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的效度、温度和尺度

近年来,数字治理在许多国家迅速推进,实践者和学术界对于数字技术赋能治理的前景充满了期待。然而现有研究表明,只靠技术的单兵突进和刚性嵌入,而缺少理念的更新、制度的变革、组织的转型、法治的规范和伦理的关切,数字治理既未能充分借助技术的能量,实现对治理的有效优化,还可能带来预期之外的副作用,影响人的体验和感受,抑制人的自主性和参与度,损害人的权益和尊严。因此,对数字治理的目标期望和推进方式应进行反思和调整。首先,技术赋能不等于技术万能,对数字技术赋能治理的期待应切合实际。其次,推进数字治理不能只靠技术的单维度赋能,还需要理念、制度、组织、法律、伦理等多个维度的协同支撑与规范制约。不能只考虑技术上“能不能”的问题,而不考虑管理上“可不可行”、公众感受上“好不好”、法治上“可不可以”的问题。数字治理应以人的感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把握好效度、温度和尺度,这三个“度”将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在数字时代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城市数字治理的期望与担忧

什么样的城市数字治理是学者们期望的良政善治?城市数字治理有没有带来预期之外的担忧?通过专家焦点小组讨论和文献回顾,对城市数字治理的期望与担忧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学者们期望,城市数字治理是一首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交响曲,而非政府的独奏曲;厚此不能薄彼,既为优势群体锦上添花,更为边缘群体雪中送炭;能量体裁衣,从用户的实际感受和体验出发;能既有智能,又有人工,更加尊重人的智慧与自主性;能化零为整,修炼整体性的“内功”,增强协同性的“外力”;能细水长流,量力而行;能张弛有度,提高敏捷性和适应性;能开诚布公,落实公开透明与知情同意。同时,学者们也担心,城市数字治理成为“虚中楼阁”,脱离实际需求,忽视实际成效;让人“裸奔”,数据采集过度,数据泄露频发;让人失去自主选择的权利;无所不用其“技”,弱化人的作用,扭曲人的行为;“墨守成规”,强化落后模式,固化既有格局。这些“期望”和“担忧”反映了学界对如何平衡好技术、制度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以及对数字治理实际成效的关注,希望这些“期望”和“担忧”有助于确立未来城市数字治理研究与实践的价值坐标与未来方向,以提升公共价值,促进城市善治。

城市数字化转型:转什么?怎么转?为谁转?

2020年12月14日,以"城市数字化助力一体化"为主题的2020首届长三角城市数字化转型创新论坛暨长三角产业和信息化发展研究联盟年会在上海智慧城市体验周期间成功举办。论坛汇聚江浙沪院政府领导、城市数字化领域专家学者及行业龙头企业代表,从理论、政策、产业、市场等不同角度,全面探讨新基建大背景下,5G、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如何创新应用于城市数字化转型。本刊特聚焦与会部分专家核心观点,以飨读者。

政务微信传播方式与效果研究

本文对所采集的数据从发布日期、发布时段、消耗流量、图文数量、标题文字、排布次序等多种维度展开量化研究,分析政务微信传播方式与传播效果的关系政务微信已成为政府在移动端进行信息发布的新媒体、政民互动的新渠道、公共服务的新平台。微信传播与传统媒介传播不同,受众不但有了自主权,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传播者的行为,传播者可通过受众反馈了解用户的使用行为特点。但目前学界对于微信传播的影响因素主要聚焦于内容与传播形式,

作为新兴治理工具的政务服务标准:功能与逻辑

近年来,政务服务标准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广泛关注与施用,正日益扩大其在国家治理与改革中的影响力。不过,围绕这一新兴治理工具,有两个基本理论问题尚未得到解答,即“政务服务标准的核心功能与实现机制为何”以及“政务服务标准实施过程中的主要挑战与应对策略为何”。本文分析提出,政务服务标准以达成“公共产品质量控制”为核心功能,彰显出法律、法规、政令等传统治理工具所不可替代的治理价值。在该功能的实现机制层面,从“行为规范”属性出发,政务服务标准能消减科层组织中的委托代理问题,并解决行政程序约束的有效性问题;从“技术方案”属性出发,政务服务标准能帮助基层行政部门节约“注意力资源”,并推动前沿行政技术在国家行政系统中的扩散。但在实施过程中,政务服务标准还面临着三大挑战,即政务服务标准强规范效力需求与标准化制度设计间的错配,政务服务标准统一性要求与差异化地方治理能力间的矛盾,以及政务服务标准与法律法规的衔接难题。面对上述挑战,本文提出了制度改革、央地协作等一系列应对策略。

协作开放推动城市建设转型

通过公众参与、开放协作和“众包”或“向市民外包”的模式，城市成为了一个“平台”，市民成为了政府的“合作者”，市民与政府共同建设智慧城市，协作“提供”公共服务，

通往数字时代的智慧治理之路

刚刚过去的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要求“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强调“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部署加快推进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和数据开放。近年来，中国已有20余个地方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数据管理机构，近20个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也相继建立。

政府数据开放与数据安全管理的协同探究——基于职责文本的内容分析

数据开放与安全的协同与平衡一直是政府数据治理所面临的挑战。梳理地方政府对二者的角色定位与职责安排,厘清其业务关系上的内在逻辑关联,发现影响二者协同关系的关键要素,有利于指导实践。以省级行政区及其省会城市101份涉及数据开放和安全管理的法定机构职责、法规政策为样本,借助NVivo 11 Plus工具,对比分析数据开放与数据安全在管理主体、职能角色、职责内容上的现状与特点。研究发现:数据开放与安全在机构设置、角色分工方面的协同存在不足;在职责安排方面对"赋责"重视程度不足,在"赋能"方面注意力分配不平衡。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提升政府服务与社会治理能力

在"互联网+"的大环境下,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组织实施的信息惠民工程取得了可观成效。为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促进部门间信息共享,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2016年4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国办发〔2016〕23号"文,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务院法制办、国家标准委等部门联合出台的《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开展信息惠民试点实施方案》。该方案明确提出以实现政务服务事项的"一号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为主要任务,并拟在80个城市进行试点,逐步向全国推广。本刊特约十余位教学、科研一线的青年学者就"23号文"从不同视角进行解读,以期引发理论研究界、实践界对"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深入探索和实践创新。

数字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中国方案

近期,《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公布,并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当前,全球各国都在经历数字化转型,数据,尤其是以个人信息为主的数据,正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并被赋予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个人信息的开发和应用,已经成为数字时代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模式。但同时,新技术、新模式的发展,也带来了个人信息的过度采集、滥用、“大数据杀熟”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对个人信息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并引发了各类社会风险。以《草案》的出台为契机,反思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和利用中存在的问题,为实践提供具有中国智慧的制度方案,具有深远意义。上海社会科学院互联网研究中心日前主办“数字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中国方案”学术研讨会,本刊在会议研讨的基础上约请多领域学者撰文,期望通过多学科、多视角的研讨,促进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进一步完善,为数字时代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内容、路径与方向

2021年年初,上海市提出要"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坚持整体性转变,全方位赋能和革命性重塑。在这一背景下,城市数字化转型要全面回答城市数字化转型是什么、需要转什么、怎么转、为什么转、为谁而转等问题。城市数字化转型是由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驱动的城市发展模式与实体形态的结构性转变,覆盖经济产业、社会生活、政府治理等方面。数字技术设施建设不等同于数字化,数字化也不等同于数字化转型,城市数字化转型在推进路径上既需要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全方位赋能,更需要流程、规则、功能和生态的革命性重塑。最重要的是,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受益对象、目的、过程和结果都应以市民为中心,让技术和城市"为人而转",而不是让城市和人"围着技术转"或"被技术转",需注重数字化转型给市民带来的实际体验和感受,让城市更智慧、更温暖和更美好。

开放政府数据研究:概念辨析、关键因素及其互动关系

开放政府数据是近年来国内外电子政务和信息管理领域的热点研究方向。政府所采集和保存的数据与公众的生产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在大数据时代,政府向社会公众开放其所保有的数据,供社会进行增值利用和创新应用,将创造巨大的公共价值,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本文对国内外有关开放政府数据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包括开放政府数据的意义与概念辨析、开放政府数据的关键因素及其互动关系等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构建了分析框架,提出了政策建议。

开放不等于公开、共享和交易：政府数据开放与相近概念的界定与辨析

政府数据开放与信息公开、数据共享、数据交易等概念在实践和研究中经常被混为一谈,存在不少误区。准确地理解政府数据开放,梳理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有利于正本清源,推动真正的政府数据开放。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国内外文献资料,对政府数据开放的基本概念、原则和标准进行了总结,然后对政府数据开放和公共数据开放的范围;开放数据、大数据和开放政府的联系与区别;政府数据开放与政府信息公开、政府数据共享、政府数据产品等相近概念之间的异同等进行了辨析和探讨。

从“部门视角”转换到“用户视角”，跨界整合政务服务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开展信息惠民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进一步推动部门间政务服务相互衔接，协同联动，打破信息孤岛．变“群众跑腿”为“信息跑路”，变”群众来回跑”为“部门协同办”，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该文件为我国“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发展指出了明确方向，将电子政务建设从偏重政府内部的办公业务向通过互联网为公众提供在线服务转变。

环境数据开放，政府应该怎么做？

从城市内部环境污染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在污染程度、污染物构成、污染源等方面，环境污染均呈现出时间与空间差异性，亟须建立数据驱动的、精细化、科学化的环境治理决策。

基于开放数据和众创协作的智慧城市建设

一个城市有大量基础性、关键性的数据掌握在各级各地政府部门手中。政府部门在履行行政职责的过程中制作、获取和保存了大量数据,这些数据资源与城市生活息息相关,是整个城市的公共资源,应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在保障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

写在智能时代的边上:技术主义还是人文回归?

刚刚过去的2019年,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依然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作为一个产业之外的观察者,笔者念念不忘的是这些事:一款让用户可以把自己的脸换在别人身上的AI换脸App突然爆红,在让很多人过了一把明星瘾的同时,也引发了各界对于个人隐私安全的担忧;某大学在部分教室试验人脸识别系统,该系统不但可以自动签到、签退,还能识别学生发呆、打瞌睡、玩手机等行为。

中国公卫人当自强

新冠疫情发生后,不少专家都对包括疾控体系在内的公共卫生体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CDC(疾控中心)地位太低、权力太小,公共卫生人才不足、待遇偏低,医改之后公共卫生体系边缘化,社会对于公共卫生的认识不到位,等等。

对硬科技的“冷”思考

刚刚过去的一年,互联网巨头盯上了菜市场,“社区团购”成为互联网行业及资本市场热议的话题。一家主流媒体评论互联网公司“只顾着低头捡六便士,而不能抬头看月亮”,呼吁他们“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而是要致力于攻克“硬科技”。

迈向人民的公共卫生事业——写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周年之际,

如今,新冠疫情防控已经从应急阶段进入常态化阶段,我们也有更多的时间冷静下来全面反思。本质而言,疾控体系是公共卫生体系的部分,而公共卫生体系又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新冠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必浚其泉源”,在笔者看来,所谓“根本”无非三个方面:诉诸制度、诉诸技术、诉诸于人。这三条路径能否最终汇成一条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