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一种新的戏剧翻译模式 以复旦大学法文系戏剧翻译工作室的实践为例

1戏剧翻译的特殊性 长期以来，在文学翻译研究领域内，我们对戏剧翻译的学术关注是非常有限的：与小说、诗歌等其他文学体裁的翻译研究相比，戏剧翻译研究颇受冷遇。而在戏剧艺术研究领域内，戏剧翻译研究则较少被提及与探讨：相对于人们对戏剧理论、流派、艺术实践的重视与探究，戏剧翻译处在边缘的位置。此外，戏剧翻译研究发展缓慢还表现在：相关理论著述不多，剧作翻译体量不大。究其原因，戏剧翻译面临的困境主要源于戏剧艺术自身的双重性--文学性与艺术性。我们知道，戏剧通常经由书面文本和舞台演出得以完整呈现，因此，重“文学”轻“艺术”又或者是重“艺术”轻“文学”，都是对戏剧片面的理解。研究者需要从文本与演出的双重视野出发，厘清文本与演出之间既矛盾又统一、既相互制约又相互生成的关系，才能避免混乱，避免文本至上主义和舞台专制主义，从而对戏剧进行完整的考察。这一研究思路（即从文本与演出的双重视角出发）同样适用于戏剧翻译的研究和实践。

景观、想象与文学地理——兼谈韦斯特法尔的“地理批评”

"地理批评"这个词的发明者是贝特朗·韦斯特法尔(Bertrand Westphal),他不仅是一代新空间理论的构造者,还赋予了文学地理一个真正的学科地位。地理批评的目的是恢复参照物,并重新评估空间在文学中的作用。我们的观点有所不同,地理批评不是要去研究文学中的地理参照物,文学地理既不具客观性,也不具模仿性。文学作品里的地点是一个视觉世界,以灵活的方式与参照物世界之间进行互动。韦斯特法尔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比较性的:选择一个地理实体,将不同作家、不同国籍和语言的不同观点集合在一起,对上述实体的不同侧面进行思想碰撞。我们认为文学景观不是地理参照物,是主观视线里的建构想象的形式。地理批评的方法与地理诗学密不可分。

《震旦大学院杂志》(1916-1929)中的知识分子与政治威权——从法国中世纪诗人维庸(Fran?ois Villon)的形象谈起

1920年代,几乎每位维庸的中国译介者都会强调诗人的个性。1929年《震旦大学院杂志》发表的维庸与李白的对比文章,却刻意突出诗人面对掌权者时的顺从。维庸的这一形象出之有因。1920年起《震旦大学院杂志》发表的绝大部分文章,特别是用法文发表的中法文学作品对比研究、王阳明和曾国藩书信的法文译本、学生致校长的法文书信等内容,均强调要尊崇天理或曰先王之道。这一意识形态促生了将政治人物塑造成英雄的倾向,也决定了该杂志将包括维庸、李白在内的知识分子塑造成政治人物追随者的必然性。巴黎耶稣会士档案馆关于震旦大学的档案表明,《震旦大学院杂志》对知识分子与政治威权之理想关系的塑造,可以被视为震旦校方制定的学生行为准则的隐喻。这一准则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远离革命与叛逆,尊崇道德与既定威权。

安东兰·阿尔托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

安东兰·阿尔托是二十世纪法国文坛的一代怪才。他留下了丰厚的文稿——二十六卷文集,然而迄今为止仅只有一部戏剧论文集《戏剧及其重影》被译成中文。本文通过梳理中国对阿尔托戏剧论文集的翻译研究活动,分析我国对阿尔托戏剧论文集中几个关键词的不同翻译所传递出我国对阿尔托残酷戏剧理论的不同接受。

《法文翻译史》四卷本完整出版

2019年,巴黎维底耶(Verdier)出版社出版了《法文翻译史——20世纪卷》(Histoire des traductions en langue fran?aise-XXe siècle)。此前,维底耶出版社分别出版了《法文翻译史》19世纪卷(2012)、17至18世纪卷(2014)、15至16世纪卷(2015)。目前,《法文翻译史》四卷本已完整出版。《法文翻译史》的研究对象囊括15至20世纪所有主要学科领域中世界各地的法文译者与翻译,不限于法国,也不限于文学。

从“嘲讽”到“自嘲”——语言游戏在法国喜剧中的变迁

本文首先从"游戏"的哲学定义入手,厘清"语言游戏"的概念及其与语言实用功能所相对的非功利、创造性、批判性的实质;其次通过分析作为法国喜剧传统的语言游戏从以人物和情节为主体的"传统"喜剧到以剧场和语言本身为主体的"现代"喜剧中形式与功能的变迁,阐述其在法国喜剧现代性进程中从取悦观众到冒犯观众,从游戏意义到游戏符号,从与人物性格和剧情发展高度吻合到陌生化、断裂化、空白化的美学转向及其引发的从"优越感"到"狂欢化"的笑,揭示其反思理性、批判惯例、重塑语言与世界观的社会价值。

病态与颓废的诗人:对民国时期波德莱尔批评中一种趋向的探源与反思

波德莱尔颓废诗人的形象在民国被广泛接受。许多民国批评家认为诗人的颓废是一种病态,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与19世纪后半叶欧洲兴起的从病理学角度分析波德莱尔的风潮有关。一些欧洲精神病医生试图将诗人定义为患有神经疾病的人,其中Cesare Lombroso和M ax Nordau的作品被民国批评家广泛征引,塑造了民国以"神经"、"情调"和"颓废"为关键词的一套波德莱尔批评术语。中国批评家易于接受Lombroso和Nordau的理论,与波德莱尔部分作品的晦涩、中国批评家们的留日经历,乃至希望在言谈中炫耀西洋医学新名词的心理有关。然而,如果反思理性如何迫使颓废变成现有价值判断体系中的贬义词,我们便能够理解波德莱尔的通感、人工化等理论的人文主义价值,而非简单地将其斥之为一种病态。

瓦莱尔·诺瓦里纳戏剧的“否定”书写

“否定”是当代法国戏剧家瓦莱尔·诺瓦里纳思想与创作的一个重要概念。他基于反人本主义思想的“语言的戏剧”以非理性语言为表现主体,一方面批判地否定了“人”在哲学意义上的优越性和在戏剧美学中的核心地位,通过对人造语言体系的“解构”颠覆了人和语言、和世界之间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以基督教的“否定神学”所蕴含的超验而丰饶的“空无”为启发,通过以节奏这一语言内在秩序为主导的、看似自发的“重构”,试图恢复语言的物质性、神秘性与生命活力。从作者的“否定”书写到剧场上的“无人”戏剧,语言始终被赋予了创造者的角色,而作者、演员、观众在“降低”和“清空”自我的过程中成为受命于语言的器官,戏剧空间由此见证了理性人的“死亡”与非理性人的“新生”。

“无意义”在尤奈斯库戏剧中的批判意义

“无意义”语言以自由而非理性的孩童视角为起点,通过对既定意义的逃离和否定,揭示和批判基于理性的人类现实。作为反叛力量的“无意义”在法国“荒诞派”剧作家欧仁·尤奈斯库20世纪50年代的反现实主义戏剧中尤为突出。作家在对白中通过模仿和颠覆教条、口号、常识、套话等不同形式的陈词滥调,一方面放大了它们的机械与滑稽,嘲讽了其背后的权威和盲从;另一方面构建了以词语间内在联系取代语意逻辑的“反语言”,发展了“无意义”在中世纪口语文学中的传统形式。在喜剧性的外表之下,“无意义”实则是作者呈现“语言的悲剧”的途径,也是他挽救语言、解放思想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