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立时代潮头,一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发“思想先声”——刘诗白先生的学术思想与贡献评述

作为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之一,刘诗白先生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与思考,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刘诗白先生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守正创新,溯本求源促进学科发展;始终坚持理论创新,认真回答重大理论问题;始终坚持经世济民,积极回应现实重大问题;始终坚持求真务实,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始终坚持国际视野,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基于比较视角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在传统西方与非西方的简单二分法下,存在着一种西方中心论的理论预设,即西方现代化源于市场化改革,中国近代的落后源于政府的过度管制,市场经济不够发达。但是,历史的真相却是开放而无管制的自由市场并不会带来国家崛起。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起步阶段,同样是依靠国家干预方式扶持幼稚产业实现现代化;而当前西方现代化的治理危机正是源于国家缺位,从而造成愈发严峻的贫富分化与持续扩张的金融资本主义。拉美困境与东欧剧变也再次证明新自由主义改革并不能实现国家富强,而东亚后发国家以强政府成功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也在于超越和颠覆了西方经济学中市场与政府二元对立的传统认知,推动构建了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应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将百年来现代化发展的“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理论”,更好地为世界发展中国家崛起与发达国家改革提供中国方案。

新发展阶段的理论内涵与实践遵循——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新发展阶段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前期积累为基础,是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交相对应的历史阶段,是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关键过渡阶段,是标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发展阶段,属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阶段。新发展阶段是对当前我国发展阶段的科学研判,是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依据,从本质上规定了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与独特意蕴。新发展阶段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跨越时期和关键阶段,应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逻辑中加以深刻理解。

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与新路径

纵观西方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是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生产力的重大跃升都以一系列开创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为先导,因而科技创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孕育兴起,新质生产力将取代传统生产力,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的生产力,本质上是社会生产力的一次重大跃升。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在宏观层面坚持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使二者协力推动科技创新;应在中观层面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增强发展新动能;应在微观层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

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是摆脱了传统增长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是数字时代更具融合性、更体现新内涵的生产力。数字经济集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于一体,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是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可以更好地赋能传统生产力改造升级,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为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实体基础,数字基础设施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坚实平台支撑。未来,结合数字经济特征和具体国情,要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通过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协同提高数字创新能力、数实融合加快推进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培育创新型人才打造新型劳动者队伍。

国家竞争优势与中国式现代化

新型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并非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思潮与比较优势理论所描绘的西方现代化道路。我国作为拥有超大规模人口、超大规模市场的世界大国,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大国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关键,在于新型全球化背景和大国竞争格局下的国家竞争优势的培育。由于世界市场潜在的外延型扩大再生产空间受限且创新动能不足,导致后发国家“低端锁定”难以发展的问题日益凸显。因此,选择以创新发展驱动生产力内涵型增长与有效发挥政府作用为国家赶超方式,进而指导国家竞争优势的培育,既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大国竞争的需要,更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化与现代化浪潮的应有之义。以国家竞争优势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作用,充分利用既有优势;推进内生性竞争新优势,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竞争优势与安全。

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实践前景

伟大思想源自伟大时代,理论创新指引实践前行。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行动指南。面对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世界共同发展繁荣展现出光明的实践前景。习近平经济思想从经济发展的根本道路和发展模式、经济发展的根本立场和价值旨归以及经济发展的世界愿景和国际担当,创造性地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实现发展的理论问题和实践课题,创造性地解答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世界性难题,效率与公平关系的世界性难题和自近代以来世界发展水平与国际力量对比失衡的世界性难题。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内在机理、风险挑战和实践路径

共同富裕是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数字经济的发展壮大,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然而,数字经济推进实现共同富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数字核心技术仍存在“卡脖子”难题、数字平台垄断与金融垄断相互交织、数字鸿沟与数字极化加剧财富分配失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数字化转型挑战等。因此,充分发挥数字红利需要以新型举国体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引导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推动城乡与区域协调发展,让人民共享数字发展红利;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中国共产党推进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宏大视野、使命担当和核心理念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将中华民族前途命运与全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相交织,在国内书写出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的恢弘史诗,对外工作也因党而兴、因党而强。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积极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历史车轮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正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努力实现国际间包容性发展,倡导顺应共同治理进步潮流。中国共产党不仅致力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担负起改革与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任,与各国政党一道携手共进、砥砺前行。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挑战,中国共产党坚持健全党对外事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不断加强对外工作顶层设计,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一带一路”倡议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三个维度层层递进,为完善全球治理和推进新型全球化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更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亮丽底色为人类文明形态的进步贡献了智慧与力量。

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丰富内涵与世界意义

习近平经济思想不仅是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指导和根本遵循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是站在人类社会发展高度对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体而言,新发展理念超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陈旧理论范式,全面诠释了“何为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拓宽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选择;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回答了发展方式命题,破解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世界经济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回应了发展过程中的大国担当命题,为全球合作共赢探索了全新机制,为全球经济秩序变革提供了有效方案,也为世界和平发展构筑了大国基础。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政治经济学密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站在两个百年交汇的新的历史起点和新的征程,需要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

新质生产力与新型举国体制

新质生产力作为新质态的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新型举国体制彰显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资源配置的创新形式,是新型生产关系的体现,二者共同助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创新变革。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在资源配置、创新主体、支撑载体上的协同创新作用。因此,要更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应从组织创新、研发创新、产业创新出发,以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技术革命性突破、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

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笔谈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

新质生产力改变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2024年7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要求“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并作出全面部署。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同时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本期特组织了三位专家进行笔谈,希望能为学界推进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中国经济学”建设笔谈

2022年4月6日,在厦门大学和厦门大学经济学科开启新百年之际,为纪念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教育家、厦门大学原校长王亚南先生,厦大经济学科举办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讨会暨第二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王亚南经济思想与“中国经济学”建设展开深入研讨,本刊以笔谈形式撷取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所刊笔谈文章以作者姓氏拼音为序。

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评裴长洪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建设40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总方针,我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从局部开放到全方位开放阶段、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阶段、新时代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开放发展之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是我国经济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

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

着眼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国竞争加剧以及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形成的历史性交汇对生产力发展水平提出的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全新概念。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考察,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是对传统生产力的超越,需要新的生产关系与之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命题。与此同时,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只有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才能更好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应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健全和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前瞻性谋划好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

中国式现代化与宏观经济治理

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模式,尤其是在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中,政府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为政府是中国式现代化实现追赶与超越的重要经验,既具有后发国家现代化模式的共性,同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宏观经济治理具有市场-政府-政党三维主体、集中力量办大事等独特优势。从“宏观调控”到“宏观经济治理”体现了治理主体优化、治理目标优化和治理效能的提升,是对西方政府干预思想的超越,也是对中国宏观调控思想的发展。在取得系列成就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非协同性问题突出,主要表现在治理目标、治理方式、政策体系、开放型经济治理能力四方面。着力建设现代化强国,需要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一要发挥好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二要完善宏观经济治理的政策体系,形成政策合力;三要进一步推动从“调控”到“治理”的转化,加强治理主体的协调性。

新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学要义

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是提出新发展阶段的主要依据。新发展阶段并未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定位,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关键阶段;新发展理念以新发展阶段为基础,新发展阶段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前提条件和必然要求,新发展格局是实现新发展阶段目标的核心战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和人民在新发展阶段的历史使命,新发展阶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战决胜阶段。

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与新路径

现代化的共同特征: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一)西方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工业化与技术进步西方现代化是由工业革命驱动的,每一次工业革命均推动了西方传统社会向工业化和都市化转型,最终形成了以工业社会为代表的现代社会的整体结构。18世纪60年代,英国爆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带动了法国、美国、德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19世纪60年代后期,人类社会迎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的发现和广泛应用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使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迈上了新台阶。二战结束后,伴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爆发,出现了全球性现代化的大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