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中国语教育的形成和演变--以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部为中心

在唐通事的基础和框架上形成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语教育体系,早期最重要的教育机构,是1873年诞生的东京外国语学校,历史上一般把它分为两个阶段或两个时期:前期为1873年6月(也有说8月)创立,至1886年取消,一般称为旧东京外国语学校(简称“旧外语”);1899年再度复活,规模更加整齐,一直延续至战后,一般称为“新外语”时期。学校内所设的汉语部,是近代日本最大的官办的中国语教育机构。与几乎同时期的英语、法语、德语等西方体系的外国语教育兼有文明传播的功能相比,中国语教育基本上只是止步于一种外交、贸易诸领域的实用性的语言教育。对东京外国语学校以及相关的官办中国语教育机构的沿革变迁的考察,大致可把握整个日本近代中国语教育演变的历史脉络和基本特性。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第19届国际会议

2009年10月31日～11月1日,由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协办的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第19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的经济转型与中日经济关系的新课题＂在邯郸校区美国研究中心隆重举行。

日美贸易摩擦对日本国内改革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日美贸易摩擦由个别产品或产业逐步上升为涉及政治经济体制的整体争端。美国在贸易谈判中对日施加强大外压,迫使日本加速开放本国市场、放松国内规制、实施结构性调整。为了缓解对美贸易摩擦,日本同时表现出消极应付和主动出击两方面的特征,即"反应性"和"战略性"并存。政策决策过程的僵化是出现这一现象的体制性根源。事实表明,日本国内的部分利益群体积极借用了美国的贸易外压,有效地推进了国内改革。

对日本泡沫经济的再反思

曾经为世界各国广泛关注和大加颂扬的“东洋奇迹”在世纪之末却掉入了萧条的陷阱，而且至今仍未看到其真正走向复苏之路的迹象。与经济兴衰与共的“日本模式”也受到了先扬后贬的礼遇。“日本模式”真的过时了吗？本文试就对导致日本萧条的根源──“泡沫经济”的形成和崩溃的过程及其产生的原因做一简略的分析，并对发展中国家在推行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所应注意的问题做些尝试性的探讨．

日本自由贸易战略的新动向及其影响

日本是当前推动"巨型FTA"最为积极的国家,这也是其自由贸易战略新动向的集中表现。日本推动"巨型FTA"具有谋求经济实利、推动国内转型、塑造大国形象等多重战略考量。日本自由贸易战略调整使亚太一体化的领导格局出现了新变数,加速了不同"巨型FTA"之间的博弈,也使围绕贸易自由化的地区主义与多边主义之争进入新阶段。日本新贸易战略的实施面临着议程设置和规则制定上的弱势地位、"竞争性自由化"挑战、美国政策取向的不确定性等诸多制约。

日本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个人收入所得差距扩大化的现象日益凸显。如何改革现有个人所得税税制,充分发挥国民收入的分配调节功能,成为一个需要亟待解决的课题。日本根据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需要,正在实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本文在探讨和分析日本个人所得税制度、以及其改革思路和方向的基础上,探讨其有益的经验教训。

试论中日关系的新向度——以前首相福田康夫对中外交遗产为中心

近年来,从小泉、安倍、再到福田,日本政府都非常重视构成两国关系之潜流的精神和价值理念领域。特别是前首相福田转变了小泉和安倍的"价值本位"外交方向,并从"回归古典"着手,力图通过重构中日两国的精神、价值大厦,使中日关系不仅仅是一种利益、利害关系的存在,而是建立在双方共同理解、追求并能够互相接受的价值阈值的基础之上。这样,中日关系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其脆弱性的一面,从而走得更远。而中日两国在第四个政治文件中就此所达成的共识,即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新向度"。无疑这是前首相福田对中外交的重要遗产。

日本式金融体系之特征与大企业的资金循环

日本大企业金融在“泡沫经济”形成与崩溃过程中表现异常。造成这种异常表现的原因是日本金融体系固有的特性与惯例一大企业的低成本融资结构、双重利率结构、四大证券公司的市场垄断、稳定股东的保险机能等，日本大企业的这种资金循环对日本经济走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日本金融改革的性质及其效果分析

日本金融业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还是失去的15年的磨难,日本金融体制均扮演了主要角色。分析战后日本历次金融改革,结果表明,第一,美国主导的战后金融改革尽管发生了目标与结果的背离,但是其"吸收"、"改良"与"创建"的制度建设过程体现了改革的主导思想。第二,金融"大爆炸"是对日本战后30年金融体制的本质变革,然而,安全第一惯性思维下的错失良机,决定了这场改革依然无法摆脱高成本和不彻底的命运。第三,"金融再生"改革强化监管与治理的重拳出击对根治银行坏账的决定性效果值得肯定。但是,政府注资不能与市场优胜劣汰制度建设相结合的局限性,使得改革最终未能实现挽救经济困局的使命。

日本高速增长时期的“托底政策”及其对中国民生建设的启示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托底政策"涉及到方方面面,是一个系统工程。本文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在经济战略制定中一切以国民生活富裕为出发点的民本思想;在处理城乡、工农关系上扶弱固本,极力维护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民权思想;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上按"小政府大社会"理念办事,坚持藏富于民的民富思想;及上述三个方面对中国目前民生建设的启示和借鉴。

大兼并与日本银行业的竞争新格局

日本的银行发展史是聚合与兼并的历史。然而,战前小规模银行兼并和集约化的过程与战后以都市银行为中心的大型化兼并过程截然不同。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启动的超巨型银行大兼并形成的三大金融集团鼎立的新格局打破了日本金融界的力量对比,预示着未来日本银行业的竞争将会越演越烈。

踟蹰于历史歧路的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启示

"3·11"日本大地震发生半年多以来,特别是福岛核事件给日本社会带来巨大冲击。日本所谓和平利用核能的考量,面临日本社会的政治质疑和反思。主流见解是将可再生能源作为替代核能发电的最佳选项,也有具有前瞻性的人士提出建立"亚洲可再生能源共同体"的构想。

多边安全合作视野下日本“印太战略”的内涵、动因与影响

自2007年以来,日本"印太战略"日渐成熟,即以多边安全合作为视角,建立以日、美、澳、印等为中心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引起印太地区广泛的关注。在研究"印太战略"发展的同时,必须谨慎分析其战略设计中的对抗性成分,积极推进切实可行的共同合作与共同管理,确保印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

日本停车场行业发展给中国的启示

城市交通是现代化大都市所面临的的严峻课题。今天，不管是先进国家的的名城大都，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城市．都会发出无奈的叹息：“规划赶不上变化．道路的发展赶不上汽车的发展”。而当我们费尽心机在公共道路建设上投入大量社会资本初步缓解了“行车难”问题，却发现“停车难”问题又接踵而至。

日本民主党政权与中日关系

2009年9月日本实现政权轮替，民主党取代自民党，给中日关系带来新的机遇和变数。鸠山内阁的“友爱”、“共生”理念以及作为其践行的“东亚共同体”，使战后中日关系框架内涵萌生结构性变化。而在菅直人政权和野田内阁时分别发生的“钓鱼岛撞船事件”和“购岛闹剧”，给中日关系带来深刻伤害。探寻民主党执政失败的根源所在，对未来日本政局和中日关系的走势，无疑具有昭示意义。

新冠疫情下的日本与中日关系管窥

新冠疫情给日本社会、经济、政治等带来重大冲击。同时,由于本次疫情的严重性和全球性特征,使日本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充满了变数。日本应对疫情的方式,体现了高度自律的社会性与国民性特征,其效果则毁誉参半。疫情也给中日关系带来机遇与挑战,一方面,疫情初期的守望相助对近年一直低迷的两国国民感情的改善助益良多,疫情也使中日两国在包括公共卫生领域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意愿增强,疫情中特别是疫情后如何调整和强化双边及区域经贸合作的共识逐渐形成。与此同时,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并未因疫情而消弭,在疫情中依然作为消极因素时而显现。而中美关系的不断恶化,则为后疫情时期的中日关系增添了不确定性。总体而言,近年中日关系改善的趋势并未因本次疫情而改变基本方向,但如何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的重大调整,以及化疫情为契机,建构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双边关系,对中日两国来说,都需要基于人类历史歧路关头的思考,以及高度的政治智慧。

日本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及其缺陷

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理念的形成,主要缘于两个原因,一是西力东渐的强势压迫,催发了近代民族和国家意识的觉醒;二是幕末明治时期的社会精英和明治领袖对于西方先进文明和以近代欧美国家为代表的近代民族国家、以条约和国际法为准则的国际秩序的认同,激发了日本人建设统一的近代民族国家的欲望。但是,由于明治领袖欲借助天皇的权威统合国家的力量并施行国家的统一治理,所制造的国家神道和"一君万民"的官方意识形态,最终过于抬举了天皇的绝对权威而贬低了作为近代国家基体——"国民"的主体性,这种内含了负面元素的近代民族国家意识造成了日本从前近代的"王权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不彻底性,也导致其整个理念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的缺陷。

论日本肉食禁止和开禁的思想因素

自7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日本之所以出现了长达千余年的肉食禁止时代,除了统治者的竭力倡导和自然环境的因素外,佛教的戒律和民族意识中的"秽"的思想,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思想因素,事实上最高统治者的主张和规戒也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资源。而近代以后肉食的开禁,佛教权威的陨落、佛教戒律的废弛和新兴现实主义思想的崛起,是两个重要的思想前提,它为肉食开禁的实现提供了思想意识上的可能。

日本第45届众议院选举刍议

日本第45届众议院选举在日本的宪政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大选所产成的民主党鸠山由纪夫政权终结了"55年体制"形成以来自民党在半个世纪中雄霸日本政坛的历史。对战后日本政党政治过程进行具体考察,可以发现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与冷战结束相重合的情形,把日本推向了国家向何处去的战略抉择的十字路口时,自民党未能像60年代和80年代那样,担负起带领日本适时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转换的历史使命。究其原因,在于长期执政所形成的种种弊端积重难返,因而失去作为执政党所应具有的及时应对国内外重大转折和变故的活力和功能之所致,也由此输掉了本次大选。另外,对于民主党政权下的中日关系,与自民党时代相比,总体上作乐观估计。特别是鸠山对推动东亚共同体所持的积极态度应予肯定并正面给予呼应。但同时对复杂的安保领域,应保持适度警觉,冷静对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