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需要什么样的新闻传播教育——全球知名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论坛综述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当媒介影响着社会的各个层面和每个人的生活时,新闻传播教育在应对信息快节奏、价值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时,正面临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严峻挑战。这就急需新闻传播教育界,不断拿出理论勇气与智慧，拨开乱象、迷雾，寻找到自己的依存方位与历史归宿。

延安时期根据地新闻宣传的传播学检视

尽管延安时期我党新闻宣传的一些重要观念和做法，如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报纸是党的喉舌，是这一巨大集体的喉舌，在党报工作的同志，只是党的组织的一部分，一切要依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要照顾党的影响”等，随着时代主题和现实背景的转换已经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延安时期共产党传媒宣传之成效斐然，很大部分应归因于它们契合了诸多现代新闻传播逻辑。检视与梳理延安时期根据地新闻传播的实践智慧，仍不失为一种“格物致知”之善。

网络体育传播中游戏表象的生成条件、内在机理与应对策略

智媒时代,游戏表象广泛地出现在网络体育传播中,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认知和体育运动参与。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探究游戏表象在网络体育传播中的生成条件,剖析其内在机理,进而反思其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提出应对策略。研究认为,在现阶段的网络体育传播中,大叙事共享不足与拟像过剩为游戏表象的生成提供了必要条件,它以资本力量推动的资料库消费为核心运行模式,参照与现实共生的想象力环境,形成了基于角色独立性的媒介产品生产逻辑。针对游戏表象带来的挑战与负面影响,提出网络体育传播的应对策略:加快媒体转型升级,适应游戏表象带来的模式变化;创新游戏玩法与机制,缓解游戏表象引发的趋同效应;注重技术研发与应用,弥补游戏表象中用户身体实践的不足;培育新型游戏共同体,遏制游戏表象造成的过度娱乐化问题。

新闻客观性的幻象与大众传播研究的缘起

新闻的客观性原则一直被看做是西方新闻学尤其是美国新闻学的支柱性思想。但客观性原则真正进入人们的观念已经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事。当意识到一战宣传、公关行业兴起以及媒体产业结构的垄断化使客观性成为一种幻象时,人们意识到坚持新闻客观性的必要,新闻专业主义理论应运而生。但新闻专业主义和传统新闻学研究范式其实不能解决客观性以及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危机,于是李普曼与杜威在关于美国民主问题的讨论中成功地创立了另一种新闻媒体研究的范式——大众传播研究,并确立了这一研究领域中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二元对立框架。

传播学视域中的“人肉搜索”

从社区问答到专业搜索引擎的出现,从静态信息提供到动态信息追踪,从娱乐性、实用性到自发设置议程,"人肉搜索"在中国的发展演进呈现出新的趋势。以交融性传播方式、多元化传播形式、庞冗复杂的信息流、松散的沉浸式参与等为特征的"人肉搜索"已经广泛而深刻地介入社会现实及社会问题的解决。一方面,它提供了公民表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现实路径,推动了参与式民主的进程;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人们对"网络暴力"和网络监管、引导的思考。

从文献计量学看我国传播学

传播学界把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发展大致划分为3个阶段,即介绍引进阶段、探索发展阶段、创新评价阶段。在创新评价阶段,中国的传播学学者们对传播学作了大量创新评价研究。本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将我国近7年来有关传播学的文献量,刊载该专题论文较多的期刊、主要作者逐一介绍,并就传播学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

新闻体制的变革与政治传播的调适

政治传播是政府发布公共信息、传播意识形态和引导公共舆论的重要手段。在计划经济年代,我国媒体被简单地当作"工具"和"喉舌",新闻事业唯一的任务就是宣传意识形态。改革开放后,媒体的主体性得到承认,媒体的功能变得更加多元,舆论环境变得更加复杂。面对新闻体制出现的重大变化,政府的政治传播必须要做出相应的调整:缩小媒体行政管理的范围,主动公开公众需要的政务信息,习惯在舆论随机监督下行政,并为公民直接的政治参与打开制度性渠道。政府只有转变了政治传播的思路,才能更好地与群众沟通,营造出一个健康、有序、和谐的舆论环境。

纠纷解决的舆论范式——传播学与法学科际交叉视域中的纠纷替代性解决分析

公众舆论对纠纷的解决,是以作为新闻的纠纷舆论议程设置为前提的规范性解决,这是一个从纠纷个案到伦理命题诉诸伦理公理的价值判断和论证逻辑过程；它依赖于表达自由的制度环境和客观独立报道的新闻伦理规制以及公众的媒介平等接近权的保障,言论——行动的两元划分是解释言论自由的关键；解决纠纷的舆论形态主要表现为谴责与歧视,其强制力是以交往制裁、合法性制裁、经济制裁为表征的舆论制裁以及舆论压力的潜在威胁：群体舆论的激化与社会失序。舆论制裁往往会产生附带性制裁,如纪律制裁,行政制裁,法律制裁等。

新闻的生产标准与政治信息的传播

随着全球传媒商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步伐不断加快,传媒更加具有工业生产的特征,生产者按照"新闻标准"生产出"新闻产品",受众则是生产流水线末端的消费者。媒体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三个主要的新闻生产标准,即政治标准、专业标准和商业标准。当前我国媒体生存同样具有三个并存的新闻生产标准。当新闻生产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时候,政府必须尊重媒体的新闻生产规律,有效传播政治信息,为国家发展创造和谐的舆论环境。

播种与孕育:重述中国传播学的第一个10年

如果从1978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郑北渭教授发表的《公共传播学的研究》算起,2008年,中国传播学30而立。30年来,传播学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传播学已从1982年第一届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时的"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的景况,发展到今天年出版研究著作上百部、发表论文2万多篇、研究队伍超过1万人的繁荣景象。当然,中国传播学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低水平重复以及理论创新的匮乏,使较多研究成果难免有学术泡沫的嫌疑。为进一步推进我国传播学术研究,积累理论资源,建构学说价值体系和批判性思考,准确评价中国传播学30年来的功过是非,从而促进传播研究由量变转向质变,2007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立项了重大课题:《中国传播学研究30年通鉴1978—2008》。该课题从促进社会发展的社会背景与环境、传播学教育与学科建设、研究领域与相关主题、主要学术活动组织与阵地、研究群体与代表作、跨学科的传播学研究、反思与争鸣等7个方面入手,从已有成就和存在缺憾两个方面较全面地展示了传播学在中国大陆30年来的发展面貌。本刊选登的3篇论文就是课题组的阶段性成果,它们站在研究群体与代表作的角度,从历史文本入手,分析每一阶段中国传播学的成果与缺憾,以求客观地描绘30年来中国传播学的学术进展。

不同社会形态下新闻传播理念与实践的差异——基于普利策与穆青从业经历比较研究

同样的办报救国治国理念,不一样的新闻传播理念与从业实践:一个高举商业化、大众化旗帜,极尽负面揭丑、煽情之能事;一个恪守新闻党性原则,视典型报道、正面报道为毕生追求。这是中国媒介巨擘穆青与美国报刊骄子普利策分别在各自国家于19世纪后半叶、20世纪后半叶所演出的新闻活剧主调。探赜索隐,不同的社会体制与历史文化传统使然。本文通过"大众报纸与勿忘人民"、"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媒介经营管理和党报体制下的新闻事业管理""、负面揭丑与正面宣传"五个方面等对穆青与普利策的办报理念与实践等诸多异同进行较为详尽地梳理,以期对当下中国新闻业的改革提供参考与启示。

网络体育传播游戏化媒介实践的生成与引导

基于文献研究与调查,探究网络体育传播游戏化媒介实践的生成语境,剖析其外在行为习惯表征,以及背后所蕴含的需求问题,揭示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而提出相应的引导策略。研究认为:网络体育传播游戏化媒介实践源于当前社会的数字化生存语境,在行为体验的即时性、时间认知的无序性、评价标准的多元性三个维度印证了用户的数字化生存逻辑。它既表现为用户宁芙式身体演绎的行为习惯,又反映出用户数字化身份重构的现实需求。针对游戏化媒介实践在资本化生产、技术中介化、人的主体性三个方面对网络体育传播带来的负面影响,应注重当前我国大众体育传播的融合性、创新性与规律性,建构融媒体体育传播新格局,完善网络体育传播产业链,着力打造一批独具特色的高质量媒介内容产品,以此提升游戏化媒介实践对大众身心健康发展的促进作用。

新闻专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中国近观--兼论社会转型期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旨归

面对社会转型期价值观与群体利益的多样纷呈与巨量对立,关于新闻职业其间作为的思考不断引发持久而激烈的争论。而此时,西方制度化的专业主义被寄予厚望。大量的研究试图发现其对中国新闻实践与改革的有益启示。今天看来,时下确也有汲取专业主义营养大胆前行的业界榜样。深受西方影响的中国新闻业,在历经制度与观念的几度转型与变革之后,能否在当下历史机遇之中构筑自己的专业主义框架,一直引人关注。从党-国视野来看,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难以进化成制度化的独立规约与自治精神,它需要一种结构功能范畴上的有限"替代"与角色转移,现在我们可以将路径转向"公共性"取向的回归。

市场与责任：西方核心新闻理念的演化及价值

新闻理念，是人们关于新闻传播活动和新闻媒介运作的看法和认识，是物化的新闻活动及新闻作品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运动产生的印象长期积累的结果。在不同的新闻传播环境和传播制度下，新闻传播实践形成不同的新闻传播体制，产生了不同的新闻理念。新闻理念既反映新闻传播基本规律，有着对新闻传播实践的普适性指导意义，又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特性。

公民新闻时代新闻教育的核心竞争力

"公民新闻"运动的开展,使得普通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生活的报道者。在这样一个"全民皆记者"的时代,新闻专业教育的核心竞争力究竟何在?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提出需要从根本上转变新闻教育理念、创新新闻教育模式等具体途径来切实增强新闻专业教育的核心竞争力。

传播与城市的想象--以燕子河镇儿童为例

通过对于安徽省金寨县燕子河镇的儿童的多种方式的测量,我们发现调查对象对于城市的硬件条件普遍抱有好感而对城市人的品行评价不高,这与他们对于农村硬件条件和农村人品行评价恰好相反。但是,他们中的多数人仍然坚定地要到城市里去发展,甚至去城市发展本身成为他们努力读书的一个重要驱动力。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尽管电视在塑造孩子对城市的想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仍然是在人际传播的传统观念的框架下发生的。为了改变目前的生活条件和人生命运,孩子们被教育到城市中去奋斗,并因而成为他们自我实现的成就动机。而电视对城市硬件的描绘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动机。

大学生个人理财状况调查分析——以上海商学院财会学院为例

理财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长远规划,大学生进入社会后,就会逐渐面临结婚、买房、子女教育等问题,这些无不与理财投资有着密切的联系。本项目组通过对上海商学院财会学院学生个人理财状况的问卷调查,发现理财并没有真正融入到大学生群体。通过此次问卷调查及分析,本文提出了一些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科学理财观念的建议。

“五四”精神与新时期新闻改革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本文从新时期新闻改革的视野,思考如何传承"五四"的民主、科学传统,如何创造性地发展"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从而保证新时期新闻改革在健康、正确的轨道上继续运行,推进新闻改革持续深入开展。

仪式传播:信仰共享与文化转换——中韩端午节仪式传播比较

本文运用传播仪式观理论,通过对中韩端午节仪式传播的分析比较,揭示传统节日组织仪式传播与媒介仪式传播在共享信仰、续接传统、整肃心灵方面的意义,分析大众媒介的介入如何使传统文化得以修正与转换。以中韩端午节仪式传播的神圣性与纯粹性差异观照我国端午节传播由于泛政治等因素而导致的"仪式空壳"问题,探讨如何将传统节日组织仪式和媒介仪式中隐喻的爱国、虔敬、精神超越、忠义孝悌等意义有效地契入受众心灵,以弥合文化传统的深层断裂。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的武术传播对策

以传播学、文化学为基础,论述了“2008北京奥运会武术比赛”期间的武术传播问题,提出了比赛期间传播武术的对策。并认为这是承接历史责任、把握历史机遇,更好地传播中国武术,弘扬民族文化,使之成为武术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