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治污行为的环境效果——来自工业气体净化设备进口的证据

工业企业是污染排放的主体之一,也是环境规制的关键对象,评估企业治污行为的环境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基于2003-2010年中国地级市层面的数据,利用企业的工业气体净化设备进口衡量企业治污程度,研究企业污染治理行为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治污设备的进口有效降低了污染气体的排放。在考虑进口企业的异质性后发现,国有企业治污行为的减排效果更为显著,这说明在我国环境问题上,国有企业起到了带头治理的关键作用;两控区内企业的治污效果显著好于两控区外企业,反映了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力度将有效提升企业的治污效果。因此,对于环境治理这一综合的社会问题,需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各尽其责、共同发力。

城市间要素配置:空间一般均衡下的结构与增长

中国可以通过调整劳动和土地等要素在城市间的配置,推进结构转型、促进经济增长、提升社会福利。由于规模效应和收入效应,大城市更具发展服务业的优势。本文构建了包含两部门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1)降低人口流向大城市的障碍(下降25%),服务业占就业和GDP比重将上升约2个百分点,城市间收入差距减少7.3%,GDP和社会福利提高约7%。(2)将大城市的土地供应份额恢复到样本期间的最高值,服务业占就业和GDP比重分别会提高1个百分点,GDP和社会福利提高约3%。(3)在新发展阶段,服务业比重将持续上升,上述改革释放的结构红利会更大。本文研究表明,畅通生产要素国内大循环,释放要素向大城市集聚的潜力,能更好地解决区域资源配置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促进地区间相对平衡。

出口机会对发展中国家技能劳动力及子代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来自中国的证据

本文利用2011—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海关数据库等研究出口机会对流动人口中的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以及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就读概率的影响。利用本地出口产品结构的国际需求变动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发现:出口机会能够显著提高对流动人口中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同时还能提升他们的工资水平及携带子女随迁就读的概率。这表明出口机会不仅会提升发展中国家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和工资回报,而且还有助于提升他们对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

综合保税区的设立对制造业就业水平的影响分析

综合保税区作为开放程度最高的新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评估其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2—2018年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综合保税区的设立对所在地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综合保税区的设立显著提升了所在地的制造业就业规模,但该效应大小受到综保区地理位置和主导产业等因素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综合保税区的就业促进效应主要通过增加当地出口与吸引FDI流入这两个渠道实现。

集聚与服务业发展——基于人口空间分布的视角

服务业发展关系到内需增长和人民福利,中国服务业发展不足是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体现之一。基于中国服务业占比偏低约10个百分点的事实,本文研究人口密度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研究显示,人口密度显著促进了服务业发展,特别是影响了居民的服务业消费。同时,本文发现人口流动障碍抑制了人口密度对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结合中国的人口空间分布,我们的反事实测算表明,城市人口密度下降和劳动力流动障碍导致中国城市服务业在GDP和就业中的占比偏低3~5个百分点。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将人口导向人口密度较低的农村和小城市,以及城市面积快速扩张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帮助移民融入所在城市,更有利于实现平衡发展。

开发区政策、供应链参与和企业融资约束

如何缓解中国企业的融资约束,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长期面临的一个重要政策问题。本文提出并估计了供应链参与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贡献。具体而言,本文在国家级开发区设立的政策背景下,利用政府在国家级开发区中对主导产业的政策偏向构造外生冲击,借助1998—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和2000—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考察这一外生冲击是否通过供应链关系使得主导产业的上下游企业得到融资约束的缓解。研究表明,开发区主导产业受到的正向冲击会有效缓解主导产业上下游企业的信贷约束,上游企业融资约束缓解约占现金流的12.5%,下游企业融资约束缓解约占现金流的8.5%。本研究一方面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政策缓解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提供了基于供应链的思路,另一方面为理解开发区政策对企业影响的微观机制提供了一个融资约束视角的解释。

中国的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企业动态生产方式视角

1998—2007年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大幅下降。理解这一下降的原因对我国收入分配至关重要。本文发现1998—2007年间我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72.49%可以由企业内效应解释,即企业需求提升使企业为增加生产规模而进行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调整,这种调整形成企业对资本的内生偏好。由此,企业生产中资本劳动比上升,劳动收入份额降低。本研究揭示了企业规模扩张与初次分配公平之间的权衡,对我国制定最优的再分配政策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