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2007)——媒介素养与公民素养征稿启事

2007年“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将由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定于2007年12月7～9日在上海举行,论题是:媒介素养与公民素养。

公共空间是社区传播的基础媒介

公共空间是社区传播最为基础的媒介，它是否具有可沟通性，直接影响到社区传播状况。拓宽社区传播研究视野，关注社区公共空间的交往特征与规则，为社区规划和社区建设提供传播学的视角，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行走在社区公共空间，是居民与社区最为亲密的接触；如果这里的人、事、物能够使其驻足流连，他／她与社区的关系将更为密切。可以说，公共空间是社区传播最为基础的媒介，它是否具有可沟通性，直接影响到社区传播状况；而社区公共空间的交往活跃程度，则显示了人们的社区归属感和认同度。

正在消融的媒介批评

新媒体消除了媒介批评的公开性障碍,也改变了媒介批评的公开性和公共性状态。作为批评对象的媒介全面嵌入了公众的日常生活,从专业化的再现机制转变为日常交往实践,有关媒介的信息与言说也成为一种交往行为,与媒介生产难以分割。而且,在社交式言说中,基于启蒙传统的理性批评也逐步让位于信息争斗,甚至是观点互怼。传统的媒介批评概念消融于新媒体交往实践之中。

社区新媒体:社区与媒体的再定义

本文以上海城市社区媒体的经验为基础,总结新媒体环境下社区公共传播的变化,分析其运作方式与特点,反思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新媒体的社区传播,不仅参与构建了城市社区的新形态与新关系,而且再造了城市公共传播体系。考察与分析新媒体环境下的社区传播,促使我们反思有关社区与媒体的传统定义。

协商式吸纳:舆论意见如何进入决策过程

在某些重大政策议题上,执政党及政府把大众传媒视作一个公共协商平台,并创新工作流程和工作方式,将舆论意见纳入决策过程。对上述做法,本文称之为"协商式吸纳"。协商式吸纳是一个由国家主导、国家和社会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包括四个层面:大众传媒的充分报道和公开讨论是协商式吸纳得以发生的基本前提;执政党和政府回应舆论意见并将其纳入决策过程是协商式吸纳得以实现的关键所在;"体制化"是协商式吸纳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国家主动通过大众传媒向社会公开征询意见在程序意义上使协商式吸纳得以完善。作为一种新型决策方式,协商式吸纳的推广,取决于党和政府、大众传媒机构、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

城市媒体的地方沟通性--解放日报与上观新闻的城市地方构成分析(下)

依据地方沟通性概念(详见上篇,刊于《青年记者》2019年12月上),本文着重探讨解放日报和上观新闻所构造的作为地方的上海。一方面,在这两家媒体的地方构成中,观察地方沟通性的基本状况;另一方面,通过比较二者的差异,观察媒体形态变化对于地方沟通性的影响。

新闻满足我对社会的无数好奇——深度报道精英访谈之一

无论中外,深度报道尤其调查性报道始终是传媒竞争的利器,也是职业记者的至高追求。从本期开始,本刊将开设"深度报道精英访谈"专栏,由本刊特约记者张志安先生担任专栏主笔,与国内外深度报道精英进行深度对话,探讨职业意识、分析传媒个案、总结报道策略、纵论行业变局,以期给读者提供转型社会中国深度报道实践的独特景观和深度思索。

都市报融合转型的三种路径及其影响研究

本文以国内不同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三家都市报为例,从都市报怎样处理"报—端"关系的角度,归纳出渠道拓展和品牌再造过程中融合转型的三种路径。本文进一步说明,不同区域市场中,包括媒体管理结构、政府财政支持、新闻政策环境等多元化政治力量作为主要因素,经济、文化、技术作为其他因素对都市报转型路径的选择产生差异化影响。

企业舆情危机与风险研究报告(2022)

新媒体语境下的企业危机管理和传播,既需要高度重视权威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也需要敏锐洞察网络舆情风险及背后的社会心态。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主流媒体的调查报道覆盖了汽车、金融、食品、医疗保健、互联网、家电、数码等众多行业,曝光品牌不乏美的、西门子、智联招聘、汉堡王、宝马、福特、大众、360、饿了么、顺丰、家乐福等知多品牌。涉及问题除了产品与服务质量代言人不当、抄袭侵权、商业竞争、不当裁员与招聘、公司经营管理等常规问题外,也有新业态下衔生出的平台管理、信息泄露及数据安全、“二选一” 反垄断等新问题。

网络文学平台签约作者的劳动控制与劳动博弈

本文从劳动控制理论出发,考察网络文学平台与签约作者之间的雇佣关系,由此探讨互联网平台及其平台资本对签约作者的劳动控制机制,以及签约作者针对平台控制而采取的应对策略,在此基础上思考平台劳动控制和平台劳动者博弈所带来的启示,研究发现:随着网络文学产业的规模扩大,作者与消费者之间互动越发频繁,消费者成为劳动者的“隐性雇主”;网络文学签约作者作为内容直接生产者,比其他数字劳工拥有更多的劳动自主权,同时也承担更多的市场风险;互联网平台通过数字技术控制着签约作者的劳动过程,而劳动者会采取“灌水”或“打擦边球”等个体策略和结盟抵制等集体策略与平台进行博弈。文章建议完善网络文学作者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将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纳入社保范围,促进平台公司实现用工规范化,确保数字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享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合法权益。

抗疫社区的沟通性批判

2022年春天,由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引发的疫情爆发,把抗疫第3年的上海推入全然不同的境遇之中。城市里日益稀薄的社区概念,因为抗疫而骤然成为热词,甚至凸显为日常生活的主导框架。不少人感慨:原先不认识几个邻居,疫情期间封闭在社区里,和邻居一起团购、一起活动,逐渐相识、相交起来。由此有人认为这是社区价值的表现,反映了居民归属感与团结精神的提升。不可否认,在抗疫过程中,远亲不如近邻,邻里的互助关爱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社区感和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