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初学者: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如何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助力社会科学研究是近期社会科学研究者们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之一。在此背景下,从一般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需求出发,通过具体的实例考察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研究偏误三个方面的具体表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于总结和复现现有资料具有很大的优势,以其强大算力来预处理海量在线资料,可以帮助研究者节省信息搜索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但是,生成式人工智能难以对既有理论进行“阅读”后的“理解”,同时亦不擅长进行方法层面的优劣对比和新分析工具的开发。此外,在生成内容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偏见或者误差。背靠人类既有资料积累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谓站在巨人肩膀上,但由于其本身缺乏成熟的能动创新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学术研究的意义上仍然是一位“初学者”。如何引导和培养这位“初学者”,是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思考和完成的任务。

“诚信”培育机制的儒法传统及其当代表现:一项经验社会学的考察

诚信是一个社会得以平稳运行的重要道德基础。围绕个体诚信的培养,传统中国儒家和法家分别提出了“以徳促信”和“以法促信”的主张,其在现实生活环境中则分别对应于名声(誉)感和奖惩措施两种机制。采用社会学经验分析手段考察两种诚信培养机制在当代中国社会的适用情况,发现:(1)个体的名声(誉)感和对于法院的信任度都显著提升个体诚信,因此儒法两家的主张都能够在当代中国社会得到经验支持。(2)给定变量测量下,相比于法家的“以法促信”,儒家的“以徳促信”在提升个体诚信感方面展现了更强的效果。(3)一种机制的实现会对另外一种机制形成“挤出”效应。

全球化态度的“微笑模式”及其形成机制——基于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2020的实证研究

不同社会群体的全球化态度是当今公共争议的一个关键议题。虽然现有研究大多认为底层群体倾向于反对全球化,但基于西方经验的论断并不能有效解释中国人全球化态度的群体分化。基于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考察家庭阶层地位对青年群体全球化态度的影响,并通过中介分析方法检验国家认同、外部威胁、利益分配感知等机制后发现,相比于中间阶层家庭,来自普通劳动者家庭和精英阶层家庭的青年大学生更有可能支持全球化,由此呈现出独特的两边高中间低的“微笑模式”,且家庭阶层地位主要通过利益分配感知机制影响青年群体的全球化态度。全球化态度的“微笑模式”揭示了社会经济地位对社会心态的影响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社会政策等情境变量。

大学生群体对社会主要问题的认知变迁与积极心态培育——基于“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2015-2020)”的经验研究

围绕大学生群体对于社会主要问题的认知及其变迁趋势,“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2015—2020)”数据研究发现,“三距一房两挑战”代表了大学生群体对于社会主要问题的基本理解。其中,“三距”即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社会流动机会差距,以这三者为代表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是大学生群体最关注的社会问题;“一房两挑战”即高房价是引发焦虑感的主要来源,人口老龄化与国际环境复杂化成为新的挑战。食品安全、主流价值观缺乏、环境污染及腐败问题提及比例大幅下降,相关方面的国家治理得到青年群体认可。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社会问题认知导致了差异化的社会心态取向。其中,关注城乡差距问题的大学生群体在社会评价和发展效能方面更加积极;关注贫富差距问题的大学生群体在政策偏好维度凸显了“有国才有家”的态度取向;认为社会流动机会差距是社会主要问题的大学生群体表现出消极的社会评价和发展效能、民粹主义倾向的公平观与财富观以及对国家在道德和绩效层面的较高要求;房价问题与社会流动机会差距问题导致的社会心态后果存在一定相似性;关注老龄化与国际环境复杂化的大学生群体呈现出对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政策偏好。本文结论表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大学生等青年群体凝聚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需要高度关注青年群体关于社会流动机会差距问题的讨论,特别是与房价相关的舆论议题;对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愈发关注可能成为青年群体社会心态新趋势。

以己观世:理解当代青年思想观念与社会心态

当代青年群体在社会心态层面呈现出一系列贯穿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的悖论,其背后是青年世代思想观念的三重面向,即以个人自由为前提的共同体认同、以个人生活机遇为落脚点的共同体发展伦理、以个人价值实现为标准的共同体分配正义。上述思想观念根植于青年世代“以己观世”的认知结构,即以自我为起点的平等主义原则。青年群体总是从个人的预期、价值、经验、感知(“己”)出发,观照那些先验的、外在的、强制的权力结构和社会规范(“世”),对于“己”与“世”平等与否的经验和感知决定了差异化的社会心态呈现。当青年世代体验到“己”与“世”平等时,以自我为起点的观念、逻辑和话语可能创造出一种自发的、原生的、共享的情感认同,补充和丰富主流观念、逻辑和话语的叙事并强化其合法性;反之,主流观念、逻辑和话语被视作一种异己的结构性权力,两种思想资源之间的潜在张力具象化为对占据社会结构(例如权力、财富、知识)优势位置群体的负面评价,甚至是对整体性的社会事实与运行规则的消极取向。因此在“以己观世”的认知结构下,青年社会心态可能呈现的演进趋势及治理挑战应引起重视。

远程监护设备对不同居住安排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的分析

远程监护设备通过监测老年人的体征、环境或需求,可以实现对老年人护理的远程辅助。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8年度、2020年度的2期数据,分析4 503名老年人的调查问卷结果,运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以老年人的3种居住安排(独居、仅与配偶同居、多代同居)作为调节变量,探究4类常见远程监护设备(智能手环/手表、居家监控摄像头、智能一体机/音箱、智能睡眠监测)的使用对城市居家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至少使用其中一种设备即可对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产生显著的提升效应。这一提升效应在独居老人群体中尤其突出,并且不同设备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揭示远程监护设备对老年人的健康效益存在居住安排方面的异质性,为智慧养老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实证依据。

收敛还是发散:社会经济地位影响老年人口健康的年龄--世代轨迹

在老龄化过程中,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呈收敛还是发散趋势?这是老年人口健康不平等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使用“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追踪调查(CLHLS2002—2018)”数据,并采用“分层年龄—时期—世代增长曲线模型”对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人口精神健康的关系分析后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对精神健康的影响存在分层敏感性:教育方面,上过学的老年人口的精神健康水平虽然略高于未上过学的老年人口,但健康梯度未随年龄和世代变化而改变(即平行趋势);非农劳动者相对农业劳动者的健康优势随年龄增加而逐渐收敛,且在不同出生世代间保持一致;有足够经济来源的老年人口的精神健康优势随年龄增加在年轻世代间呈发散趋势,而在年老世代间呈收敛趋势。

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个人与社会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分析这个问题应遵守认识论、逻辑学和辩证法一致性原则 ,使认识过程与历史过程和逻辑一致起来。个人是以角色的名义参与社会生活的。角色包括非人格化的职位和人格化的角色活动两个方面。角色人格体系是社会的第一个体系。人格的核心要素是价值标准 ,价值标准外化为公开的和隐蔽的行为规范 ,价值规范体系是社会的第二个体系。规范通过权力制度化 ,最基本的社会制度有四种 :承担人口繁衍的婚姻家庭制度、为人类提供生存资料的经济制度、促进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教育科学制度、发挥领导和整合作用的政治制度。权力制度体系是社会的第三个体系。通过对以上三个社会体系及其有机联系的分析 ,从理论上完整地再现社会真实。这个理论可名之曰“角色—制度理论”

社会网络分析——一种重要的社会学研究方法

作为一种应用性很强的社会学研究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近年来发展迅速。本文介绍了与社会网络分析相关的社会网络及其基本结构特征和社会网络分析的主要概念 ,归纳了两种分析取向———即关系取向和位置取向———各自的基本内容 ,并总结了它的基本特征。文章最后总结了本文的结构 ,并对社会网络分析提出了简要的评论。

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社会公平感--基于CGSS 2010的研究

探究影响民众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把握中国社会中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学界已有研究多从社会结构位置和相对剥夺感两个微观解释机制进行解释,不可忽视的是,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个体社会公平感有着深刻影响。采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使用多层序次Logistic模型分析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人们的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发现: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越高,则个体的社会公平感越高。然而,这种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中是有差异的,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提高了中等以上收入群体的社会公平感,但对低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并不明显。

中国公众的收入公平感:一种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解释

借助"嵌入性"和"合法性"概念,本文将关于社会公平感形成的基本共识理论与自我评价理论整合起来,提出了一种关于分配公平感的新制度主义社会学解释。本文认为,社会成员对自己所获得的社会资源是否公平的感受取决于社会成员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共识之间达成一致的程度。当自我感知的地位低于社会评价的地位时,个体倾向于认为自己所得到的社会资源是不公平的;相反,当自我感知的地位与社会评价地位一致或更高时,个体则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所得到的社会资源是公平的。基于上述命题,本文进一步提出研究假设,相对于主观阶层地位达到或高于其职业声望者,主观阶层地位低于其职业声望的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收入是不公平的。对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的分析结果较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研究假设;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命题比基于理性选择的自利理论更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依然会认为自己的收入是公平的。

城市社区研究中的国家社会视角:局限、经验与发展可能

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基层研究开始关注邻里空间,许多研究者运用国家—社会范式来研究邻里。基于相关实证研究,本文力图揭示国家—社会范式在中国城市变迁研究中的局限性,尤其是对嵌入于特定邻里空间的利益与目标各异的行动者进行分析时的局限,认为在邻里研究中应更多地强调行动者分析。

"社会空间视角":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新视角

1995年,高特第纳(M·Gottdiener)和亨切森(R·Hutchison)在<新城市社会学>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城市研究的"社会空间视角"(Social Spatial Perspective).这种方法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城市学、地理学、建筑学和规划学等诸多学科的关注和讨论.2000年,该书出版了第2版.其中,作者更强调了环境是有意义的空间,空间的象征意义在城市研究中应与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同等看待等观点,并对社会空间视角的应用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论述.

社会结构研究40年:中国社会学研究者的探索

改革开放40年来,从社会分层的维度来研究社会结构,一直是中国社会学界的一个重要议题。有关研究呈现出从放弃关系性阶级阶层概念而采用阶梯性阶级阶层概念、再重回重视关系性阶级阶层概念的"否定之否定"趋势。对社会结构的探讨,不但存在着阶梯性模型与关系性模型,同一模型内部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揭示了转型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特征和发展趋势。一些学者的近期研究,基于中国转型期的制度安排构造了较具理论性的阶级阶层分析框架,并检验了其有效性。然而,学界在本领域一些核心问题上的实质性对话还比较少见,无论对所提出的分层框架还是对所借鉴的基于发达社会的分析框架,其有效性都有待进一步评估。在分层结构转型的动力、阶层形成与碎片化的程度、基于国际比较认识中国阶层结构特征等方面,仍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而具体的探讨,甚至有不少盲点问题。

研究中国宗教的社会学范式 杨庆堃眼中的中国社会宗教

本文通过杨庆堃教授对中国宗教极其卓越和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来审视中国宗教的社会学范式。杨氏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是一部堪称现代经典的华丽巨著,是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典范之作,是社会学学者研究中国宗教的重要参考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创新意义。相对于西方宗教的制度性,杨氏提出发散性宗教的概念,指出散开宗教的信仰和仪式有机会发展为有组织的社会体系,同时它是作为社会组织模式整体的一部分,在散开的形式中,宗教发挥着多样的功能,以组织的方式出现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杨氏是第一个从宽阔的社会学角度来证明中国宗教存在形式、合理性以及历史传统的华裔学者,对于其后学者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

红色经典教育的社会学反思

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教育价值,"红色经典"曾经哺育过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社会变迁、亚文化、"麦当劳化"等因素,使红色经典面临着多方面的冲击。要发挥其独特的"育人"功能,就不能不从教育社会学和文艺社会学的角度,对红色经典教育进行必要的反思。

村庄声誉：一个无法略去的集体符号 H村现象的社会学思考

本文以一个集体主义的村庄能够从毛时代到后毛时代一路走红为案例,从"红"的学术意涵"声誉现象"入手,在村庄声誉从无到有再到持续维系的过程中,探讨村庄人固守集体经济理念的内在机制。基本的叙述结论是:H村的声誉现象可以被叙述在"投资-回报"的经济学解释框架里。这就是,囊括贫困与奋斗经历的投资,所产生的物质、精神、认同和外援社会资本的利益回报,一旦汇聚为村庄人强烈的族群荣誉感,便能使村庄从一个以往行政强制的、贫苦捏合的共同体,走向一个被先进声誉拥戴而自觉"先进"的整合共同体。

论涂尔干宗教社会学中的先验论倾向

涂尔干的社会学具有浓厚的康德先验哲学的背景 ,这在整个西方社会学传统中是绝无仅有的。涂尔干有意识地在其社会学研究中贯彻了先验论的立场 ,在他看来康德问题的实质可以化为这样一个社会学主题 ,即社会与个人之关系 :一方面 ,社会本身如何是独立于个人、并与个人相对立的普遍性的实在 ;另一方面 ,社会又如何成为个人价值的源泉 ,如何能提供一种个人必须受到约束的道德法则。本文力图分析涂尔干对这一问题的思索是如何与对澳洲土著部落的宗教生活的实证考察结合起来。由此可见 。

新时代治国理政中的“概念先行”——文化社会学视角的思考

"概念先行"是当前政府的"话语体系建设"倡导下涌现的社会事实。尽管每一时代都不免有顶层的制度设计,但用话语概念,尤其用通俗易懂的百姓话语,而不是用规章规范,去动员和唤起行动却是如今这个时代独特的方面。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统领作用,另一方面,通过概念抑或观念的动员、通过意义的合法化过程,把观念下传到社会组织、社会群体抑或个体层面,的确能够获得民众的赞同,以形成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并指导行动。这种先于行动或镶嵌于行动过程中的思想观念之所以在我国特别有效,是因为(1)社会普遍存在的威权主义文化及其人格为"概念先行"铺垫了绿色通道;(2)顶层设计中使用的民生话语、传统文化话语及新知识话语,则为夯实概念与行动、上层规划与基层响应间的一致性提供了长程的文化资源。因而,我国新时代治国理政过程中的"概念先行"现象有其合理合法的现实社会基础。

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对话:意义及其可能性

经济学与社会学在古典时代曾有过融合的传统 ,但在学科化之后两者越来越趋于分离 ,以致于筑就人为的藩篱 ,这种隔阂到 80年代中期开始因两者的对话而逐渐消解 ,并形成了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热潮。本文从经济学与社会学互动的角度探讨了两者从融会到分离再到对话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