辑,致力于因应全球地缘政治之变、地缘经济之变和意识形态之变对美国霸权的冲击。拜登主义在实践中发展出五大外交政策支柱并产生多方面战略影响,也面临一系列来自美国内政和外交层面的制约因素,能否成为推动美国外交政策转型的历史遗产有待观察。总体而言,拜登主义都代表了美国主流精英对时代变局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外交政策转型探索,有其重要意义。

美国国会“台湾联线”个案研究

国会联线是国会议员间的一种非正式组织。本文在对国会联线的起源、动因、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切身体验对2002年4月9日成立的台湾联线进行个案研究,分析该联线成立的国际、国内、台湾背景,以及联线的功能与目的。最后对台湾联线四位联席主席等主要成员对台政策和态度的异同进行比较,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国家间权力关系视域中的人工智能国际竞争与合作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给国际关系带来深刻影响。其中,技术与权力的深度耦合改变了人工智能领域国际互动的成本收益评估,进而影响国家的策略选择。在人工智能时代,各国不断调整战略布局,基于不同目的开展国际合作或发起国际竞争,以权力互动获取全球范围的增益。通过对人工智能国际竞合关系背后的权力逻辑进行解析,可以深刻地理解这些转变的深层含义,也会为缓解国际竞争紧张局势、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构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机制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

新世纪以来美国对伊朗的政策研究

在小布什政府时期,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及伊朗核问题等构成了美国与伊朗关系的特殊背景。依据小布什政府在此背景下实施的一系列具体的对伊政策,可归纳出如下结论:小布什政府对伊朗政策的核心目标是伊朗停止铀浓缩活动,其根本目标是伊朗的政权更迭。在奥巴马政府执政初年,美伊关系的原有背景没有太大变化,但美对外政策受国内金融危机影响日增,因此奥巴马政府对伊朗政策的目标和限制因素同小布什政府的基本相同,但在实现目标的手段上作了调整,突出表现在对伊朗实施了无条件接触政策。但因"接触政策"效果不佳,以及受后来的撤军伊拉克、中东剧变、战略重心加速东移等影响,奥巴马政府在其实现目标的手段上逐渐回归小布什政府的强制性外交老路,而且有过之无不及。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还加强了对伊朗的"秘密战争"。

美国“去风险”的本质与动机

“去风险”是欧洲提出的一个对华政策概念,被美国很快接受。欧洲国家提出这个概念,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战略自主。美国则是为了防止中国发展动摇其霸权地位。美国既要把自己对中国的经贸依赖多元化、分散化,采取近岸外包、友岸外包或盟岸外包等措施;又想阻止中国在信息科技和生物科技等特定领域的发展,对中国进行选择性脱钩,建立“小院高墙”。去风险是美国对过去几年对华经贸和科技政策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也是与日本、欧洲等盟友在对华政策方面相互妥协、相互接近的结果。

美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及其影响

美国对外贸易战略正经历重大调整,改变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自由开放的对外贸易战略。美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是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和国际格局调整的产物,其目标是保障美国经济、安全和战略利益,进而服务美国霸权利益。美国此轮对外贸易战略调整,国内政治考虑成为首要因素,保护主义特征明显,安全化倾向严重,扩大了盟友间贸易,更加突出进口替代和产业扶持政策。美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影响深远,在国家层面,改变了各部门间的贸易决策职责以及不同群体和区域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在全球层面,不仅促使地缘和全球经济竞争加剧,更给世界经济和中美经贸关系造成巨大冲击。

国际核恐怖主义的防范:范式、措施与建议——国外学者的研究视角

国际核恐怖主义是当今乃至今后国际社会面临的一项严重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国外学者一般认为防范国际核恐怖主义需要阻止核武器与可用的辐射材料被潜在的核恐怖主义组织和核恐怖主义分子掌握。基于此看法,美国学者迈克尔.利维和格雷厄姆.艾里逊博士分别提出了威慑范式和"三无原则",来杜绝国家成为核恐怖主义核手段的"来源";此外,国外学者也提出了加强核安全、减少高浓铀生产与使用、打击核黑市以及加强国际合作和情报共享等防范国际核恐怖主义的具体措施和建议。

美国外交决策模式研究

模式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在美国,模式研究始于30年代。到80年代初,模式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30至40年代):当时称为类型研究(typestudy)。类型强调规范性,是对事物直接进行归纳的结果,形式单一;重点仅在分类,即根据对象特点,对不同的行为者和不同的分支学科进行分类研究。第二阶段(40至50年代):40年代以后在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推动下。

美国政党政治结构转型及其对2024年大选的影响

自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美国政党政治开启并持续经历着复杂的结构转型。虽然这一转型目前尚未完成,但已在两党政治、共和党及民主党内政治三重结构性维度取得不同程度进展并渐趋清晰地预示着未来方向,为我们观察2024年美国大选提供了分析框架。就两党政治结构而言,传统极化视角已无法勾勒其全貌,极化、钙化与部落化“三化”叠加成为理解这一转型的关键。就共和党内政治结构而言,“让美国再次伟大”从理念到派系的重塑效应推动该党基本完成了从“里根共和党”到“特朗普共和党”的转型。就民主党内政治结构而言,进步派、温和派与中右派的博弈成为近年来该党转型面临的主要障碍,而随着拜登退选和哈里斯崛起,进步派及其理念将可能引领民主党的转型方向。上述结构转型逻辑驱动2024年美国大选在政党胜选联盟构建、选举议题塑造及政治力量重组等方面表现出新特点。以此为背景,美国对华政策也将在安全、经济和社会人文等领域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如何进一步落实“旧金山愿景”将是2024年美国大选后中美关系走向的关键所在。

躁动的霸权:美国极右翼政治运动及其影响

近年来,美国极右翼政治运动愈演愈烈。极右翼政治运动在美国已经成为一种重大威胁,进一步加剧其内部的不稳定。美国极右翼政治势力不断壮大,主要由国内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族群矛盾加剧、政治传播手段变化、政治制度顽疾难除等因素所致。美国极右翼政治运动注重向外扩展自身影响,与欧洲等地区的极右翼政治势力紧密勾连,力图编织极右翼政治运动国际网络。美国极右翼政治势力仇华反华情绪强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美关系的稳定。

美国次贷危机的成因及其对国际金融秩序的影响

美国次贷危机起源于房地产泡沫的破裂,金融创新形成的多重利益链条使次贷危机深化,金融全球化则是次贷危机国际传导的背景条件。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动摇了美国的金融霸权,国际金融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全球金融版图面临重绘的可能。对于中国而言,次贷危机为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金融体系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

印太视角下的“东盟中心地位”及美国-东盟关系挑战

2019年6月,美国和东盟相继发布了印太战略和印太展望文件,描绘了各自对印太地区秩序的构想、愿景及利益主张。表面上看,美国的印太战略和东盟的印太展望都提出了"东盟中心地位"问题,两者似乎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共识。但进一步分析显示,两者的"东盟中心地位"大异其趣,在出发点、关注点和实现目标的手段等方面,美国和东盟存在根本性不同。尽管美国和东盟在海上安全、能源与基础设施建设及数字和网络安全等领域存在合作空间,但是随着中美在印太地区博弈加深和美国主导地区秩序走向的意图日益凸显,美国与东盟关系将面临新的更大挑战。

霸权之基:美国的国际能源战略

在分析美国国际能源战略在不同时期的目标、手段和特点的基础上,认为美国为实现其国际能源战略目标,所采取的主要手段有:能源外交、控制能源产地、控制能源通道、建立石油战略储备、石油美元机制等。美国通过这些手段影响国际能源体系中的供应板块、需求板块、能源运输通道和国际石油价格。美国国际能源战略与地缘战略密切结合,与谋求霸权密切结合,与军事行动密切结合,具有稳定性和系统性等特点。

美国对华技术封锁在国际社会不得人心

特朗普政府对华采取高科技封锁政策,试图加快促成中美“科技脱钩”。国际社会中的国家行为体、市场行为体、各国际组织以及美国内部社会,出于道义维护、利益确保和体系稳定等因素,都表达了对中国支持以及对美国失望的态度。国际社会的上述态度对中国更好反制美国是有利的,中国需要采取措施延续和巩固国际社会现有的总体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