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部分医院癌症诊疗模式和临床分期使用情况的调查

背景与目的:目前,肿瘤的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是国际公认的肿瘤最佳治疗模式。肿瘤分期是肿瘤诊断、治疗和预测预后的基础。本研究调查肿瘤多学科综合诊疗模式和国际抗癌联盟或其它国际肿瘤分期系统在我国的应用和推广情况,收集医师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总结的经验,提出建议,并提供给有关医院行政管理机构和国内外肿瘤分期的学术机构参考,使肿瘤治疗和分期更合理,更符合临床实际情况,更适合国际上的需要。方法:2012—2013年抽样调查33家省、市级肿瘤专科医院和省、市级综合医院,发放调查问卷,并实地考察6家二级综合性医院和1家民营肿瘤专科医院。对目前中国10个主要癌症病种(肝癌、食管癌、鼻咽癌、肺癌、乳腺癌、胃癌、结直肠癌、妇科肿瘤、前列腺癌和淋巴瘤)的治疗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中国大陆的肿瘤专科及非专科医院都承担着为肿瘤患者提供治疗的责任。我国目前承担肿瘤治疗的医院未普遍采用多学科综合诊疗模式,国际抗癌联盟或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的癌症分期系统已被广泛使用。对于鼻咽癌、肝癌,大部分医院使用国内的分期系统。结论:大量肿瘤患者在非肿瘤专科医院接受诊治,需提高这些医院肿瘤治疗的水平;多学科综合诊疗模式在二级综合性医院治疗肿瘤的过程中还没有很好的建立;肿瘤的TNM分期在三级甲等医院的诊疗中实施较好,但在二级综合性医院中基本没有执行;国际抗癌联盟或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的癌症分期系统已被三级甲等医院中广泛采用;我国肿瘤界应该有责任和义务多向国际肿瘤组织提供我国常见肿瘤的分期经验,使国际肿瘤分期更科学、更符合临床实际。

结肠直肠癌单纯骨转移的临床特征与生存分析(附47例报告)

目的:探讨结肠直肠癌单纯骨转移的临床特征及影响预后的相关因素。方法:2006年11月至2013年10月本院收治的47例结肠直肠癌单纯骨转移病人为研究对象,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47例单纯骨转移病人有30例(63.8%)为单处骨转移,17例(36.2%)为多处骨转移。共70处骨转移,其中骨盆26处(37.1%)、脊柱23处(32.9%)、四肢骨12处(17.1%)、胸部骨6处(8.6%)、颅骨3处(4.3%)。多处骨转移组比单处骨转移组的低分化肠癌比例高,分别为66.7%和28.0%(P=0.036)。发生骨转移后病人的中位总生存时间为29.1个月。单因素分析发现,多处骨转移,伴有原发灶神经侵犯,诊断骨转移时癌胚抗原阳性、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升高对结肠直肠癌单纯骨转移的预后有影响(P<0.05)。COX多因素分析中神经侵犯和诊断骨转移时ALP升高是影响结肠直肠癌单纯骨转移病人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结肠直肠癌单纯骨转移病人中原发灶伴神经侵犯或ALP≥130U/L提示预后差。

微卫星不稳定状态对Ⅳ期结直肠癌患者化疗反应性和预后的影响

背景与目的:错配修复缺陷导致的微卫星不稳(microsatellite inistability,MSI)状态对Ⅱ、Ⅲ期结直肠癌患者的预后及化疗敏感性有重要作用,但在晚期肠癌中研究较少。该研究探讨微卫星不稳对晚期结直肠癌患者化疗敏感性及预后的影响。方法:收集采用XELOX或FOLFOX为一线化疗方案的Ⅳ期肠癌患者的原发肿瘤组织,免疫组化方法检测肿瘤组织中错配修复基因h MLH1、h MSH2、h MSH6和h PMS2的蛋白表达,分析微卫星状态与患者临床特征、预后及化疗反应的相关性。结果:共收集113例晚期结直肠癌患者,未发现MSI与患者总体生存时间(overall survival,OS)以及化疗敏感性存在相关。亚组分析中我们发现79例原发灶姑息性切除的患者中,MSI患者(22例)较MSS患者(57例)的中位无疾病进展时间(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明显延长(19.9个月vs 7个月,P=0.005),但MSI与OS无关(P=0.07)。对该79例患者预后行Cox多因素分析显示,MSI是影响患者PFS的独立危险因素(P=0.043,MSS/MSI,HR=2.079)。此外,该群患者的MSI状态与疾病控制率(59.1%vs31.6%,P=0.025)相关。结论:在原发灶姑息性切除的Ⅳ期结直肠癌患者中,微卫星不稳定状态与无疾病进展时间和化疗的疾病控制率呈正相关,因而有必要对该群患者进行微卫星检测。

P53蛋白过表达可预测雌激素受体阳性，早期绝经后乳腺癌对芳香化酶抑制剂治疗的敏感性

背景与目的：抑癌基因P53在肿瘤中的研究一直是热点，包括乳腺癌。对于P53基因和乳腺癌预后的研究很多，多数研究表明P53蛋白表达是乳腺癌的不良预后因素之一。而目前对于P53蛋白表达在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阳性，早期绝经后乳腺癌对芳香化酶抑制剂（aromotase inhibitors，AI）的敏感性的作用尚无明确结论。本研究旨在探讨P53蛋白表达在ER阳性，早期绝经后乳腺癌对AI治疗敏感性的预测作用。方法：收集2000年1月—2006年12月间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住院的患者资料共293例。所有患者均接受AI治疗。中位随访时间为72个月（6-140个月）。分析不同P53表达状态对无病生存率（disease free survival，DFS）的影响。应用统计学方法进行生存分析及Cox回归模型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P53阳性和P53阴性患者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78%和89%。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P53表达状态（HR=1.729，95%CI：1.038-2.880，P=0.035）、病理分期（HR=2.270，95%CI：1.399-3.681，P=0.001）、组织学分级（HR=2.328，95%CI：1.312-4.133，P=0.004）及年龄（HR=1.988，95%CI：1.511-2.617，P＆lt;0.005）是接受AI治疗的早期乳腺癌复发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P53蛋白表达可预测ER阳性，早期绝经后乳腺癌对AI治疗的敏感性；其可能成为决定绝经后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治疗策略的关键因素。

妊娠期合并黑色素瘤诊治研究进展

黑色素瘤是妊娠期间最常发现的恶性肿瘤,也是妊娠期合并恶性肿瘤相关死亡的重要因素之一。妊娠期合并恶性黑色素瘤的治疗是极其值得关注的问题,目前手术仍是黑色素瘤的首选方式,然而当合并妊娠时应当更加谨慎选择手术治疗方式。目前关于妊娠合并黑色素瘤的治疗选择及处理尚无广泛认可的指南。有关妊娠期合并黑色素瘤患者复发和死亡的研究较少。尚无充足证据表明,妊娠会增加黑色素瘤预后不良风险或复发风险。本文就妊娠合并黑色素瘤诊治研究进展进行探讨,以期为临床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队列法、完全法和现时生存分析方法在乳腺癌随访研究中的应用

目的 :应用队列法、完全法和现时生存分析法,估计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女性乳腺癌的当前生存率及变化趋势。方法 :收集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1997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确诊的所有7 275例上海户籍女性原发乳腺癌的临床信息资料,以2011年12月31日为随访截止日期,采用主动随访以及与上海全死因登记系统记录联动的方式获得结局信息。分别以2002—2006年和2007—2011年为感兴趣时段,采用队列法、完全法和现时生存分析法估计这2个时段的5年生存率。结果 :统计结果显示,该院2002—2006年乳腺癌的真实5年相对生存率为92.3%,高于队列法估计的84.7%和完全法估计的88.6%,与现时生存分析法估计的90.9%最为接近。在不同临床分期乳腺癌患者中均观察到同样的结果,且在分期较晚的患者中更为明显。进一步采用现时生存分析法估计得到该院2007—2011年乳腺癌的5年相对生存率为93.6%,高于队列法估计的92.3%和完全法估计的92.9%,也高于2002—2006年采用病理分期调整后现时生存分析法估计的5年相对生存率(91.4%)。结论 :该医院女性乳腺癌患者的生存状况近年来有明显提高,并主要来自对分期较晚患者治疗手段的进步。

上海市女性乳腺癌有组织筛查和机会性筛查的成本效果分析

目的评价上海市闵行区开展的有组织筛查和机会性筛查两种乳腺癌筛查模式的成本效果。方法2008年5月至2010年10月，上海市闵行区分别开展了有组织的女性乳腺癌筛查（七宝社区）和机会性筛查（闵行部分医院和社区）。收集筛查成本、确诊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和首次住院治疗费用及间接费用，以闵行区未参加筛查的女性作为参照人群，比较筛查患者临床分期改善的平均成本，并计算增量成本效果。结果有组织筛查组、机会性筛查组和对照组分别报告了35、193和479例乳腺癌，早期乳腺癌所占的比例分别为46．9％、40．7％和38．9％。有组织筛查组和机会性筛查组人均筛查成本分别为208元和21元，每确诊1例患者的筛查成本分别为72453元和11640元。有组织筛查组患者的平均总成本为103650元，明显高于机会性筛查组的50712元和对照组的35413元，其中有组织筛查组患者首次住院直接医疗费用的中位数为11024元，明显低于机会性筛查组的13465元和对照组的14243元（P〈0．001）。有组织筛查组和机会性筛查组的平均额外成本分别为68237元和15299元。与对照组比较，有组织筛查和机会性筛查每获得1个单位分期提前所需成本分别为135291元和152179元；有组织筛查相对于机会性筛查每多获得1个单位分期提前所需增量成本为131086元。结论有组织筛查和机会性筛查模式均可早期发现乳腺癌，有组织筛查比机会性筛查的项目成本更高，但患者首次住院直接医疗费用较低，总体成本效果更好，可考虑在中国经济较发达地区的适龄女性人群中应用。

慢性病防控常用策略与措施的卫生经济学评价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高血压、冠心病、中风和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慢性病）已成为各国主要的疾病负担,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1]。能否循证决策,选择合适有效的防控策略和措施,是决定慢性病防控成败的关键。然而,卫生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慢性病防控不能单以防控效果作为决策依据,必须遵循卫生经济学原则。常用的卫生经济学评价方法包括成本效果分析、成本效益分析和成本效用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