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古宗教的历史语境——读邓广铭先生听陈寅恪“天师道”课笔记

本文以1939年邓广铭在昆明听陈寅恪讲天师道课的笔记为例,讨论有关道教史研究的几个问题。首先,从学术史角度讨论如何理解陈寅恪对中古宗教史中滨海地域、外来文化以及“汉化”现象的猜测和分析。其次,指明陈寅恪中古宗教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解决天师道的具体历史问题,而在于提示中古史研究的大关节。最后,通过这份课程笔记中的两句话,重新理解陈寅恪为何如此重视道教在中国思想、学术与文化史中的意义。

什么时代中国要讨论“何为中国”?--在云南大学的演讲记录

"何为中国"这一话题,在历史上有三个时代成为焦点,分别是北宋、20世纪上半叶以及当下。不过,这三个时代虽然都关注"何为中国"这一话题,但聚焦点却稍有差异。北宋关注汉族中国文化的正统性;20世纪上半叶关注国家、族群与疆域的统一性;当下则关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内外与认同。如果我们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的国家、疆域和族群,应当承认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不断变化。现代中国国家、族群与疆域的形成,应当看成是一个曲折、复杂和漫长的历史过程。说明这一点,不仅可以回应中国历史学界、中国政治领域和国际学术界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提醒我们,从传统帝国到现代国家的未完成转型中,中国还面临相当多的问题。一个兼有有限国家形态和天下帝国历史的现代中国,面对棘手的内、外问题如何处理?这既需要史学家寻找问题来源,更需要政治家具有理性和智慧。

作为一个历史世界——蒙古时代之后的东部亚洲海域

蒙古时代之后亚洲东部海域或环东海南海区域,可以作为一个相对完足的历史世界进行研究。由于蒙古时代之后,特别是15世纪起中国与西部世界相对隔绝,原本蒙古时代连成一片的欧亚大陆又成为“东是东,西是西”。恰好大航海时代后的全球交通上,海路逐渐超越陆路,因此,“东部亚洲海域”尽管也有海禁与倭寇、壬辰之役、明清易代、大航海后西人东来等扰动,但在19世纪中叶西方的根本冲击之前,它仍然勉强维持了大体稳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而从这一秩序的形成、动荡与瓦解过程中,正可以看到东部亚洲海域从传统到近代的历史过程。之所以要把环东海南海作为一个历史世界进行研究,不仅为了回应和补充传统历史学界的“东亚”研究范式,以及新近流行的“中央欧亚”或“东部欧亚”研究思路,也是试图打破东北亚和东南亚研究之间的鸿沟,以更大的联系的视野,改变这一区域历史研究的局限。

“一本好的教材远胜于一打好的学术著作”

历史教科书的目的是培养“世界公民” 最近这些年，我比较关心教科书的情况，包括世界上各种有关教科书的讨论。比如2006年初，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刊登了加州历史教科书有关印度问题的讨论，认为雅利安人和印欧语系起源于印度，这反映了美国人对印度文化的推崇，但又引起了另一批人的反击。从1990年代起，欧盟各会员国就准备在其境内的中小学发布新教材，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出发，倡导“欧洲一家”的理念，为欧盟的形成奠定思想基础，同时花了大量经费支持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