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国家与世界:中国视角下的外交伦理观——建构中国国家软实力的另一维度

当前,西方国家已将外交伦理视作提升本国国际影响力和国家软实力的有效工具。本文拟从"软实力"的视角出发,通过理论梳理和案例分析,总结中国外交实践对于人民、国家与世界的伦理阐释,认为中国与西方在制定外交政策时的伦理依据存在着显著差异,且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更具代表性。本文提出,重视总结中国视角下的外交伦理观,能够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争取话语权提供镜鉴,也是中国建构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维度。

中国的新国际秩序观与战后国际秩序

战后国际秩序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规范与机制。受强权政治和垄断资本的侵蚀破坏,战后国际秩序许多合理成分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中国的新国际秩序观尊重战后国际秩序的本原设计,旨在推动国际秩序回归《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重构与创新。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关键维度

中国与西方,自然禀赋不同、文化背景有异、历史命运殊途,看似中西互通的词汇与概念,背后其实包含着各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脉络。要想解释清楚当代中国的问题,必须厘清中西之间迥异的历史文化背景,摆脱对西方理论的依赖与膜拜,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尊敬和信赖。在社会发展方面,要将中国在现代化转型中的乡土特征表述清楚;在政治传统方面,应对外阐释中国在"大一统"格局之下的竞争、多元与开放;在民族问题方面,要突破西方理论的成规,阐释"和合"与"包容"的中华文化;在对外政策方面,应说明中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基本价值观和出发点;在身份定位方面,应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准确定位,避免模糊的身份认同引发的一连串误解和问题。

共筑中国梦:对外传播的历史使命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在“中国梦”的时空背景下，对外传播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与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梦想息息相关，长久以来一直塑造着外部世界对现代中国的国家认同。

中国对外传播学20年发展历程回顾

近20年来，因应于国际格局与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我国对外传播学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其所贯穿的主线恰与国家发展的命运相契合：一方面从国际社会借鉴经验以改革自我，一方面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中立足扎根，寻找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自觉与道路自信。

新形势下对外传播工作须完成三大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针对中国的对外关系和国家形象，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权威阐释。在新形势下，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任务，对外传播工作也面临着新的重要使命，必须在传播宗旨、对象和内容上完成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转变。 一、在对外传播宗旨上。破除对西方过分“求同”的误区早在二十年前，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外文局原局长段连城即曾一针见血地提出：由于我们在改革中吸收西方的各种长处（这是必要的），宣传上曾有过一些对西方过分“认同”的现象。有些西方朋友说：“如果你们总是讲些同西方社会一样的事，你们就失去了吸引力。”

从“苏联解体”教训看“中国道路” 几位国际政要对苏联解体原因分析

反思苏联解体的原因，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学习过苏联，但是从未跟在“苏联模式”背后亦步亦趋，中国不是苏联，中国人民始终珍视自己的独立地位。

西方的中国观,还是世界的中国观?——中国建构国际形象的新思路

几十年来，面对中国的持续发展，一些西方人始终无法坦然以对，有关中国的批评、嘲讽甚至污蔑层出不穷。更可悲的是，即便在中国国内，一些国人同胞亦将来自西方的任何评价奉若圭臬。在他们眼中，对外传播中国形象时，只有得到CNN、BBC的关注或报道，才算得上是真正“国际化”；而欧美之外的广大亚非拉地区，似乎并不属于“国际社会”的范畴。

塑造中国独特的国家形象

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构成了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形象基础,也明确了一个久被忽视的重要原则-与西方大国相比,中国的国家形象必须具有自身的鲜明特色.塑造中国形象,如果只是以西方受众为主要目标,如果只是对西方既有形象的求同甚至模仿,那么,我们注定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国际秩序转型与中国对日韩公共外交

当前,随着国际秩序深刻变迁,整个世界变乱交加、势力重组、民心思变。本文拟从公共外交的视角出发,梳理中日韩三国之间由大国强权、资本势力、民粹主义交织而成的外交危机与舆论难题,重新认知与思考中国对日韩公共外交的国际背景与主要挑战。在此基础上,本文拟提出一些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政策建议,指出在推进对日韩公共外交时,应重视对日韩两国所身处的国际秩序背景、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经济结构的研究与分析,持续不懈地推动东北亚"去冷战化"和"去同盟化"的历史进程,在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中聚同化异、塑造共识,使之成为官方外交的有力支柱和有益补充。

把握新时代公共外交的脉搏律动

离开外交一线后,我接受组织安排于2012年至2017年出任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其间,姚遥同志在协会任研究室主任,他敏而好学、勤勉工作,我们一起经历了一些难忘的公共外交活动与国际问题调研。本书便是他相关思考的部分成果,其中一部分曾公开发表,读者认为这些内容有助于拓展我们对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理论认知.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现状及前景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缘起自1999年的区域经济合作论坛，2013年以来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推动之下取得重大进展。然而，该走廊建设一直面临困境，特别是印度一些人士对其存在误解与误判，印度分裂割据的历史、殖民时代的政治后遗症、复杂的地缘环境塑造了这种认知障碍和消极态度，进而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构成阻力。2018年4月中印领导人在武汉举行会晤并表示同意在孟中印缅走廊框架下加快经济合作，这给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带来新的希望，当务之急是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带动印度各界与各相关国家积极支持和助力走廊建设，从而找到走出困境的发展出路。

“全球发展倡议”为因应世界变局擘画蓝图

在国际发展事业面临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召开的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的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去年,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

20世纪50年代中美舆论战

20世纪50年代,为了配合与美国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中国由新闻媒体和民间团体所参与完成的公共外交承载了"舆论斗争"和"以斗促谈"的双重使命。今天,在国际格局深刻变革的关键时期,中国面临着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性课题。以史为鉴,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审视公共外交的特殊使命。与此同时,更好地思考、改善和发展今天依旧错综复杂的中美关系。

中国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面向东南亚的实践与经验

2015年6月26-28日,由中国—东盟文化交流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察哈尔学会共同主办,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承办,中国公共外交协会支持的第二届公共外交地校论坛在广西南宁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为民族(地方)文化的国际转播。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他们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等全国知名院校的公共外交研究学者和上海、广州、天津、杭州、西宁、温州等地公共外交协会的公共外交实践者。本文摘录了部分与会者的观点,以飨读者。

如何看待当前欧洲的民粹主义

近年来，在债务危机、难民危机、恐袭危机等多重危机影响下，欧洲中下层平民面临“贫乱交加”的生活窘境与精神困境，对既有体制和传统精英的失望与不满潜滋暗长、与日俱增。在此背景下，民粹主义和极端思潮在欧洲迅速抬头。这背后既蕴含了危机叠加、人心思变的原动力，更凸显了欧洲国家长期以来积重难返的战略失策与制度困局。

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意义与理论价值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非洲大陆在国际关系各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非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外交将其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板块,具有契合新时代的历史意义与理论价值。在历史实践中,中非命运共同体解构了弱肉强食的强权均势体系,制衡了资本独大的"自由世界秩序",促进了人类文明多样性,成为二战后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重要稳定力量。在理论建构中,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整套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非团结协作、共同抗疫,谱写了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面向新时代,以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方向,拓展与中国社会科学体系相匹配的非洲问题研究路径,无疑具有日益紧迫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高铁走进中东欧的机遇、挑战与对策

随着亚欧大陆互联互通重要性的不断提升,我国高铁走进中东欧地区迎来重要机遇期,但也面临一系列不稳定因素和制度性障碍。如不妥善化解,我国高铁可能丧失进入中东欧国家的重要契机。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对中国高铁进入中东欧地区面临的机遇、挑战以及对策进行研究,提出政策建议。

国际政要分析苏联解体原因

反思苏联解体的原因，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学习过苏联，但是从未跟在“苏联模式”背后亦步亦趋，中国不足苏联，中国人民始终珍视自己的独立地位。

“坛下”小故事

人生本无常。离开外交一线后,我外出的机会更多了,主要是应邀参加国内外各种各样的论坛。我在"坛上"论的大多是老生常谈,别人论的也不乏套话。我愿听,愿学,能记住的倒是"坛下"的对话。以下是一小部分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