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第19届国际会议

2009年10月31日～11月1日,由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协办的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第19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的经济转型与中日经济关系的新课题＂在邯郸校区美国研究中心隆重举行。

近代日本中国语教育的形成和演变--以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部为中心

在唐通事的基础和框架上形成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语教育体系,早期最重要的教育机构,是1873年诞生的东京外国语学校,历史上一般把它分为两个阶段或两个时期:前期为1873年6月(也有说8月)创立,至1886年取消,一般称为旧东京外国语学校(简称“旧外语”);1899年再度复活,规模更加整齐,一直延续至战后,一般称为“新外语”时期。学校内所设的汉语部,是近代日本最大的官办的中国语教育机构。与几乎同时期的英语、法语、德语等西方体系的外国语教育兼有文明传播的功能相比,中国语教育基本上只是止步于一种外交、贸易诸领域的实用性的语言教育。对东京外国语学校以及相关的官办中国语教育机构的沿革变迁的考察,大致可把握整个日本近代中国语教育演变的历史脉络和基本特性。

江南文化于周作人日本研究的意义

在与中国江南文化、主要是故乡的越文化的对比观照中,周作人认为质朴、自然是日本生活文化之重要特色,而滑稽趣味和游戏的心情则为一般日本文化所共有。本文对此进行了详细考察,揭示了具有文化渊源关系的不同国家和民族间了解、研究对方文化的一般规律。也即以趣味为原始或基本动力,从形而下的生活文化入手,以利收两者相互观照与发明之功。在此基础上,循序渐进,以求了解对方文化之堂奥。

日本公司董事会改革现状研究

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机制一直是企业界和经济学界所关心的内容。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出于内部和外部的压力,日本企业不得不对其治理机制进行改革,董事会改革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企业董事会改革的措施主要包括董事会规模的缩减、外部董事的启用等。然而日本企业推动的董事会改革具有不彻底性。

日本企业两次海外并购热的比较研究

在日本1950-19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随着1980年代泡沫经济膨胀以及日元大幅升值,大量贷款和融资支持了日本企业的直接对外投资。然而在19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遭到了重创,这些海外并购也成为了企业经营的包袱,是一直以来日本企业反思的“痛点”。当前,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背景下,日本海外投资的势头再次增强,海外并购的数量和规模持续增长,远超其他亚太投资者。同样是并购热,当下日本企业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政策制度与1980年代相比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文基于政策和结构要素的视角对日本两次对外投资并购热的特征和动因进行分析,考察近年日本海外并购与1980年代海外并购的区别,并尝试结合过去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分析未来日本企业并购之路的可能走向。

日美贸易摩擦对日本国内改革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日美贸易摩擦由个别产品或产业逐步上升为涉及政治经济体制的整体争端。美国在贸易谈判中对日施加强大外压,迫使日本加速开放本国市场、放松国内规制、实施结构性调整。为了缓解对美贸易摩擦,日本同时表现出消极应付和主动出击两方面的特征,即"反应性"和"战略性"并存。政策决策过程的僵化是出现这一现象的体制性根源。事实表明,日本国内的部分利益群体积极借用了美国的贸易外压,有效地推进了国内改革。

日美贸易摩擦中三大谈判机制的对比研究

"市场导向的个别领域谈判"、"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日美经济框架对话"是战后日美双方缓解贸易摩擦的三大谈判机制。对三大谈判机制及其各自内部子议题的对比研究发现,贸易谈判中外压强度和谈判有效性之间并不存在对称关系。在这些谈判机制中,美国对日外压与日本国内的内压之间形成了动态的双层博弈。内压的结构与价值诉求、利益指向是分析贸易谈判的重要变量。

对日本泡沫经济的再反思

曾经为世界各国广泛关注和大加颂扬的“东洋奇迹”在世纪之末却掉入了萧条的陷阱，而且至今仍未看到其真正走向复苏之路的迹象。与经济兴衰与共的“日本模式”也受到了先扬后贬的礼遇。“日本模式”真的过时了吗？本文试就对导致日本萧条的根源──“泡沫经济”的形成和崩溃的过程及其产生的原因做一简略的分析，并对发展中国家在推行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所应注意的问题做些尝试性的探讨．

日本自由贸易战略的新动向及其影响

日本是当前推动"巨型FTA"最为积极的国家,这也是其自由贸易战略新动向的集中表现。日本推动"巨型FTA"具有谋求经济实利、推动国内转型、塑造大国形象等多重战略考量。日本自由贸易战略调整使亚太一体化的领导格局出现了新变数,加速了不同"巨型FTA"之间的博弈,也使围绕贸易自由化的地区主义与多边主义之争进入新阶段。日本新贸易战略的实施面临着议程设置和规则制定上的弱势地位、"竞争性自由化"挑战、美国政策取向的不确定性等诸多制约。

日本金融改革的性质及其效果分析

日本金融业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还是失去的15年的磨难,日本金融体制均扮演了主要角色。分析战后日本历次金融改革,结果表明,第一,美国主导的战后金融改革尽管发生了目标与结果的背离,但是其"吸收"、"改良"与"创建"的制度建设过程体现了改革的主导思想。第二,金融"大爆炸"是对日本战后30年金融体制的本质变革,然而,安全第一惯性思维下的错失良机,决定了这场改革依然无法摆脱高成本和不彻底的命运。第三,"金融再生"改革强化监管与治理的重拳出击对根治银行坏账的决定性效果值得肯定。但是,政府注资不能与市场优胜劣汰制度建设相结合的局限性,使得改革最终未能实现挽救经济困局的使命。

试论中日关系的新向度——以前首相福田康夫对中外交遗产为中心

近年来,从小泉、安倍、再到福田,日本政府都非常重视构成两国关系之潜流的精神和价值理念领域。特别是前首相福田转变了小泉和安倍的"价值本位"外交方向,并从"回归古典"着手,力图通过重构中日两国的精神、价值大厦,使中日关系不仅仅是一种利益、利害关系的存在,而是建立在双方共同理解、追求并能够互相接受的价值阈值的基础之上。这样,中日关系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其脆弱性的一面,从而走得更远。而中日两国在第四个政治文件中就此所达成的共识,即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新向度"。无疑这是前首相福田对中外交的重要遗产。

日本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个人收入所得差距扩大化的现象日益凸显。如何改革现有个人所得税税制,充分发挥国民收入的分配调节功能,成为一个需要亟待解决的课题。日本根据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需要,正在实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本文在探讨和分析日本个人所得税制度、以及其改革思路和方向的基础上,探讨其有益的经验教训。

日本式金融体系之特征与大企业的资金循环

日本大企业金融在“泡沫经济”形成与崩溃过程中表现异常。造成这种异常表现的原因是日本金融体系固有的特性与惯例一大企业的低成本融资结构、双重利率结构、四大证券公司的市场垄断、稳定股东的保险机能等，日本大企业的这种资金循环对日本经济走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日本高速增长时期的“托底政策”及其对中国民生建设的启示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托底政策"涉及到方方面面,是一个系统工程。本文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在经济战略制定中一切以国民生活富裕为出发点的民本思想;在处理城乡、工农关系上扶弱固本,极力维护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民权思想;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上按"小政府大社会"理念办事,坚持藏富于民的民富思想;及上述三个方面对中国目前民生建设的启示和借鉴。

海权发展模式研究与中国海权理论构建

从海洋国家发展史来看,存在着四种不同的海权发展模式。即,英美型世界性海洋霸权大国模式、日俄型挑战世界海权的海洋强国模式、印度型崛起中的新兴海洋大国模式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发展中海洋国家模式。这四种海权发展模式,对中国构建海权理论有重要启示。作为崛起中的新兴海洋大国,中国在建设海权理论过程中,应为新型海洋秩序提供物质公共产品以及精神公共产品。中国应坚持“地区性守成”目标,发展“有限海权”,注重海陆均衡协调发展,加强“信誉信用信心”体系建设,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海权理论,坚持“包容、开放、合作、发展”,推动建设“一带一路”。

大兼并与日本银行业的竞争新格局

日本的银行发展史是聚合与兼并的历史。然而,战前小规模银行兼并和集约化的过程与战后以都市银行为中心的大型化兼并过程截然不同。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启动的超巨型银行大兼并形成的三大金融集团鼎立的新格局打破了日本金融界的力量对比,预示着未来日本银行业的竞争将会越演越烈。

踟蹰于历史歧路的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启示

"3·11"日本大地震发生半年多以来,特别是福岛核事件给日本社会带来巨大冲击。日本所谓和平利用核能的考量,面临日本社会的政治质疑和反思。主流见解是将可再生能源作为替代核能发电的最佳选项,也有具有前瞻性的人士提出建立"亚洲可再生能源共同体"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