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消化道肿瘤共病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信息平台使用影响因素与路径研究

目的分析老年消化道肿瘤共病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信息平台使用影响因素与路径,为健康管理信息平台的适老化建设提供参考。方法半结构式访谈24例老年患者和6名照顾者,采用程序化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资料进行编码。结果患者使用健康管理信息平台的影响因素包括环境因素、个体特征因素和感知价值因素,形成3条影响路径:环境→个体特征→使用行为;环境→感知价值→使用行为;个体特征与感知价值相互作用。结论老年消化道肿瘤共病糖尿病患者使用健康管理信息平台受多种因素关联性影响;应提供良好的环境支持,提高个人健康意愿与感知价值,以提高其使用健康管理信息平台能力。

1990-2021年阿片类药物对肿瘤预后影响相关文献的计量学分析

目的系统评价和分析1990—2021年阿片类药物与肿瘤预后相关研究的发展趋势,探索该领域的发展方向和研究前沿,旨在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参考。方法2022年6月19日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WoSCC)数据库中检索并下载相关出版物及参数,并采用R语言、文献计量学在线分析平台和VOSviewer软件进行文献计量学及可视化分析。结果共纳入文献3211篇,阿片类药物与肿瘤预后相关研究的发文量整体呈递增趋势,其中美国在该领域的发文量最多,中国和意大利分居第二、三位。该领域的主要出版期刊包括Journal of pain and symptom management、Supportive care in cancer和Pain medicine等。此外,阿片类药物对肿瘤发生发展影响的机制研究是该领域的热点方向。结论阿片类药物对肿瘤预后影响的相关研究处于持续稳定发展状态,机制研究及临床应用策略仍是该领域的热点方向。

Ⅲ期胃癌D2根治术后辅助放化疗患者长期预后的影响因素:基于10年随访数据

背景局部进展期胃癌主要包括Ⅲ期胃癌,以综合治疗为主,患者术后复发是影响患者预后的关键因素。目的探究Ⅲ期胃癌D2根治术后辅助放化疗患者长期预后的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09—2014年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放疗科行D2根治术后辅助放化疗的胃癌患者为研究对象,病理结果根据国际癌症联合会(UICC)和美国肿瘤联合会(AJCC)第八版胃癌TNM分期系统进行分期,明确诊断Ⅲ期胃癌。术后所有患者在第1年每3个月随访1次,之后2年内每6个月随访1次,而后每年随访1次。随访截止日期为2021-12-15。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生存率的差异,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探究患者总生存时间(OS)和无病生存时间(DFS)的影响因素,列线图预测临床病理特征对预后的影响,Kaplan-Meier法比较不同pTNM分期、年龄、转移淋巴结率(LNR)、胃切除方式患者生存差异。结果共纳入行术后辅助放疗的Ⅲ期胃癌患者135例,中位随访时间10.48年。5年内复发70例,死亡62例,5年无病生存率、总生存率分别为48.1%(65/135)、54.1%(73/135);10年内复发74例,死亡74例,10年无病生存率、总生存率均为45.2%(61/135)。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不同pTNM分期、pT分期、LNR、癌结节、肿瘤位置、胃切除方式患者5年生存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pTNM分期、pT分期、LNR、神经浸润、胃切除方式患者10年生存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结果显示,pTNM分期(ⅢA期,OS:HR=0.40,95%CI=0.19~0.83;DFS:HR=0.40,95%CI=0.19~0.92)、LNR(>50%,OS:HR=1.74,95%CI=1.03~2.94;DFS:HR=1.73,95%CI=1.02~2.94)、胃切除方式(全胃切除术,OS:HR=2.07,95%CI=1.22~3.50;DFS:HR=2.02,95%CI=1.20~3.41)是Ⅲ期胃癌D2根治术后辅助放化疗患者OS和DFS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年龄(≤40岁,HR=2.19,95%CI=1.06~4.53)是Ⅲ期胃癌D2根治术后辅助放化疗患者OS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另外,列线图表明年龄、pTNM分期、LNR、胃切除方式对Ⅲ期胃癌D2根治术后辅助放化疗患者预后有预测作用。胃癌术后患者复发情况:10例(7.4%)局部复发(放射野内吻合口和淋巴结的复发),35例(25.9%)患者出现腹、盆腔播散种植,37例(27.4%)患者出现了远处转移(包括肺、肝、骨、脑等脏器);部分患者发现了2种类型以上的复发。不同pTNM分期、年龄、LNR、胃切除方式的Ⅲ期胃癌患者术后生存曲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大部分Ⅲ期胃癌D2根治术后辅助放化疗患者复发或死亡主要在5年内。pTNM分期、LNR和胃切除方式是这类患者预后的主要影响因素。

老龄胆囊切除术后多发肝外胆管结石患者的内镜及腹腔镜微创治疗疗效分析

目的 比较逆行性胰胆管造影术(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ERCP)及腹腔镜胆总管探查(laparoscopic comom bile duct exploration,LCBDE)在老龄胆囊切除术后多发肝外胆管结石中的疗效和并发症发生情况。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9年7月—至2022年10月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普外科收治的老龄胆囊切除术后多发肝外胆管结石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手术方式分为LCBDE组和ERCP组,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相关指标及术后指标。结果 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是否合并糖尿病无明显统计学差异,LCBDE治疗组结石最大直径[(13.78±2.52) mm vs(9.38±2.82) mm]及胆总管直径[(14.96±2.50) mm vs(10.86±2.75) mm]均明显大于ERCP治疗组;两组患者均无围手术期死亡,LCBDE治疗组中术后发生A级胆漏1例,2个月后行胆道镜检查结石残留2例,行胆道镜下取石治疗;ERCP治疗组发生高淀粉酶血症3例,B级胰腺炎1例;LCBDE治疗组手术时间[(123.74±26.14) min vs(24.86±5.55)] min、术后肛门通气时间[(62.60±15.71) h vs(24.72±6.46) h]、术后住院时间[(9.40±1.44) d vs(3.55±1.84]) d均明显长于ERCP治疗组;两组术前生化指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LCBDE治疗组术后第1天WBC[(12.29±2.64)×10^(9)/L vs(10.11±2.91)×10^(9)/L]、术后第1天CRP[(51.96±14.70) mg/L vs(36.17±14.04)] mg/L、术后第3天CRP[(23.30±8.20) mg/L vs(15.10±5.85) mg/L]均明显高于ERCP治疗组,两组TBIL、DBIL、ALT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 对于老龄胆囊切除术后多发肝外胆管结石的患者,采用LCBDE与ERCP治疗均是安全有效的,ERCP治疗组手术时间短,术后恢复良快,对小直径胆管结石是首选治疗方案。

老年胃肠道肿瘤共病糖尿病化疗期健康教育障碍因素的质性研究

目的从医患双方视角,了解老年胃肠道肿瘤共病糖尿病化疗期健康教育的障碍因素。方法采用现象学研究方法,选取上海市4家三级甲等医院的8名患者、2名照顾者和7名医护人员进行深入访谈,访谈资料采用Colaizzi 7步分析法分析。结果老年胃肠道肿瘤共病糖尿病化疗期健康教育的障碍因素可归纳为2个方面9个主题。医方提供健康教育时的障碍因素:患方的阻碍因素(对共病管理认识不够、注意力在疾病治疗、老年患者存在沟通困难);医方的阻碍因素(对共病了解不深入、临床缺乏适用于共病的健康教育方案、化疗患者周转快,健康教育时间有限)。患方接受健康教育的障碍因素:化疗为主的健康教育对共病患者帮助有限、单一疾病叠加的健康教育存在内容上的矛盾和不协调、共病患者获得延续性健康教育渠道欠缺。结论目前老年胃肠道肿瘤共病糖尿病化疗期健康教育存在诸多障碍和不足,亟需探索兼顾共病的健康教育模式并通过丰富健康教育途径以提升健康教育实效。

胃癌抗体偶联药物不良事件的发生机制及管理策略

胃癌是一种发病率高且预后较差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与胃癌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也作为重要的治疗靶点而被各大临床指南推荐。近年来,新一代抗体偶联药物(ADC)通过特定的连接子将靶向HER2的特异性抗体和高杀伤性的细胞毒药物偶联起来,通过靶向化疗的方式将细胞毒性药物释放至肿瘤细胞并将其杀死,该独特作用机制已在多种实体肿瘤中展示出优异的临床疗效。其中,德曲妥珠单抗和维迪西妥单抗已获得批准,并应用于HER2阳性的晚期胃癌患者的临床治疗。为帮助临床医生更好的认识和应用ADC药物,本文对当前胃癌领域ADC药物的常见不良反应谱进行梳理,并探讨其发生机制与临床管理策略,旨在惠及更多胃癌患者。

2021年胃癌药物治疗盘点

2021年胃癌药物治疗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免疫和靶向治疗取得诸多进展。晚期胃癌一线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正在不断优化之中,免疫耐药后的治疗和二线后治疗正如火如荼的开展。胃癌辅助治疗和新辅助治疗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亦继续往前推进,作为研究也处热烈探讨中。此外,胃癌的新药研发层出不穷,新型药物不断涌现,包括抗体偶联药物、双特异性抗体、新型靶点以及新的治疗方式的联合。新型药物及新型治疗方式的联合都不断为胃癌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不良事件的研究进展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可恢复机体免疫系统对肿瘤细胞的杀伤能力,在多种实体瘤和血液肿瘤中取得良好疗效,成为近年来肿瘤治疗和研究领域的热点。但其也会产生全新的毒性谱,称为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irAEs)。IrAEs可影响任何组织或器官,若处理不当,可降低抗肿瘤疗效带来的生存获益。尤其累及主要器官(包括心脏、肺和脑)的严重irAEs可能危及生命。IrAEs本质上为炎性/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疗上通常对激素敏感,对于部分激素抵抗型irAEs,应及早加用免疫抑制剂。深刻认识、基线筛查、早期识别、及时诊断、根据不良反应正确分级和快速足量治疗是管理irAEs的关键。由于irAEs累及器官或系统范围广泛,建立多学科团队优化处理非常必要。对高危人群的预测、irAEs的机制研究及对激素耐药的irAEs免疫抑制剂的正确使用是irAEs领域的热点。本文对目前ICIs相关不良反应的现状及存在问题作一综述,旨在提高临床医生对irAEs的认知,改善临床结果。

真实世界中50例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严重不良反应分析

目的:探讨真实世界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导致的严重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irAEs)的发生情况。方法:选取2018年6月至2020年6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收治的50例重型irAEs住院患者,收集并分析基本资料、用药情况、中位发病时间、实验室检查、治疗及预后等。结果:50例重型irAEs包括心肌炎、肝炎、肠炎、肺炎、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糖尿病及神经系统炎症。中位发病年龄为61岁,其中男性33例(66%),总体irAEs中位发病时间为6周,全身静脉应用糖皮质激素45例(90%)。好转39例(78%),死亡11例(22%),死亡患者主要发生心肌炎和肝炎。相比于好转患者,死亡患者激素应用剂量更大[(267.27±190.22)mg vs(105.38±145.49)mg,P=0.021],联合应用其他免疫抑制剂比例更高(10.0%vs 6.0%,P=0.009)。心肌炎患者19例,与其他系统单个器官累及不同,心肌炎患者易合并肌炎、肝炎和甲状腺炎。心肌炎死亡患者较好转患者的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和心肌肌钙蛋白T(cTnT)明显升高(12844 vs 479.7 pg/mL,P=0.0006;0.928 vs 0.233 ng/mL,P=0.0064),左室射血分数无明显变化(62.75%vs 65.11%,P=0.3482)。结论:重型irAEs可累及心、肝、肺、肠等多种关键器官,即使大剂量糖皮质激素干预,预后仍较差。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心脏不良反应的诊治进展及管理策略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给肿瘤治疗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标志着免疫治疗新时代的开启。与此同时,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报道也日趋增多。免疫相关心脏不良反应虽发生率较低,但病死率极高,严重影响肿瘤患者临床转归。患者可表现为乏力、气促、胸痛、心悸等症状。实验室指标可见肌钙蛋白、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等升高。心电图显示可有新发的传导阻滞。心脏核磁共振(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CMR)显示心肌炎表现。约半数患者超声心动图示左室射血分数<50%。心内膜心肌活检作为诊断的金标准,常见组织学表现为以T细胞为主的淋巴细胞浸润。治疗上以早期应用足量激素为主,可酌情使用英夫利昔单抗、免疫球蛋白等免疫抑制剂。对使用ICIs的所有患者,尤其是伴有糖尿病病史、自身免疫性疾病病史或联合治疗的患者,用药早期建议严密监测心悸、气促、乏力等症状以及肌钙蛋白、NT-proBNP等指标。

65例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抑制药介导肝损伤患者的临床特点及预后分析

目的:探讨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抑制药介导药物性肝损伤(DILI)的临床特点及影响预后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收集某院2020年7月~2021年7月接受PD-1抑制药治疗期间诊断为DILI的65例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年龄、性别、用药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等。对病例进行DILI分型和严重程度分级,比较不同级别DILI的临床特点;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对患者的不良预后进行危险因素分析。结果:65例DILI患者中,57例(87.7%)诊断为1~2级DILI,8例(12.3%)为3~5级DILI;肝细胞损伤型19例(29.2%),胆汁淤积型38例(58.5%),混合型8例(12.3%)。DILI临床表现常见为纳差(61.5%),最常见体征为皮肤瘙痒(33.8%)。与1~2级DILI组相比,3~5级DILI患者初始AKP及谷氨酰转肽酶(GGT)水平显著偏高,入院时合并黄疸患者数量、两组间MELD评分及符合Hy’s规则患者数量等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预后好转的患者47例,未好转18例。女性[OR=11.675,95%CI(1.520,89.654),P=0.018]、入院时合并黄疸[OR=28.085,95%CI(3.642,216.573),P=0.001]及符合Hy’s规则[OR=29.712,95%CI(2.191,402.907),P=0.011]患者出现不良预后的风险较高。结论:用药前合并黄疸、初始AKP和GGT水平异常、MELD评分≥18分的患者更易发生严重DILI。而入院合并黄疸、生化指标符合Hy’s规则以及女性患者是PD-1抑制药介导DILI不良预后的危险因素。

梗阻性黄疸18F-FDG PET/MR成像中国专家共识

梗阻性黄疸病因复杂,定性和定位诊断具有挑战性。一体化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磁共振(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magnetic resonance,PET/MR)检查,通过PET与MR在梗阻性黄疸诊断中的优势互补,形成整合优势。在满足诊断需求的前提下,如何缩短PET/MR扫描时长、选择适宜的个性化扫描协议是临床关注的焦点。本文在文献复习和大量临床应用积累基础上,基于病灶是否具有显像剂聚集,建立简繁不同的PET/MR成像协议和报告,并形成专家共识。

人工智能在结肠镜中的应用进展

结肠镜在息肉的检出和诊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被广泛运用于结直肠癌的筛查。然而,医生间的水平差异,可能导致息肉的漏检、息肉诊断的准确性低等问题。随着计算机算法和机器学习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被逐渐运用于结肠镜的诊疗中。本文将针对人工智能辅助结肠镜在息肉筛查和良恶性鉴定中发挥的作用进行总结和思考,并探讨人工智能在结肠镜诊疗领域的应用前景。

肾血管瘤CT和MRI特征分析

目的探讨肾血管瘤的CT和MRI特征,为其诊断进一步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10例肾血管瘤患者的临床特征及影像表现,其中3例行CT、5例行MRI、2例同时行CT和MRI检查,总结其影像特征。结果10例肾血管瘤中,7例为吻合状血管瘤,6例位于肾髓质、3例位于肾窦、1例位于肾实质,肿瘤最大径1.4~6.4 cm,8个病灶表现为类圆形。所有病灶均以实性为主,3例有包膜。4例T_(2)WI呈明显高信号,6例DWI呈高信号;在ADC图上3例呈等信号,2例呈高信号,2例呈低信号;8例表现为皮髓质期瘤周明显结节、斑片状强化,后期逐渐向中心填充,1例明显不均匀强化,1例不强化。CT多期增强扫描中,肾血管瘤实质期强化率高于腹主动脉(P<0.05),皮髓质期强化率与腹主动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肾血管瘤在MRI增强扫描皮髓质期及肾实质期的强化率与肾皮质及腹主动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肾血管瘤好发于肾髓质或肾窦部,多为吻合状血管瘤;影像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T_(2)WI多呈明显高信号,动态增强扫描中皮髓质期病灶周边明显结节样强化,逐渐向中心填充,强化程度与腹主动脉或肾皮质相仿。

原发肝外肿瘤患者PD-1/PD-L1抑制剂相关肝损伤的发生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原发肝外肿瘤患者程序性细胞死亡1受体(PD‑1)/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抑制剂相关肝损伤的发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收集2021年1—7月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接受PD‑1/PD‑L1抑制剂治疗的原发肝外肿瘤患者电子病历进行回顾性分析,筛选出发生PD‑1/PD‑L1抑制剂相关肝损伤者,统计分析肝损伤的发生时间、临床类型和严重程度等。根据是否发生肝损伤将患者分为肝损伤组与无肝损伤组,比较2组患者年龄、性别、原发肿瘤类型、合并疾病、有无肝转移、PD‑1/PD‑L1抑制剂治疗方案、联合用药和基线肝肾功能等临床特征,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肝损伤发生的影响因素,计算比值比(OR)及其95%置信区间(CI)。结果纳入分析的患者共386例,其中29例发生PD‑1/PD‑L1抑制剂相关肝损伤,发生率为7.5%。29例患者中,男性25例,女性4例;年龄19~90岁;使用信迪利单抗者7例,纳武利尤单抗、特瑞普利单抗各5例,帕博利珠单抗4例,替雷利珠单抗、阿替利珠单抗各3例,卡瑞利珠单抗、度伐利尤单抗各1例;开始用药至发生肝损伤的中位时间为44(24,112)d;肝损伤的临床分型为肝细胞损伤型者8例,胆汁淤积型17例,混合型4例;严重程度为1级者19例,2级7例,3级3例。诊断为肝损伤后29例患者均给予对症治疗,其中24例停用PD‑1/PD‑L1抑制剂;21例患者6~71 d后肝功能恢复正常,8例发展为慢性肝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合并肝炎病毒感染(OR=5.749,95%CI:1.337~24.719,P=0.019)、合并高血压病(OR=5.345,95%CI:2.034~14.047,P=0.001)和基线碱性磷酸酶(ALP)≥125 U/L(OR=4.651,95%CI:1.728~12.521,P=0.002)是PD‑1/PD‑L1抑制剂相关肝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肝损伤是PD‑1/PD‑L1抑制剂常见不良反应,临床分型以胆汁淤积型多见。合并肝炎病毒感染、高血压病及基线ALP较高者是发生PD‑1/PD‑L1抑制剂相关肝损伤的高危人群。

重视胰腺癌诊治的全流程管理

胰腺癌的发病率逐年增高,远期疗效不佳,为了改善胰腺癌的预后,有必要推进以疾病为中心的诊疗模式,通过多学科团队的有机组合,达成早期诊断、分期、精准治疗、合理手术、对症支持治疗的全诊治流程管理,时刻跟踪和应用多组学分析、肿瘤免疫、靶向治疗和放化疗的最新进展,显著提高胰腺癌的远期疗效。

晚期胃癌Claudin-18.2靶向治疗临床研究新进展

胃癌是消化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多数胃癌患者在确诊时已为晚期。晚期胃癌预后差,既往以化疗为基础的治疗效果有限。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寻找影响胃癌发生与发展的关键分子、预后指标及相关治疗靶点已成为晚期胃癌治疗领域的研究热点。Claudin-18剪接变异体2(Claudin-18 isoform 2,Claudin-18.2)是极具潜力的新兴肿瘤治疗靶点,为胃癌的靶向治疗带来新的希望。靶向Claudin-18.2的药物或治疗方法种类多样,包括单克隆抗体、双特异性抗体(bispecific antibody,Bs Ab)、抗体偶联药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ADC)和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 cell,CAR-T)免疫治疗等,目前已有多项临床研究项目正在进行并取得了良好的结果。本文总结Claudin-18.2靶向治疗的临床研究进展,以期为改善晚期胃癌患者的预后提供临床依据。

人工智能时代机器人结直肠癌手术的现状及进展

近年来机器人结直肠癌手术快速发展成熟,手术量快速增长,手术种类也不断丰富.越来越多的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显示:机器人结直肠癌手术,尤其是机器人直肠癌手术显著加速术后康复、降低并发症发生、提高术后生命质量且降低环周切缘阳性率,进而提升肿瘤根治效果.近年来,随着医学人工智能(AI)技术的快速发展,AI增强手术、AI自主机器人手术等在机器人结直肠癌手术领域中也有早期探索与尝试.笔者针对机器人结直肠癌手术的发展历程、目前开展的现状,以及AI技术在机器人结直肠癌手术中的应用展开深入探讨.

原发性肝癌转化及围手术期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4版)

我国目前仍有超过一半的肝癌患者在初诊时即为中晚期,丧失手术切除机会,而部分可手术患者术后复发转移率高,导致患者总体生存较差.随着外科手术技术的革新、系统治疗和局部治疗手段的丰富和进步,通过多模式综合治疗策略为肿瘤转化提供可能、使患者获得手术切除机会,同时有效降低术后复发转移率,从而实现患者长期生存获益.此外,近年来研究者对转化及围手术期治疗过程中手术时机的选择、病灶评估、疗效预测、并发症处理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有益探索.在原有共识的基础上修订并更新形成《原发性肝癌转化及围手术期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4版)》,提出了在肝癌转化治疗和围手术期治疗领域的治疗策略和实施过程需要解决的问题,以期为推动该领域研究和临床实践奠定基础.

肝外胆道神经内分泌肿瘤的研究进展

肝外胆道系统神经内分泌肿瘤(EB-NENs)是一类较为罕见的消化系统肿瘤,仅占所有神经内分泌肿瘤的0.2%~2%。EB-NENs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以黄疸、腹部不适、纳差等为常见症状。EB-NENs的确诊依赖于病理免疫组化,CgA、Syn、Ki-67等作为常用免疫组化标记;影像学检查有助于发现胆道肿瘤,血NSE、CgA等也可作为肿瘤标志物提示EB-NENs。EB-NENs的治疗仍以手术治疗为主,手术联合放化疗等辅助治疗手段也可有效改善患者预后;对于无法手术的患者,单独行放化疗等的治疗效果仍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