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文化传播中女性形象的突破--以电影《阿诗玛》为例

大众传媒不仅是促进女性自身进步和发展的有力工具,而且为她们提供了表达真实自我的平台,影视媒介在表现女性形象时,应当坚持和发扬女性主体意识。长期以来,影视传播中女性形象的塑造都是男权视野中的产物,是被历史边缘化的形象,她们既没有自己的身份又没有自己的话语。电影《阿诗玛》中的女性形象一方面体现的男性视角下女性模板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又体现出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抗争,成为一种突破的尝试。

拥抱AI,建构出版业的“数字孪生”和“多边市场”

基于数字化和数据化的人工智能已经“流程再造”了众多行业,这里仅举三例:例一,美国网飞(Netflix)初期主要提供DVD租赁服务,现在已经成为全球首要的会员订阅制流媒体播放平台,付费用户达2.47亿人,市场占有率达23%,用户续订率高达90%,2023年净利润为54亿美元。网飞商业模式的基础是其数据含量极高——平台会记录用户的每一个行为,为内容的生产和营销提供支持。例如平台能即时了解用户的喜好并据此创作网剧,也会针对不同类型的用户推送同一部剧的不同风格的海报。

全球语境下的新闻真实伦理

正如康复之于医学、批判思维之于教育一样,阐述真相是传媒业的职业准则,这是全球普遍的理解。在关于国际新闻业伦理规范的浩浩论述中,坦佩雷大学(Juusela,1981;Nordenstreng,1995)的(伦理)规范数据库与托马斯·库珀(Cooper,1989)的比较调查研究均指出,代表客观性和准确性的真实性是最重要的伦理规范。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关于社会责任的研究显示,在提供公正信息方面,新闻界担负着中心角色(Christians&Nordenstreng,2004)。阐述真相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核心,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全球语境下、尤其是技术复杂性日益"歪曲"真实的情况下,"真实"的概念以及新闻的本质都必须被重新定义。

媒体的环境传播:伦理责任、困境与突围路径

良好的环境传播可以帮助治理环境问题,促进环境发展。而媒体的环境传播则肩负着一定的伦理责任,同时也面临着相应的伦理困境,其中包括环境伦理观争议下的传播立场博弈、“知识赤字模式”下的环境主张表达失衡、风险利益团体“信息津贴”的利弊等。媒体的环境传播应通过生态整体主义的辩证自然观方法论来指导新闻生产,并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事务的讨论以及环境风险政策的制定,多角度、全方位地呈现环境事件,使得环境报道成为多元风险主体意见交流的公共互动平台。

虚拟偶像《初音未来》演唱会的传播模式

用全息投影技术制作的虚拟偶像《初音未来》演唱会,是通过以它为主题的连锁性的创作活动发生的传播现象的结晶。本文分析真人歌手演唱会和《初音未来》演唱会的传播模式,研究了在《初音未来》演唱会发生的人与虚拟人物之间的传播现象,结果表明,《初音未来》与观众之间的传播是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传播。

从Twitter的传播特性看美国的政治社会化

W兰斯·班尼特曾认为新闻来源多样性的缺乏,正是政治家们战略性传播的起点。也就是说来自官方的政治新闻大都经过设计和突显,并置于事先安排好的框架之中,而多数"沉默的美国人"的声音则被忽略了。然而,随着社交网络的大行其道,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再选择沉默,而是开始关注政治事务并参与其中,笔者认为这与社交媒体的传播特性有很大的关系。本文就以twitter为例,结合相关理论对其传播模式进行分析,进一步揭示twitter对公民政治参与所产生的影响。

从合法性建构视角看古代中国政治传播的行为逻辑与效度

古代中国的政治传播实质上是一种以君权为轴心的统治合法性建构过程,其核心目标是使君主展演出合乎社会期待的“好皇帝”形象。其中合法性的观念原型是展演的剧本,以皇帝为轴心的统治集团是主要演员,受众则是分别处于国家剧场中心区的官僚士大夫以及边缘区的普通民众。统治者利用封闭的、独享话语权的传播体制,采取相应的传播策略与技艺,进行单向度、同质化的政治传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操控受众的情感与认同,取得一定的合法性建构效果,但是这种政治传播也必须接受事实和真相的检验与制约,要以既有的价值规范为基础。批判性地探讨古代中国政治传播的合法性建构模式,对丰富现代政治传播理论的经验意涵,理解“后真相时代”传播与真相的紧张关系等问题,或许具有一定借鉴和启示意义。

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后学习经历

博士后的学习和研究是完全有别与博士、硕士等研究生教育和大学生本科教育的。有人说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的教育是中国新闻教育的最高殿堂。假如这个说法成立,那么到现在为止,能够在这个殿堂里“朝拜”和研修新闻传播学“真经”的人也不到30人。

电视相亲节目的创新与发展——受众分析的视角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自今年1月,湖南卫视推出婚恋交友真实秀节目《我们约会吧》,江苏卫视《非诚勿扰》开播收视率节节攀升,近10家卫视随即播出相亲或交友类节目,＂相亲热＂一时再度席卷中国电视荧屏。①面对火爆的电视相亲节目,社会各界褒贬不一。一方面,有人认为当下电视相亲节目实现了＂相亲与娱乐＂的融合,满足了观众的收视需求;另一方面,有人严厉批判节目所传播的畸形＂婚恋观＂,担心年轻人的审美观、价值观由此受到负面影响,并忧虑社会主流价值观遭受挑战。

手机短信传播与大学生社会网络的维护和拓展--基于深度访谈的探索性研究报告

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手机短信及其社会影响,已引起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和人文思考。①但相关的实证研究不足,关于手机短信如何影响人们社会网络的研究尚付阙如。漫天飞舞的短信传播,是拉近了人们的关系,还是让人们渐行渐远？本研究作为探索性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实证地考察分析手机短信对大学生社会网络的影响。

当前我国彩票发行机构不当宣传的表现形式及其改进措施

我国彩票业经历20多年的发展,有许多正面效应,但也有一些负面效应,这与彩票发行机构不恰当甚至是恶意的宣传密切相关,主要表现为否认彩票的博彩属性、忽视彩民的不健康心理、夸大彩票的中奖概率和渲染彩票的筹资功能等4个方面。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应当是:1)与时俱进,坦承彩票的博彩性质,重点宣传公立彩票的优势;2)以人为本,摒弃销量最大化的目的,引导人们健康购买彩票;3)客观公正,以普及概率和投资常识来作为引导彩票购买者心理的突破口;4)实事求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提高彩票公益金使用的效率和公平性。

中国彩票业繁荣状态背后的隐忧及其对策研究

目前我国彩票业呈繁荣的态势,但同时存在如下隐忧:消费者层面彩民群体性地表现出以赌徒谬误和沉没成本误区为主的不健康心理、供给者层面彩票发行中心缺乏应对危机意识和措施导致其社会公信度不高、竞争者层面其他博彩品规模迅速扩张并分流彩票市场以及管理者层面政府对于博彩业态度摇摆不定并对非法博彩打击不力。如果不能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这些隐忧将可能严重制约甚至摧毁中国彩票业。在此前的研究基础之上,综合上述4个层面,并结合各类型彩票15年间的销售情况,分析我国彩票业存在的隐忧之处及其形成原因,以此提出应对这些隐忧,实现中国彩票业健康和稳定发展的对策。

手机报受众的需求、评价和建议

本研究通过对在北京、上海、宁波三地进行的手机报用户焦点群体访谈资料的分析,针对手机报的采用、评价、建议等方面的问题,较为深入地了解受众的相关需求和意见;为推进手机报的发展,提供经验材料和理论思考。

信息传播与构建和谐社会——评述2005中国传播学论坛的几个热点话题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党应对社会变化提出的对策,也是"中华文化基本精神之一",更是"人类千百年来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研究"和谐社会"的实现条件和运行机制,正是包括新闻传播学科在内的社会科学应该承担的责任.

数字型彩票购买者心理健康程度在国际和中国省际比较及其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

采用数理统计和计量回归的定量方法,以5只在各国(地区)玩法都相同的三位数数字型彩票作为研究对象,集中关注比重最大的中间性彩民,通过设置描述彩民心理在不劳而获和控制幻觉等方面的量化指标,并结合其他因素,比较了这种彩票购买者心理健康程度在国际和中国各省的差异并研究了某些影响因素。发现当前中国大陆地区彩票购买者心理整体上不够健康;中华民族并非天性好赌;生活水平和教育程度低是中国大陆彩票购买者心理不健康的原因之一;有效引导彩票购买者健康投注还应关注广大中间彩民。

网络新生代与网络社会心态:代际更替、心态变迁与引导路径

网络新生代正在推动中国的价值观代际更替。作为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并行互构进程中最为特殊的关键群体,“90后”“00后”在网络化生存、高压化生存和全球化生存状态中,表现出更强的个人主义和反权威性,以超强的网络行动力建构社会支持系统,并主动追求精神价值目标的满足。网络新生代在社会议题、社会情绪、社会价值观方面深刻影响了网络社会心态的变迁,其背后,是这一群体独特的精神需求与网络表达特性。国家、社会要针对网络新生代的生命发展周期与压力提升现状,推进更丰富、更多元、更具新生代政治审美特点的精神文化产品建设,同时充分信任和理解这一代人,激发新生代的政治地位感,增强新生代的政治话语权,通过合适的方式提供更加充分的表达平台和参与空间,增强其政治成就感;在传播内容、传播平台和传播渠道建设等多重维度上同步年轻化,这是主流意识形态能否有效引导网络新生代的核心问题。

凯瑞为什么回到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学派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詹姆斯·凯瑞的建构,本文认为,凯瑞之所以要提倡回到芝加哥学派与凯瑞和芝加哥学派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有关,而凯瑞之所以能够回到芝加哥学派,在于凯瑞与芝加哥学派在讨论大众媒体时,所采用的逻辑起点是一致的,即在"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问题上,均认为社会是在传播中维系和存在的。凯瑞为解决美国当下的时代困境,提倡回到芝加哥学派,对于中国现在的传播研究亦有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