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警察政治学的学术讨论

胡大成、周家骧、王智军、邢盘洲共同撰著的《警察政治学》一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在相关学术界和警察教育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本刊收到几位学者讨论该著的文稿。江苏警官学院主持召开了“警察政治学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山东、浙江、四川和江苏的学者们,就这部著作的出版、警察政治学的学科建设、课程建设和警事学的学术体系等方面进行了热烈而颇有深度的探讨。本刊将几位学者对该著的讨论文章和“警察政治学学术研讨会综述”一并刊布于此。

《警察政治学：警察的政治分析》简评

胡大成、周家骧、王智军、邢盘洲共同撰著的<警察政治学>一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在相关学术界和警察教育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本刊收到几位学者讨论该著的文稿.江苏警官学院主持召开了"警察政治学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山东、浙江、四川和江苏的学者们,就这部著作的出版、警察政治学的学科建设、课程建设和警事学的学术体系等方面进行了热烈而颇有深度的探讨.本刊将几位学者对该著的讨论文章和"警察政治学学术研讨会综述"一并刊布于此.

将“左、右”的概念正式引入政治学的尝试

"左"、"右"这一概念是经常被使用但迄今在学理上并未被加以严格界定的概念。为了使这一概念在今后的研究中具有更好的应用前景,有必要对其加以深入理析。精英主义理论的核心是社会中永远存在多数"普通民众"与少数"社会精英"之间的对立。以此为基础,"左"的核心特征是代表社会中的多数普通民众、"右"的核心特征是代表少数社会精英。在实践中,只要分清某种主张或组织代表上述二者中的哪一方,就能分清该主张或组织在实质上属于"左"还是"右"。

论当前政治学之两种研究范式

人类在认识事物时呈现出的偏好性差异是一些重大研究范式冲突及理论分歧的由来。人类的认知习惯大致可分为两种相互对立的表现形式,这两种认知习惯在当今社会科学中演化为一种张力关系,即呈现为两种研究范式的对立。当前政治学研究范式大致可归纳为"科学范式"与"传统范式",二者应当互补而非互相贬损。作为社会科学之一,政治学应注重向人文学科汲取营养,从人的现实需求出发,探求政治智慧。

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学科视野与问题意识

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是历史学与政治学科际整合的体现之一,既吸纳了政治学与历史学两大学科的学理资源,又经历了新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动员,对于理解和解释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具有广阔的前景。本文从历史与政治、规范与经验、文化与权力、时间与结构、逻辑与证据五个方面讨论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学科脉络、研究视角和问题意识。

抗争政治,还是非抗争政治——再论农民上访研究的范式转移

抗争政治范式的一支独大妨碍了我们对农民上访的理解,农民上访研究呼唤新的理论范式。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自我解构为抗争政治范式的兴起提供了机会和空间,而抗争政治范式的局限则为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回归提供了可能。由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演化而来的非抗争政治范式要返回农民上访研究的中心,必须从自我解构转向自我建构,完成自身的社会科学化。作者给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非抗争政治研究框架,包括利益协调、权利规制、分类治理、组织再造、农民幸福以及规则框架等研究议题,并以此作为理解农民上访的替代框架,以期实现农民上访研究的范式转移。

在重大政治变局中认识和把握治国理政规律——基于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

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改革要牢牢把握以下治国理政规律:必须始终坚持党是改革的领导核心,坚持共产党在改革中的领导和组织地位,充分发挥党的各级组织的政治保证作用;必须始终坚持改革的正确发展方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始终坚持改革正确的方法论,在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基础上,在不断实践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改革方法。

作为行动系统的身体: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吉登斯身体观解析

与福柯身体观不同,吉登斯认为身体具有情境空间性,具备现代性的反思性,不但是一个互动、占用与再占用的场所,而且还是自我认同的携带者,直接参与自我的建构过程,充当自我的政治代言人。沿着浪漫之爱—融会之爱—情感民主—对话民主的逻辑线索,吉登斯从关系中的身体即"身体之间"开辟出一条崭新的政治哲学路径。

改进政治控制,治理塌方式腐败

近年来,一些地方和部门官商勾结、腐败现象严重,有些甚至达到了局部“塌方”的程度.塌方式腐败的特征是,在某个地区或者领域,贪腐官员和不法商人之间以及贪腐官员互相之间形成盘根错节的腐败利益共同体,出现规模性上下勾结、内外勾结的腐败状况.

“文化自觉”与章太炎重建“国学”政治正当性

在复兴国学的运动中,章太炎追思"国学"及其承载的历史。这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文化自觉"不仅是文化主体将其"自身"作为文化主题而主体化的心智洗礼和心性历练过程,更是其自身文明的自我觉醒和自我保卫以及自我启蒙。他的目的在于重建国人对现代中国认同所必需的稳定而持久的价值体系、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因此,它在政治上主张:相应文化主体必须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在法治和政治等关涉人间秩序的一切事务上,形成符合本文化主体的文化传统的道德审美和价值观的意念、态度和情绪。它决定了近代中国政治实践的外在表现形式、话语诉求,亦是重建"国学"的政治正当性。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卢梭问题”——基于政治思想史的一项考察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既包含着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思想史联系,也有马克思关于卢梭对政治现代性的回应与讨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延伸了近代政治哲学中市民与公民对立问题的讨论,市民与公民的对立正是卢梭政治著作中的核心判断。通过回应卢梭哲学,青年马克思明确了政治异化的主题,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是政治异化的根本原因。

行动的自我:政治活动的起点——吉登斯政治哲学的新视角

与自由主义"无拘的自我"和社群主义"镶嵌的自我"相比较,吉登斯的自我观可概括为"行动的自我"。一方面,它以自我分层模型为基础,通过对生活方式的决策抵制日常生活的异化,使自身达到一定程度的自主,从而选择一种伦理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自我通过反思来概括自身,通过关系来界定自身,从而为情感民主和对话民主开辟可能性。这种跳出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争论的自我框架,为当代政治哲学的生活转向提供了建设性的路径。

论政治领导过程中的非制度性约束

既往的政治学研究较为关注政治制度对政治行为的监督、制约作用,并未对行政主体在领导过程中受到的非制度性约束进行集中的理论表述。这种研究现状反映了一种认识盲区,即未曾注意到任何政治领导者都会受到并未成为明确的制度设计的制约因素的约束。这些非制度性的约束因素可分为主观因素(如中国古代社会中存在的"天命观"、"仁政观")、客观因素。客观的非制度性约束因素主要包括:客观现实对政治领导者所构成的约束、被领导者对政治领导者所构成的约束。这些非制度性的约束因素在现实政治中发挥着切实而巨大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政治治理趋于"善治"而非"虐政"。研究政治现象时应注意到这些因素及其作用。因此在衡量不同政治体制的"法治"化水平时,不能仅仅以制度性约束的指标的高低为衡量标准,而应将非制度性约束的强度纳入指标体系之中。

政治极化与信息渗透:基于台湾地区社交媒体政治社区的分析

近年来,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在台湾地区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愈发关键。本文以2016年台湾地区选举期间脸书(Facebook)平台上的政治讨论为研究对象,为候选人与参加讨论的普通互联网用户绘制社会网络,并结合社会网络可视化、聚类分析及超链接分析等研究手法,对社交媒体政治社区进行分析。台湾地区的社交媒体政治社区同时呈现了政治极化与大规模信息渗透两种现象:一方面,参加政治讨论的互联网用户根据各自的意识形态相互隔离;另一方面,针对对方政治阵营的信息渗透尝试却已成为普遍现象。然而,在政治人物主导的星形结构社会网络中,这些通过边缘个体传播的异质信息仍不足以打破“信息茧房”。

国家的转型与寻找政治的一代人

以“80后”命名一代人，恰恰与这代人崇奉的“个性”精神相违。一个真正的“80后”，绝不会愿意淹没在空泛的概念之中。要克服这一悖论所导致的言说困难，不能把思想仅仅集中在“80后”本身。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代人的言说，都必须把他们置放在历史的纵深处。只有历史才能够容纳与超越世代的观念，并使其变得合理。历史展示了前仆后继、绵延不止的一代又一代，并使这一代与那一代具有了较为鲜明的区分。

网络参与对中国民主政治消极影响

网络政治参与日益成为公民参与政治的重要途径,给中国当代的公民政治参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但网络本身"双刃剑"的特性,使其产生了一定负面性,如网络政治参与的膨胀可能导致现有政治体系的不稳定、数字鸿沟的存在导致更大程度的政治参与不平等等。因此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关注其暴露出来的问题。

大众传播的政治交往过程功能

交往作为人类普遍实践的形式,它的产生与语言的产生一样悠久,而且伴随着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渗入到个体生活实践的每个领域。所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总是处于普遍联系和交往之中。而且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一卷中也写到,“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人注定要过共同体的生活。政治交往已成为人类交往行为的基本组成部分,个体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其中。也正是政治交往推动着政治系统的沿革。

《选举法》修改中的代议政治

选举法修正案草案关于取消城乡代表权差异化配置的条款,反映了我国选举制度向实现公民的平等权迈出了一大步。它在公民投票权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了公民代表权的平等,也就是实现了同票同权。这一修改对应的是人大代表的代表性问题,按照代议理论委托论的要求,人大代表的构成应该尽量与社会吻合,从而提高自身的代表性;而按照独立论,过高的官员比例也同样是可能具有高代表性的。但实际上,最最重要的问题应该是代表是如何产生的,这与选举权中的自由向度紧密相连。如果不能保证公民在选举中充分的自由权利,那么平等也只能成为摆设。选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应该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公民的自由选举权。

全球化背景下的空想社会主义——关于《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的研究

文章在解读了《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之后,剖析了作者理论建构的基础存在着对福柯之"权力—主体—理性"思想的误读:作者误认为福柯那里的控制社会和规训社会具有不同的内涵;错误地认为福柯对"主体"的认识具有内在矛盾,而自己在所指的生产性活动之下产生的主体其实和福柯后期所指的主体有雷同;同时,误认为福柯未能抓住这个驱动整个系统的力量,但自己也在主体的夸大与主体的虚化之间的徘徊。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帝国秩序的乌托邦:主体的虚拟性;帝国主权与民族国家主权共存的乌托邦;以及全球公民社会的乌托邦。

普遍支配与层级类差:祭仪与古代中国政治秩序的建构

祭祀是古代中国对以"受命于天""君权神授"为核心的抽象最高政治理念的具体制度安排,在建构政治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现实操作和行动层面,祭祀建构政治秩序的策略性安排呈现出复杂性特征。对于统治集团内部、士人层级和底层民众等不同群体,祭祀建构政治秩序的策略都有所不同,表现出层级类差。统治者灵活借助祭祀仪典中象征性资源以及围绕祭祀所创制的一套宗法伦理体系,实现了政治社会生活等领域的意识形态化、差异化和等级化,实现对不同层级的普遍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