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研究论纲

在全球化时代,我们需"重新发现中国",而其中一个重大使命就是对中国人的"生存性智慧"进行理论阐释。当下"中国模式"研究存在着知识导向、制度导向、唯理主义预设等缺陷。以"生存性智慧"与"未意图后果"为关键词对"中国模式"进行"实践导向"的解释,有可能成为深入探究"中国模式"的一个较为可行的路径。如果我们以"生存性智慧"来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那么晚近30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大体上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过程:"生存性智慧"在关于意识形态的"真假结构"的庇护下、以经济交往中的"熟人交易"和政治交往中的"策略行动"为基本形态、以不同层次"生存共同体"的"共同利益"或"共同善"为依据、以经济发展的后果为最高"责任伦理"判准而逐渐形成的一个"未意图扩展"的历史进程。

共同政治文化范导下的国家中立性——转型中国文化认同建构的根本法则

中国在历史上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即以政治统一为政治文化的核心形成了超大规模的"跨体系社会"。民国时期"五族共和"的共同政治文化,推进了中华民族的现代建构。社会主义的新型组织模式,完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现代建构。从毛泽东时代即刻实现的新文明体系到改革开放以后范导未来新文明体系的共同政治文化,"社会主义"经历了含义的变化。社会主义共同政治文化范导下的国家中立性,是转型中国文化认同建构的根本法则。

高校海归思政课教师队伍的发展现状、独特价值与发展之道

在加强新时代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大背景下,海归思政课教师群体日益壮大。该群体具有高学历、年轻化、成果多、视野广的特点,是新时代高校教师群体中重要的复合型人才。高校海归思政课教师有助于思政课教学融入国际视野、改善和创新教学方式方法、优化教师队伍结构,为讲好中国故事和传播好中国声音贡献智慧和力量。在引导和促进海归思政课教师的全面发展问题上,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体”,以海外习得的知识和经验为“用”。要以“体”为本,依“体”起“用”。加强对海归思政课教师教学科研能力的培养,将国际传播实践融入教学科研工作中,引导其发挥讲好中国故事的独特优势,更好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中国模式面临五大困境

中国模式不可能简单地被不具备同样历史路径与“前结构特点”的其他国家复制。

城市社区治理发展趋势预测

自《民法典》在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我国社会治理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社区治理形势的复杂性增加,各地出现了形式多样的业主活动和联合组织,标志着业主时代的到来。中央政府加强了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视,意识到社区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也为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对业主自治和物业管理格局的发展演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从困境破局、转型升级以及规范发展三个方面对城市社区治理发展的趋势进行预测。

精准识贫的顶层设计与调适性执行——贫困识别的中国经验

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是脱贫攻坚的“第一颗扣子”,也是“扶真贫、真扶贫”的根本要义所在。贫困识别的方式方法是否科学、识别的过程是否规范、识别的结果是否准确是决定整个扶贫工作能否成功的关键,同时影响到扶贫的社会评价和政治效果。新时期的脱贫攻坚探索出一套“顶层设计与调试性执行相结合”的精准识贫制度。一方面,通过顶层设计确立全国统一的识别标准、程序、规模、时间,并依托“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落实”的责任机制将识别任务分解实施。另一方面,在空间维度上,各地在贫困识别的程序安排、工作方法、否决政策和操作机制等方面因地创变,推动了顶层设计的有效落地。在时间维度上,对识别标准、程序、规模、工作重心、关注对象等进行逐年调试,确保了贫困识别的“动态精准”。通过构建“顶层设计与调试性执行相结合”的贫困人口识别模式,新时期的精准扶贫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实现对全国贫困人口分布状况和致贫原因的精准把握,为2020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也是贫困治理中国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宗教、政治社会化失灵与东亚政治转型:对韩国的个案研究

东亚政治转型多关注经济发展产生的有利影响,对政治文化发挥的作用却有所争议。由于传统政治文化被认为更易于形成等级制的政治秩序,因此,政治文化“与时俱进”地转型也被看作是政治转型的重要前提。但文化转型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转型过程中文化内部张力的陡增甚至失控同样也是“不阻碍”政治转型的有利因素。有效的政治社会化利于形成支持性的政治文化,从而维持政治体系的发展,政治社会化的失灵则会导致政治文化内部张力的陡增,造成政治风险。政治文化的内部张力受到政治社会化机构数量增多、自主性提高以及政治体系的外部控制力下降三个因素的影响,政治亚文化分裂的出现加剧了这一内部张力,是政治社会化失灵的直接原因,成为引发政治转型的又一因素。韩国是东亚政治转型中的典型代表,基督教的传入与不断发展促成了国内“宗教+职业亚文化群体”的形成,在国家政治经济战略与教会人权原则的巨大矛盾下,教会引领工人开展抗争运动,政治亚文化分裂导致政府的政治社会化失灵、政治合法性垮塌,为韩国政治转型提供了重要契机。

当大部分小区都有了业委会会怎样?——上海社区治理观察

很荣幸能到深圳来跟大家作分享,接到主办方邀请,我也在思考,要分享什么内容,因为我是研究业委会的,同时又身处上海,这个城市在这个领域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大规模的业委会数量,存在巨大的样本量,所以我今天分享的主题就是“当大部分小区都有了业委会会怎样?——上海社区治理观察”。大家知道,各地对于业主大会的态度、业主大会组建率,就跟各地的气候差异一样,天南地北差异巨大。

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的政治生活与国家治理

互联网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使人类社会进入到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平行与交叉的双重时空之中。由网络空间所赋予信息以权力的属性对国家权力以及国家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与支撑人类社会的信仰、制度、技术三重维度的交叉组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网络时空下的国家治理。网络空间的分散与集聚功能,使现实空间中的制度与组织很难应对在网络时空中动议并形成的集体行动。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的平行运行与交互作用使国家治理不得不关注网络空间的运行逻辑。国家治理的关键在于培育两种时空时平行运行与交互影响的社会道义与道德力量。

城市的风度: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与社区善治——以上海市爱建居民区为例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问题成为城市治理的难题与重点,它直接关系着城市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一环。作为生活垃圾的治理源头,社区理所应当成为城市垃圾分类治理问题的场域,而城市垃圾分类问题又是撬动社区善治的重要支点。从社区治理出发,以新制度主义理论为基础,以上海市爱建居民区为例,以积极行动者为研究起点,探寻其背后的治理逻辑与作用机制,从中发现社区善治的规律与撬动社区善治的支点,得出结论:由积极行动者展现出的"风度"与社区"温度"一起共同构成一座城市迈向善治的两大标识。

文明复兴与文化执政——论执政党在现代国家建设中的文化承担

"文明型国家"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规定性"条件,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应延续"以文化代宗教"的中华文明秩序机理。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在于中华文明的复兴,而中华文明的复兴关键则在于其文明精髓的复兴;考虑到"以文化代宗教"是中华文明秩序的精核所在,中国的文明精髓只能在自己丰富的文化资源中寻找。作为"全涉型"社会组织,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跨阶层、跨地区、跨行业的国家组织体系,实现了"后帝制—后儒家"时代的行政整合;但能否有效实现文化整合,关键在于能否在新时期形成国民认同、社会认许和国际认可的核心价值体系。只有推进"文化执政",执政党才能有效地进行文化整合,进而在现代国家建设中促进中华文明的复兴。

沙龙主题:社区规划、社区工作与社区满意度

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建设和谐宜居的现代化城市。"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成为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实践准则。因此,如何通过城市规划满足居民对社区功能的需求并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成为亟待解决的核心议题。本次沙龙从社区营造和社区规划的角度出发,总结居民幸福感研究方法的演变,并结合具体案例探讨市民和农民的居住迁移、公众参与、智慧城市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城市治理的生产、消费和生活空间:产区、商区和社区的联动治理

城市治理是人、空间和制度的互动。在L街道的城市化进程中,外来年轻世代的大规模涌入,导致以制造业为主的生产空间与市场运行的消费空间和工人居住的生活空间产生了重叠交错。生产空间的外溢效应严重影响消费空间和生活空间的正常运行,造成城市治理的巨大困境。3种类型的空间所对应的产区、商区和社区治理之间的联动机制的缺乏,加剧了城市治理压力。为提升城市治理的效率和质量,L街道加强产区、商区和社区治理,并以社区治理为工作轴,建立社区与产区、社区与商区的两区联动机制,使具备生产空间的工人身份和消费空间的消费者身份的外来年轻世代,真正融入社区,具备居民身份,改变了身份隔离的现状,达成了城市治理的三区治理一体、空间一体和身份一体。

新时代国家治理的价值体系

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要素是价值体系。价值体系赋予国家治理以灵魂和关怀,价值体系就是国家治理的心灵版图。近代以来的政治竞争实质上也是价值体系之争,占据价值体系制高点是世界范围内不同制度模式竞争的秘诀之一。故确立国家治理的价值体系,就成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国家治理的价值体系是在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全球化的融合中构建起来的。它面向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两根价值支柱。在国际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资本和强权征服的逻辑;在国内层面,“以人民为中心”奠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终极指向。

上海市社会治理创新的十个维度

在生活政治学视域下,对社会治理的研究需要经历从“高政治”到“低政治”的视角转移,公民幸福感、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等问题成为社区治理的核心。对此,上海市的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有益启示,其核心要素可以区分为十个维度:转型、资源、架构、形态、机制、队伍、支点、空间、阵地以及共治,它们共同搭建起了上海社会治理创新的有机体系。同时,上海市的成功经验也表明:第一,党建引领的重要性;第二,网络化治理的必然性;第三,选择切实可行的支点以撬动社会治理,是实现善治的基础。

关于“居业”关系的一点观察——以上海为例

上海地区业委会的组建率比较高,目前有近9400个业主大会,因为基数大,所以各种情况发生的比例自然也多,各种案例也比较丰富。对于“居业”关系来说,各种矛盾也暴露得比较充分。上海正在逐步建立以居民区党组织为核心,“三驾马车”(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等主体共同参与的住宅小区治理框架。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业主委员会是本建筑物或建筑区划内所有建筑物的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履行职责。居委会和业委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政党治理的中国方案——贯彻落实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三重路径

一般意义上,政党居于权力之家,但中国共产党更居于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之家。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人民幸福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只有在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联中透视十八届六中全会,才能真正理解此次全会的世界意义、国家意义与政党意义。十八届六中全会在全球范围内政党危机和政党衰败的背景下,提出了政党治理的制度标杆与中国方案,确立了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有机统一的路径,明确了执政党之政治基础与社会基础不可偏废的治理理念。可以预见,这次全会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里程碑,更是向世界宣告了政党治理的中国方案。

“社会正义”的拟人化谬误及其危害--哈耶克正义理论研究

"社会正义"观念主张社会成员应当按照一种特定的方式组织起来,由权力机构根据特定的正义标准而把社会产品的特定份额分派给不同的个人或群体。哈耶克认为,这是对正义的误解:一方面,人们不可能在拥有自由市场秩序的同时又以一种符合社会正义原则的方法去分配财富;另一方面,社会正义在自由市场秩序中的实施只会摧毁这种秩序及其赖以为凭的正当行为规则系统。通过批判"社会正义"观念,哈耶克主张建构"否定性正义观",恢复正义的否定本质和个人属性,确立一种由正当行为规则所支配的自由市场秩序。

从“反正义的公平”到“底线正义”——基于转型中国一种典型社会正义观念的政治哲学分析

转型中国社会正义问题的理论建构,具有三大历史规定性条件:转型的'进行时',需为中国追寻'另类现代性'道路保留必要的想象空间,并兼顾理论建构的开放性、针对性和可行性;正义问题的共时性和整体性,需要把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正义问题统合起来;重大'正义事项'的未决性,需仍将视角聚焦于社会基本结构层面。正义是'一致性'与'应得'(dues)的结合,即比较原则与非比较原则的统一。前者界定了正义的形式要素;后者包括法律权利(rights)和道德应得(deserts),界定了正义的实质要素。所谓'反正义的公平',是指符合一致性要求、但不符合'应得'要求的一种正义观念。它包括两种形态:'法律外的反正义的公平'和'法律内的反正义的公平'。这种正义观念的'话语'特质和机会主义特性,既使转型中国的各种社会抗争行动具有了泛道德的证成依据,亦加剧了'反正义局面易循环'的乱象。中国文化中的机会公平传统、20世纪人民共和革命所形成的'后习俗的'道德意识结构、当代中国实践哲学中的'权利话语'及当下中国缺失正义的社会基本结构,分别为'反正义的公平观’’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渊源、意识结构、话语基础和'背景制度'。保障经济正义/分配正义(落实'实质性的机会公平'和'差别原则')、建构公共商谈(公共自主)的政治机制、厉行法治,是超克'反正义的公平观'的三个方向。从罗尔斯自尊的社会基础及自由优先性适用的特定文明条件出发,转型中国作为'非丰裕社会',应当坚持经济正义(分配正义)的优先性。基于对自尊的社会基础、罗尔斯分配正义原则适用的制度前提、转型中国经济正义问题特殊性等的分析,转型中国的经济正义应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配给正义'。转型中国的'底线正义'诸原则,应包括如下'词典式'序列:经济正义原则(实质性的机会公平原则、差别原则)与政治正义原则(商谈民主原则、法治原则)。

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在常熟理工学院“东吴讲堂”上的讲演

周宏：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今天我有幸向大家隆重的推出世纪性著名学者邓正来先生．大家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