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左、右”的概念正式引入政治学的尝试

"左"、"右"这一概念是经常被使用但迄今在学理上并未被加以严格界定的概念。为了使这一概念在今后的研究中具有更好的应用前景,有必要对其加以深入理析。精英主义理论的核心是社会中永远存在多数"普通民众"与少数"社会精英"之间的对立。以此为基础,"左"的核心特征是代表社会中的多数普通民众、"右"的核心特征是代表少数社会精英。在实践中,只要分清某种主张或组织代表上述二者中的哪一方,就能分清该主张或组织在实质上属于"左"还是"右"。

论当前政治学之两种研究范式

人类在认识事物时呈现出的偏好性差异是一些重大研究范式冲突及理论分歧的由来。人类的认知习惯大致可分为两种相互对立的表现形式,这两种认知习惯在当今社会科学中演化为一种张力关系,即呈现为两种研究范式的对立。当前政治学研究范式大致可归纳为"科学范式"与"传统范式",二者应当互补而非互相贬损。作为社会科学之一,政治学应注重向人文学科汲取营养,从人的现实需求出发,探求政治智慧。

抗争政治,还是非抗争政治——再论农民上访研究的范式转移

抗争政治范式的一支独大妨碍了我们对农民上访的理解,农民上访研究呼唤新的理论范式。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自我解构为抗争政治范式的兴起提供了机会和空间,而抗争政治范式的局限则为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回归提供了可能。由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演化而来的非抗争政治范式要返回农民上访研究的中心,必须从自我解构转向自我建构,完成自身的社会科学化。作者给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非抗争政治研究框架,包括利益协调、权利规制、分类治理、组织再造、农民幸福以及规则框架等研究议题,并以此作为理解农民上访的替代框架,以期实现农民上访研究的范式转移。

作为行动系统的身体: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吉登斯身体观解析

与福柯身体观不同,吉登斯认为身体具有情境空间性,具备现代性的反思性,不但是一个互动、占用与再占用的场所,而且还是自我认同的携带者,直接参与自我的建构过程,充当自我的政治代言人。沿着浪漫之爱—融会之爱—情感民主—对话民主的逻辑线索,吉登斯从关系中的身体即"身体之间"开辟出一条崭新的政治哲学路径。

“文化自觉”与章太炎重建“国学”政治正当性

在复兴国学的运动中,章太炎追思"国学"及其承载的历史。这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文化自觉"不仅是文化主体将其"自身"作为文化主题而主体化的心智洗礼和心性历练过程,更是其自身文明的自我觉醒和自我保卫以及自我启蒙。他的目的在于重建国人对现代中国认同所必需的稳定而持久的价值体系、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因此,它在政治上主张:相应文化主体必须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在法治和政治等关涉人间秩序的一切事务上,形成符合本文化主体的文化传统的道德审美和价值观的意念、态度和情绪。它决定了近代中国政治实践的外在表现形式、话语诉求,亦是重建"国学"的政治正当性。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卢梭问题”——基于政治思想史的一项考察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既包含着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思想史联系,也有马克思关于卢梭对政治现代性的回应与讨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延伸了近代政治哲学中市民与公民对立问题的讨论,市民与公民的对立正是卢梭政治著作中的核心判断。通过回应卢梭哲学,青年马克思明确了政治异化的主题,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是政治异化的根本原因。

行动的自我:政治活动的起点——吉登斯政治哲学的新视角

与自由主义"无拘的自我"和社群主义"镶嵌的自我"相比较,吉登斯的自我观可概括为"行动的自我"。一方面,它以自我分层模型为基础,通过对生活方式的决策抵制日常生活的异化,使自身达到一定程度的自主,从而选择一种伦理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自我通过反思来概括自身,通过关系来界定自身,从而为情感民主和对话民主开辟可能性。这种跳出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争论的自我框架,为当代政治哲学的生活转向提供了建设性的路径。

论政治领导过程中的非制度性约束

既往的政治学研究较为关注政治制度对政治行为的监督、制约作用,并未对行政主体在领导过程中受到的非制度性约束进行集中的理论表述。这种研究现状反映了一种认识盲区,即未曾注意到任何政治领导者都会受到并未成为明确的制度设计的制约因素的约束。这些非制度性的约束因素可分为主观因素(如中国古代社会中存在的"天命观"、"仁政观")、客观因素。客观的非制度性约束因素主要包括:客观现实对政治领导者所构成的约束、被领导者对政治领导者所构成的约束。这些非制度性的约束因素在现实政治中发挥着切实而巨大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政治治理趋于"善治"而非"虐政"。研究政治现象时应注意到这些因素及其作用。因此在衡量不同政治体制的"法治"化水平时,不能仅仅以制度性约束的指标的高低为衡量标准,而应将非制度性约束的强度纳入指标体系之中。

政治极化与信息渗透:基于台湾地区社交媒体政治社区的分析

近年来,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在台湾地区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愈发关键。本文以2016年台湾地区选举期间脸书(Facebook)平台上的政治讨论为研究对象,为候选人与参加讨论的普通互联网用户绘制社会网络,并结合社会网络可视化、聚类分析及超链接分析等研究手法,对社交媒体政治社区进行分析。台湾地区的社交媒体政治社区同时呈现了政治极化与大规模信息渗透两种现象:一方面,参加政治讨论的互联网用户根据各自的意识形态相互隔离;另一方面,针对对方政治阵营的信息渗透尝试却已成为普遍现象。然而,在政治人物主导的星形结构社会网络中,这些通过边缘个体传播的异质信息仍不足以打破“信息茧房”。

网络参与对中国民主政治消极影响

网络政治参与日益成为公民参与政治的重要途径,给中国当代的公民政治参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但网络本身"双刃剑"的特性,使其产生了一定负面性,如网络政治参与的膨胀可能导致现有政治体系的不稳定、数字鸿沟的存在导致更大程度的政治参与不平等等。因此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关注其暴露出来的问题。

文化创意产业促进城市转型的机制与战略路径

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文化创意产业处在国际产业分工价值链的高端,不仅在内容和业态等方面对创新型经济发展起到引领作用,而且可以直接促进城市经济转型和服务能级的提升。文化创意产业能够通过对城市空间的积极响应、城市产业体系的优化以及城市创新体系的培育,驱动城市的创新发展。中国城市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应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城市经济体系的重构、城市文化生态的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营造"创意场域",促进文化创意阶层崛起,保障文化创意产业的健康生长,加快打造国际化的"创意城市"、"文化都市",探索文化创意产业引领城市转型的"中国路径"。

国企党建与法人治理结构协同性初探

国有企业具有营利性与公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国有企业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政治逻辑,因而国企党建成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下的一种制度安排。国企党建与法人治理结构理论上存在协同效应,国企党建的现实困境源于传统的路径依赖与体制惯性,公司制国有企业中的党组织应该创新路径,围绕中心工作,定位于服务型党组织,切实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将自身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核心竞争力。

官民矛盾、群体性事件与化解之道

在当下中国,由于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双重转型,官民矛盾表现出集各种矛盾于一身的新型状态,并成为群体性事件爆发的主要根由,且直指执政党以及基本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在此背景下,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有效化解官民矛盾,重建和谐官民关系,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文章着重分析了官民矛盾的表现形态、形成机理,官民矛盾与群体性事件的逻辑关系及化解之道。

选举与国家认同——西欧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经验

西欧国家投票权扩大的历史背景是民族国家的构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前者产生了国家认同危机,后者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在民族国家构建中通过战争等方式并入的新的群体,以及在社会结构变化中成长起来的新兴阶级,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打着民主的口号要求本来属于贵族特权的投票权平等化,从而在民族国家内部形成了对抗和紧张关系。而国家所采取的积极性回应——逐步开放投票权,则缓和了民族国家的这种对抗和紧张关系。西欧国家投票权开放的典型模式主要有三种:以英国为代表的渐进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激进模式,和以德国为代表的竞争模式。尽管存在着道路上的差别,但它们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即都实现了投票权的平等化。投票权的平等化除了暂时缓和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既得利益阶级与利益边缘阶级之间的冲突之外,还有着更加长远的积极意义,它以民主的名义把社会不同阶层、团体和族群整合到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政治行动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国家认同——民主国家认同。

财政下乡:现代国家的基层财政建设

财政下乡是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项基本命题。文章基于财政社会学的视角,在国家政权建设的框架下,总结了基层财政转型的三种模式,即汲取—政府强制模式、积累—政社一体模式、惠农—政府自主模式,打破了学界对财政转型的线性思考,即从税收国家走向预算国家的欧洲经验。我国基层财政建设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现代预算制度,必须在国家政权建设的宏观框架下,对财政合法性建设给予历史的、具体的理解。基层财政建设的当务之急是要强化公众参与,将群众路线落到实处,重新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

党群治理与群众路线的实现机理研究

党群治理是一种新型的党群关系处理模式,它既是群众路线实现的内在逻辑发展,同时也让群众路线的实现获得了意义。因此,群众路线需要在党群治理中实现,而它实现的根本机理是政党的社会属性与能动性政治成分,一般机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群众型政党的社会工作的内在要求,直接机理是转型社会的基层治理需要引介群众力量,特殊机理是党群之间需要建立一种政党信任。

中国司法制度学高影响论文三十年回顾与反思——基于主流数据库(1978-2008)的引证分析

本文结合两大引用数据库CSSCI和CNKI,两大文摘数据库《新华文摘》和《复印报刊资料》,采用被引用和被转载两项指标,深入挖掘反映司法制度学科学术影响力的高被引论文,力图通过客观的定量数据分析,纵览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司法制度学的研究焦点,从而试图为今后司法制度学的学术发展形成一个可供共同讨论的基本文献框架。从30篇高影响论文来看,上述研究大都基于国外法治实践及司法制度理论的经验介绍,从而大体完成对我国司法制度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毫无疑问,这些工作对我国司法制度理论的完善和司法制度学教育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但随着司法制度学30年来的发展,上述研究也许即将步入尾声或将成为次要的工作。重塑社会共同价值,协调司法关系,推进法治进程,这也许是我国司法制度研究未来应当重新选择的方向。

全面从严治党的治理逻辑与路径选择

全面从严治党是政党治理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治理理论是理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全面从严治党内含着丰富的治理要义。在治党主体上,强调自我主导、人民群众参与,体现主导性和合作性;在治党对象上,强调全体纳入、拒绝例外,体现全员性;在治党内容上,强调全面覆盖、不留空白,体现整体性;在治党方式上,强调多管齐下、从严治理,体现综合性;在治党目标上,强调提升执政能力,体现先进性和合法性。在坚持思想建党的前提下,立足于国情和党情实际,全面从严治党在实践中需要坚持领导带头,构建责任机制;坚持发扬民主,构建动力机制;坚持制度治理,构建保障机制。

试论现代国家与公民权的内涵及两者之关系

现代国家是建立在现代经济和社会基础之上的,以国家主权和平等公民权为核心特征的国家形式。公民权是现代国家其国民基于成员身份而获得和承担的,为该国法律所确认的成员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本文在厘清现代国家与公民权关系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公民权是现代国家的基石,现代国家是公民权的基本载体,宪政建设是现代国家成长和公民权保障的联系纽带和基本路径。

构建服务型政府对执行机制的要求及其优化路径

政府执行机制是指政府履行其职能,提供公共服务的行为与过程。与传统管制型政府管理模式下政府决策执行不分、重视命令行政的执行机制不同,新时期的政府执行机制体现了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新要求。服务型政府执行机制的主要内容包括政府服务协同供应制、政府服务集中办理制和政府服务绩效评估制。服务型政府执行机制的优化可以从推动公共服务多样化、倡导公共服务市场化和强化公共服务责任制几个方面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