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决策与个体偏好的实验研究──实验经济学的挑战与贡献

文章对实验经济学在风险决策、个体偏好方面的一些实验发现，诸如同结果效应、同比率效应、偏好颠倒及非贝叶斯规则等进行了审视与介绍，同时对预期效用模型及个体偏好理性的公理化假定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经济学在行为研究层面的潜在方向。

中国金融经济周期与真实经济周期的动态关联研究

运用恒常条件相关(CCC)和动态条件相关估计方法(DCC),本文考察了中国金融经济周期与真实经济周期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从1999年开始,随着中国金融深化程度和金融市场开放度的提高,金融经济周期与真实经济周期的动态关联程度持续上升。金融因素对经济周期的影响越来越显著,货币政策对真实经济的引导效果进一步强化,金融经济周期在中国表现愈加明显。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平抑经济波动时,不能仅以真实经济指标作为参考,还应参考金融经济指标。

并购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实际吸收能力和潜在吸收能力的机制分析

基于吸收能力理论和知识基础理论,文章以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总量和结构两个角度探讨并购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检验实际吸收能力和潜在吸收能力的机制作用。研究发现:从总量上看,并购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产出水平,同时提高企业创新效率,但是对企业创新投入有负向影响作用。从结构上看,横向并购与纵向并购均能够提升企业创新产出水平和创新效率,其中纵向并购创新效应更加显著;但是纵向并购对创新投入有显著负向影响,而横向并购对创新投入影响不显著。从机制上看,并购通过提高企业实际吸收能力和潜在吸收能力,进而提高企业创新产出水平,其中,实际吸收能力机制作用更加显著。

经济开放度提高对宏观调控的影响

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增加了宏观调控目标的数目，使得各个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产生了原本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并不存在或者影响很小的内外政策目标冲突，经济开放度增大还使得政策传导机制更加复杂，它还影响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因此，必须对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选择、政策中介目标体系和操作方法作出相应的调整。

日本型政府企业关系模式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启示

在东亚模式谱系中有“原型”地位的日本型政府企业关系模式，既是战后日本“经济奇迹”的制度基础，也是导致泡沫经济产生与崩溃、酿成“平成萧条”的体制根源之一。研究日本型政府企业关系的制度框架，日本型政府企业关系的演变线索与基本类型、基本特征，对中国有多方面的重要启示。没有一大批民间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壮大。

我国消费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

一、关于消费函数的研究 1.臧旭恒在《中国消费函数分析》中的研究。臧旭恒对消费函数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中国消费函数分析》一书。在该书中,作者指出了研究消费函数的意义,给出了研究的方法和基本思路。作者在对有关消费者行为假定的比较分析的基础上。

安倍经济学“三支箭”的风险

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 2012年底日本自民党的安倍晋三上台后,为改变困扰日本经济多年的＂通缩陷阱＂（CPI、GDP同比持续负增长）,提出了＂三箭齐发＂的安倍经济学,即通过采取超常规的激进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减税政策、刺激民间投资为中心的经济产业成长战略,

零售型企业的供应商分类管理研究

供应链管理是企业在当前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为提高核心竞争力而形成发展起来的管理方法。供应商的选择与管理是供应链管理中的研究热点,尤其是在零售领域。一个零售商往往拥有众多的供应商,对这些供应商进行分类管理是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管理水平的重要途径。此外,对供应商进行分类管理还能够促进双方在更深层面上的战略性合作,通过互动交流提高整体运作绩效。本文通过对不同类型供应商的比较分析指出,将供应商按产品优势和服务优势进行二元分类最能体现供应商间的本质性区别,并且也是管理成本相对最低的分类方法,我们以其各自的突出优势点将供应商分为产品型供应商与服务型供应商两类。本文根据零售型企业的供应商特点给出了供应商分类的指标集,并利用判别分析给出了相应的定量化分类方法及应用实例。

试论我国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设计缺陷及对策

由于毕业大学生还贷状况不佳,我国的国家助学贷款制度今年进入申贷两难的困境。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现行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设计存在严重缺陷。因此,应采取减轻贫困大学生的还贷压力、建立健全信用评价体系及违约贷款的事后补救机制等对策来弥补现行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缺陷。

融资总量研究重构--一个基于风险溢价视角的思考

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在近乎零利率刺激的情形下金融市场风险溢价依然居高不下。直面短期利率传导不畅的现实困境,欧、美主要经济体纷纷重新祭起货币总量宽松的大旗,这也促使学界开始重新考虑广义货币、融资总量和流动性的作用。如何在主流凯恩斯范式下重构包含了货币(put money back)的统一模式,审视广义货币、融资总量及其对市场风险溢价的影响,也就成为了货币经济学界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就我国而言,在现阶段"价格中介尚未形成,而数量中介逐渐失去调控效果之时",建议未来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目标适时考虑向包括债券等多元直接融资工具在内的社会融资规模进行转变。

企业集团整体上市分析

2006年12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要求推进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并加快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革，所有国有大型企业都要逐步改制成为多元股东的公司，大力推进国企改制上市和整体上市。在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和股市走出低谷后，资本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得到恢复，拥有较多为上市资源的集团通过资产注入的方式实现资产的证券化正成为一种趋势。

金融混业经营:基于能力理论的动因分析

对于金融混业经营及金融控股公司的产生,学术界一般从金融需求及金融管制等外部因素来进行研究,也有学者讨论由于技术的进步及金融创新的加快,导致金融混业经营的现状,可少有人从金融组织能力积累及扩张的角度在探讨金融混业经营及金融控股公司的产生。文章从企业能力理论出发,研究金融组织内在能力的积累及扩张问题,文章认为在监管许可的环境下,金融混业经营是金融企业内生性发展的一种选择。

我国“双顺差”产生的制度因素及化解途径

本文从"双顺差"的事实认定和成因分析中得出:从抽象掉制度背景的均衡分析来看,"双顺差"是资源配置低效率的表现,而从中国特定的制度非均衡约束来看,"双顺差"是中国经济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体现。伴随着国内制度的均衡化过程,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也将从价格竞争力转换到创新竞争力。化解"双顺差"既需要出口退税、加工贸易政策调整等短期政策工具,也需要金融体制改革、政府竞争秩序重塑等长期政策工具。

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近几年,随着我国大陆半导体产业的新发展,十分需要从战略的高度把握发展趋势,正确推动产业发展。本文从五个方面阐述了我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战略,一是从战略定位上确立半导体产业在我国电子工业中的龙头地位;二是构建我国强大的半导体产业投融资平台,运用多元融合的投融资机制为半导体产业发展提供强大的资金推动力;三是在半导体制造、封装、测试和设计四个产业板块中,率先形成我国半导体产业的设计优势;四是加强对国产化半导体设备制造的支持,半导体专用设备是半导体产业的基础之基础,我国必须不断提高我国半导体设备的制造能力;五是提出了我国半导体产业未来十年的超越发展目标。全文从战略定位、战略发展推动、战略重点突破、产业持续发展的战略基础及未来十年的具体战略发展目标等系统提出和论述了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战略。

培育国家创新体系企业主体过程中的开放因素

国家创新体系的主体是企业,企业生产、吸收和应用知识的能力,将直接决定国家创新系统绩效的高低,同时企业也是把握创新要素构成和有效组合的主体。由于我国企业处于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和开放深化的双重进程中,企业与创新系统内部其他主体的合作互动还非常薄弱,政府必须针对本土和外资企业实行有差异的支持措施,尤其是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本土化进程加快的环境下,本土企业创新要素的国际维度的建立是推动一个积极的开放性创新体系的关注点,在这方面,引导本土企业在主动吸收、积极消化和集成的同时,提升自主创新的绩效的引导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担与中国国情

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其成本应由政府与个人共同分担 ,但现阶段在我国由于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导致受教育者学费增长过快 ,而国内居民收入增长过程中的严重不均衡又使得一些中低收入家庭难以承受逐渐向教育产业化标准靠拢的学费。因此 ,我国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担要从国情出发 ,改变过分依赖学费的倾向 。

企业年金制度构建和演化的国际范式与中国实践--基于泛金融竞争战略的新思考

泛金融领域的企业年金是一种将社会保障职能和金融功能相剥离,以专业投资与中介机构为媒介,对相关养老基金进行系统精算管理的现代型养老保险制度。构建合意的企业年金制度,符合以全能银行为发展目标的新金融时代中国业界的战略需求与社会责任。本文充分借鉴国际通行准则,结合中国现实国情,对企业年金的金融原则、战略功能与基本内涵进行辨析,以此为中国企业年金新时期的战略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德国全能银行参与公司融资与治理研究

全能银行制度是德国企业融资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的一大特色,全能银行通过发放贷款、直接持股、担任监事、代理投票等四大途径充分介入到企业的治理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所有权结构和控制权结构,由此形成简单而有效的企业融资模式。因此,研究德国的全能银行制度对于我国商业银行制度以及金融体系改革无疑是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前我国民间组织建设中的制度瓶颈及出路

在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中,民间组织代表着来自政府与市场之外的力量,被称为社会治理中的"第三极"。在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中,我国民间组织在发展中凸显出诸多制度瓶颈:分类制度不规范、管理制度不合时宜、法律制度不健全、监管制度乏力以及国际性制度缺乏。因此,从规范分类制度、变革管理制度、健全法律制度、完善监管制度以及推进制度的国际视野五方面着手,创新与完善我国民间组织制度建设,成为我们目前必须着手探索的制度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