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商人与新时代:赣州徽商汪德溥的生活变迁(1890—1955)

现代徽州商人与传统徽商一脉相承,他们在1949年前后的经历对于理解社会转型具有参考价值。赣州徽商汪德溥曾涉足肥皂、茶社、蚊香、酒店、米号等商业领域,以"行商"小生意起家,商业资本和经商能力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向中等规模的"坐贾"发展,遇到挫折后又退为"行商"。在职业选择上,其首选是进入公职单位,而非风险偏高的商业领域。汪德溥无论在公职单位还是经商都受到徽州同乡和亲戚的关照,虽然他的生活方式已经高度土著化,当地人却仍然把他当成安徽人。他在邻居、同行及合伙人、街道干部心目中的形象不佳,在"三反""五反"和肃反运动中被当成对立面。1949年以后的社会变迁,对固守传统商业思维的汪德溥造成巨大挑战,对比他在经营、生活、交际、观念等方面的变化,可以管窥徽州商帮走向消亡的具体过程。

重思“理想”与“当下”:数字化时代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意义感”

现代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样式,正经历着由“满怀理想”向“抓住当下”的显著变化。这两种不同的生活样式与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正相对应,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意义感”也呈现不同的特点。与“理想主义”相关的“意义感”具有某种虚幻性,而“活在当下”的“意义感”却更具充实的内涵。在数字化时代,“抓住当下”是一种更具积极意义的生活态度,是人们在解决问题中创造美好生活,消解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烦恼、焦虑,并促成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较优方案。

文治秩序与士人主体——论北宋士大夫政治主体性之形成

宋朝君王奉行"以文治国",北宋士大夫在君主"礼遇"之下结合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而被塑造出以往士人所不具有的政治觉悟及政治诉求。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政治身份,即政治上的自我,得以建立,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政治主体意识。北宋士大夫更明晰自己应具有的政治主动性,更多地承担着家国复兴的重任,有着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国家主人翁情怀。正是这种被赋予的政治主体地位,以及士大夫在政治参与中自觉强化的政治主体意识,双向地塑造出北宋士大夫的政治主体性。

“数字人文”如何与现代文学研究结合

如果非要给'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下一个最简明的定义,那也许就是用数字的方法研究人文学术。但究竟什么样的方法才算是数字的方法?尽管众说纷纭,一个确定无疑的前提则是大量文本、文献的数字化。也就是说,是数字文献的诞生,才促成了数字人文研究诞生的可能。

流动的文本 可疑的“佚书”——林语堂《过年》及其文献学问题

1938年末,纽约的John Day Book出版公司出版了一本精装小书,书名题How I Celebrated the New Year(拙译《过年》),作者乃为大名鼎鼎的文学家林语堂,当时其正客居巴黎。查检现行的林语堂著作系年、年谱、书目资料及海峡两岸所出多种林氏文集、全集,均未见记载此书,可谓是一种近现代“佚书”。

穆时英研究三题

本文重新检讨1930年代"软性电影"论争,指出论争者的社会网络在其发生过程中相当重要,循此辑录、释读穆时英、刘呐鸥的两则集外文,并就早期穆时英研究的重要文献——苏雪林的穆时英论的论述源流、脉络做一历史的考察,或有助于新世纪的穆时英及相关领域研究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