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细胞移植的临床应用前景

肝细胞移植经过50多年的基础与动物实验研究,被证明可有效解决肝移植相关问题,包括器官短缺和术后肝功能异常等。现阶段,临床上一般采用同种异体肝细胞移植治疗遗传代谢性肝病,但成功率仍较低。该方法受制于细胞移植的局限性以及移植细胞的选择性增殖,因此难以进行临床推广。

乙型肝炎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发生急性肾损伤的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乙型肝炎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发生急性肾损伤(AKI)的相关因素。方法收集乙型肝炎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129例,对性别、年龄、Child分级、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并发症情况、血常规、肝功能、肾功能、电解质、肝纤维化指标、乙型肝炎标志物、HBV DNA、每日尿量、放腹水量、输血量、输蛋白量、是否使用特利加压素、是否行血液净化治疗以及是否使用抗真菌药物进行分析。结果 AKI和AKI患者Child分级(χ2=19.354,P=0.000)、MELD评分(t=-2.295,P=0.020)、感染(χ2=6.188,P=0.017)、使用特利加压素(χ2=26.099,P=0.000)、使用抗真菌药物(χ2=6.011,P=0.021)、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t=-1.490,P=0.034)、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t=-2.684,P=0.000)、尿素氨(BUN)(t=-7.535,P=0.000)、血肌酐(SCr)(t=-9.096,P=0.000)、透明质酸(t=-1.790,P=0.001)、层黏蛋白(t=-2.241,P=0.041)、放腹水量[t=-2.122,P=0.01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istic回归显示使用特利加压素为AKI发生的独立保护因素(B=2.065,S.E=1.013,WALS=4.157,df=1,P=0.041,EXP(B)=7.882]。结论乙型肝炎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发生AKI与Child分级、MELD评分、ALT、AST、感染、使用特利加压素、使用抗真菌药物、BUN、SCr、透明质酸、层黏蛋白、放腹水量等指标有关,其中使用特利加压素为其独立保护因素。

药物性肝损伤潜在的新型生物标志物:细胞外囊泡

药物性肝损伤(DILI)可致急性肝功能衰竭甚至死亡,迄今仍缺乏敏感、特异的诊断标记物。如何早期识别并干预,及时更改用药方案以避免持续性肝损伤,具有重大临床意义。目前临床常用肝损伤指标如血清ALT、AST等对DILI的诊断缺乏特异性,且在肝组织损伤较重时才有所变化,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等研究发现胞外囊泡(extracellular vesicles,EVs)来源的某些microRNA、mRNA、蛋白质、代谢物等在DILI中变化较传统肝损伤标志物更早,提示EVs具有早期诊断DILI的价值。本文将从EVs内所含RNA和蛋白质作为DILI早期诊断的新型生物标志物进行综述,为DILI的早期诊断提供思路。

乙型肝炎病毒相关终末期肝病的宿主遗传易感性研究进展

CHB 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我国 HBV 的流行及危害尤为严重。宿主感染 HBV 后，在不同的个体中引起不同的临床转归，包括感染后自然恢复、急性自限性感染、CHB、乙型肝炎肝硬化、肝细胞癌（HCC）及肝功能衰竭。临床结局的差异体现了宿主对 HBV 存在不同的遗传易感性。各种病因导致的肝功能衰竭、肝硬化及 HCC 常易并发严重威胁生命的并发症，如腹水、凝血功能紊乱及多器官功能衰竭等，内科救治难度大，病死率高，称为终末期肝病（end stage liver disease，ESLD ）。近年，随着全基因组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GWAS）的应用及双胞胎与家族研究成果的增多，宿主遗传因素与传染性疾病的关系成为研究热点［1-2］。在肝炎病毒感染方面，宿主相关易感基因的结构、免疫分子及信号通路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为临床工作带来裨益。如 IL-28β基因多态性影响丙型肝炎治疗效果，这一研究成果已广泛应用于对丙型肝炎患者预后的评估［3］。对于 HBV 相关 ESLD，越来越多的数据证实，其易感性与宿主自身遗传因素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关系。这些研究为 HBV 相关 ESLD 的预警、风险评估、早期诊断和干预措施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临床应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现就此展开综述，并对其研究前景进行展望。

乙型肝炎病毒Y（I/V）DD变异与前C及C基因启动子变异生物信息研究

目的 分析HBV反转录酶区（RT）rtM204位点Y（I/V）DD变异与前C及C基因启动子（PC-BCP）变异关系. 方法 应用MEGA4对来自GenBank/EMBL/DDBJ的人类2 849株HBV全基因序列序列重新排列,分析Y（I/V）DD变异与PC-BCP变异及模式相关性. 结果 rtM204（I/V）DD变异株217株（8.0％）; PC-BCP变异株1 543株（54.2％）,有（1）G1896A、（2）G 1899A、（3） G1896A＋G1899A、（4） A1762T/G1764A、（5） A1762T/G1764A＋G1896A、（6）A 1762T/G 1764A＋G1899A、（7） A1762T/G1764A＋G1896A＋G1899A 7种变异模式; Y（I/V）DD与PC-BCP联合变异165株.YMDD与PC-BCP双变异率高于单纯YMDD变异率（76％比24.0％,x^2=45.283,P=0.000）;YIDD与PC-BCP双变异率高于YVDD与PC-BCP双变异率（85％比64.9％,x^2=11.836,P=0.000）及使用LAM致YMDD与PC-BCP双变异率高于未使用LAM预存YMDD与PC-BCP双变异率（89.3％比58.9％,x2=27.084,P=0.000）.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仅对YIDD有影响而对YVDD无影响的PC-BCP变异模式有G1896A-G1899A（P=0.000,OR=7.573）、A1762T/G1764A-G1899A（P=0.000,OR=6.539）和A1762T/G 1764A-G 1896A-G1899A（P=0.000,OR=6.596）. 结论 YMDD变异与PC-BCP变异相关;PC-BCP变异模式的差异与YI/VDD变异选择强度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