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危机:东盟民族冲突与预防性外交

民族冲突长期困扰着东盟国家,对地区安全构成重大挑战。如何借助预防性外交化解民族冲突危机,已成为东盟维护本地区安全的重要议题。20世纪90年代,东盟接受加利所倡导的预防性外交概念,开始着手东盟预防性外交的规范建设与实践,并取得了积极成效。然而,东盟目前所发展的预防性外交,其作用仅限于应对国家间争端与冲突,难以触及东盟国家内部的民族冲突问题。客观上,东盟各国需要通过预防性外交化解民族冲突危机,否则东盟在民族冲突面前将难以有所作为。但关键问题是怎样使预防性外交在化解东盟民族冲突中行之有效。完善预防性外交的决策与执行机制,寻找本土化解决办法,将是东盟提高其预防性外交行动能力、有效应对民族冲突的重要途径。

关系主义理论视角下的东盟共同体建设

2015年东盟共同体成立对东亚区域合作有着示范作用。学界以欧盟为参照评判东盟的做法值得商榷。近年来,国际政治研究出现关系主义回归的趋势,学界以“关系性”为内核,对国家行为体的思维与行为方式提出了新的理解与论述。从关系主义研究视角来看,东盟与欧盟代表着不同的区域共同体。欧盟是一体化共同体,建立在一体化理论之上,其核心功能是实现欧洲一体化,其制度形态是服务于一体化功能的超国家机制。东盟是关系共同体,其发展历程与制度架构有着显著的“关系性”特性,东盟成立、扩员、共同体建立都是以关系治理为核心考量,东盟制度架构由国家间磋商机制与规范构成,是成员国关系治理的制度平台。关系共同体理论与东盟的实践经验为未来东亚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新思路。在当前地缘竞争重回亚太舞台的态势下,推动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显得尤为必要,它将是实现地区关系治理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