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对耐心资本更加友好的环境——访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教授欧明刚

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可以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提供有力支撑:在接受《中国金融家》记者采访时,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教授欧明刚表示:“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科技金融是首篇文章。这反映了科技金融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实现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性。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正是发展科技金融的重要行动。”

新时代的中国国际战略思维创新

新时代以来,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更加注重战略问题,不仅继承了优良的战略传统,还在战略思想方面不断创新,为新时代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支撑。尤需注意的是,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思维的革故鼎新,不仅延续了对战略思维高度重视的传统,而且为战略信心、战略定力和战略主动等注入了新的内涵,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思维的内在逻辑。具体而言,要以战略自信应对战略挑战、以战略定力应对战略变化、以战略主动谋取战略优势。保持战略自信对于当前中国攻坚克难极为重要,这是应对国际环境诸多挑战的必然要求、坚持自信自立的内在要求、激发斗争精神的动力来源,为此要发挥制度优势、保持战略清醒、加强战略动员。保持战略定力是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实现长期战略目标和大国竞争的需要,为此要准确研判战略态势、坚持不懈推进战略目标和加强战略执行。保持战略主动是基于战略环境主动识变应变、主动出击防范化解战略风险、赢取战略优势主动作为的综合考虑,为此需要加强战略前瞻性研判、积极主动作为和抢占战略制高点。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外交机制能力建设

外交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统筹“两个大局”的重要因素。在外交能力的诸多要素中,外交机制能力极为重要,是外交能力建设的制度性保障。完善对外工作体制机制,需要加强外交机制能力建设。这也是促进外交能力现代化,增强海外利益维护,体现中国大国担当等的必由之路。新时代以来,中国通过加强对外工作顶层设计、推动涉外机构改革、完善外交法规和提升国际制度性权力,持续提升了外交机制能力。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任务,需持续加强中国外交机制能力,完善外交协调机制、促进外交法规的国际接轨、优化外交机制的科技赋能和增强国际制度性权力。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逻辑与实践伟力

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正确指引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逻辑可归纳为统筹逻辑、“和合”逻辑与公正逻辑。统筹逻辑显著体现在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外交主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共建“一带一路”等方面。基于“和合”逻辑,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公正逻辑主要体现在新型国际关系、正确义利观、全球文明倡议、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三大逻辑相辅相成、共同发力,有力推动中国外交在服务国家战略大局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与马华公会外交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研究

中国共产党同马来西亚华人公会有着友好的党际交往传统。两党通过举行多边和双边党际对话、创设经贸合作平台和服务机构、开展各阶层各领域的人文交流活动等方式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两党的外交实践构成了新时代政党外交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三大基本经验:强化政党高层联系,配合政府外交;增进跨国商界联系,务实服务企业;重视民心相通,丰富人文交流的渠道和形式。在中马两国建交50周年和两党党际交往30周年之际,两党还可以在广度和深度上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岸田文雄政府对俄乌冲突的外交战略与政策

2024年2月19日,“日乌经济重建推进会议”在东京举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出席了会议,双方讨论了在俄乌冲突爆发即将两周年之际如何支援乌克兰的措施和方针等问题。岸田文雄指出:日本将在地雷对策、废墟处理、农业等7个领域支持乌克兰的复兴。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局势,任何单一国家都难以把握正确的政策大方向,日本也不例外。本文通过总结归纳在俄乌冲突初期阶段,日本与国际组织和关键国家进行双边和多边协调的主要外交活动和外交政策,发现岸田政府无论是对俄制裁还是对乌援助,都有日本自身的特点——对俄制裁不彻底、对乌援助重民生。当然,这与日本自身所处的周边环境和现实利益是分不开的。

争议海域的共同开发制度——从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外交思想说开去

海洋争议区域的共同开发制度在国际实践中已存在了许多年,并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争议中不断得到运用。多年来,中国政府积极主张并推进“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这一原则不仅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也符合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要求。在和谐世界的建设中,共同开发原则的运用无疑是其中一个成功的典范。本文回顾了共同开发的历史和现状,围绕共同开发的定义、成因、法律特征等基本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

试论文化外交对国家国际威望树立的作用

在国际政治领域,国际威望既是各国政府所追逐的战略目标,也是谋求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手段。国际威望的树立取决于良好的威望政策的实施。二战后、尤其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在诸多威望政策中,从对外宣传发展出来的文化外交越来越成为关键的一环。本文将从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视角转换来阐明文化外交在国际威望的树立中的作用。

论文化外交对国家国际威望树立的作用

在国际政治领域 ,国际威望既是各国政府所追逐的战略目标 ,也是谋求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手段。国际威望的树立取决于良好的威望政策的实施。二战后 ,尤其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 ,在诸多威望政策中 ,从对外宣传发展出来的文化外交越来越成为关键的一环。作者从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视角转换来阐明文化外交在国际威望树立中作用。

金融危机后国际思潮的新变化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思潮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资本主义大讨论持续深入,中国模式备受关注;全球治理理念深入人心,公民社会不断发力;"负责任主权"观念深化,"保护责任"进入实施阶段;西方社会民粹主义发展,中东地区伊斯兰主义升温。国际思潮最新演变的趋势进一步表明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快速上升,同时也使中国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形势和日益变化的挑战,中国外交需要妥善处理好各种关系,继续主动融入国际体系,扩大中国话语权,促进更广泛的国际合作,推动国际秩序健康稳定的发展。

关于中国的外交战略与国际秩序理论

本文主要论述外交决策理论的内涵、冷战后亟待解决的国际秩序论和中国应该选择和平发展安全合作的外交战略。文章认为,外交决策理论应回答世界格局、世界主要矛盾、国家定位与国家核心利益等问题。冷战后世界向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冷战后世界两大主题没有变,但和平与发展的内容发生改变,主要表现为南北关系问题。中国的周边环境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中国的国家定位应为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台湾问题都属中国的核心利益。当前应建设中国关于国际秩序的理论和中国外交战略理论。中国的外交战略宜提出“和平、安全、发展、合作”为好。

莫迪政府时期印度外交能力建设探析

莫迪政府执政以来,印度的国际影响不断增强,在国际舞台上大有“左右逢源”态势,这也折射了印度不俗的外交能力。对此,本文从外交观念、外交谋划、外交机制、外交协调、外交执行五个维度对其外交能力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印度外交能力的增强是这一时期印度得以在国际舞台获取有利态势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外交观念方面,印度通过增强印度教意识形态影响力、强化“民主”价值观共识、拓展国际传播渠道等方式,促进了外交观念能力的提升。在外交谋划方面,印度外交布局兼具稳定性和灵活性,不仅补强了战略资源对外依赖的短板,还适应了内外变革的战略环境。在外交机制方面,国内机制的优化与在国际机制中的积极作为,为印度编织了更具韧性的外交网络。在外交协调方面,印度相对完善的组织架构与灵活多样的协调手段,使其得以对内凝聚共识,对外长袖善舞。在外交执行方面,印度的制度保障、外交投入、人才培养等均有利于其外交政策落实。不过,印度外交能力建设仍有其局限性,受疫情、外部环境趋向复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印度外交能力能否持续增强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霸权之翼:美国外交能力探析——以特朗普、拜登政府为重点的分析

美国霸权护持不仅有赖于其经济、军事实力,也与其外交能力密切相关。总体来看,基于对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的研究分析,可以发现美国的外交理论对于国家政策的塑造和解释能力比较强大,但也体现了美国对自身的认知过度自信和对其世界霸权地位格外重视。同时美国的外交谋划也出现了战略失衡问题,即在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之间出现不相匹配现象。美国的外交机制在制度建设方面的能力虽然比较完备,但因国内政治分化、领导人的执政风格和国际制度取向等原因,也存在不确定性。美国外交的协调能力在国内外都谋求强化其作用,不过这种强化需求也加剧了各方之间的张力,使得统筹协调的难度增加。美国外交执行能力波动与其外交资源投入、外交人员素质密切相关,也与白宫对外交系统的信任程度有关。鉴于近年中美竞争加剧并具有长期性,两国在外交领域的博弈也异常激烈,这使得我们对美国的外交能力加强深入研究很有必要。

能源资源领域的国际格局、变化趋势及经济外交研究

能源资源领域的经济外交是在国际社会对能源资源依存度日益上升的情况下出现的新兴的经济外交领域,在整体经济外交中的地位持续上升。能源资源领域经济外交对于保障能源资源供应安全,保证能源资源出口稳定,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重要战略性物资的安全供应都极其重要,具有战略意义。

国际经济新格局下贸易外交的决策新模式和启示

贸易外交是经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对国际经济新格局下贸易外交的参与主体、形式内容、内涵和机制的新发展进行分析,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提供参考和政策建议。结果表明,在国际经济新格局下,跨国企业、行业协会等民间群体以及市场等非政府力量与政府间形成融合竞争与合作的互动模式,以议题为导向,基于"知识驱动"论证"合法性"的"网络"模式成为贸易外交决策的新模式。因此,应强化跨国企业、行业协会等非政府力量的作用;加强政府层面跨部门协调机制;以"议题"为导向,利用国内立法、专业研究报告和法律条款等切实提升贸易谈判的"合法性";并加强贸易外交谈判复合型专业人才的培养,以更好地应对日益频发的贸易摩擦。

外交政策分析对完善国际政治理论的意义

外交政策分析(foreign policy analysis,FPA)是从国家层次上来理解世界,不同于从体系层次来理解世界。很多国际关系研究者指出该研究领域对理解国际关系现实的重要意义。本文先综述外交政策分析与国际政治理论的联系及外交政策分析主要理论流派的观点。随后讨论近年来外交政策分析的理论进展给研究者们更全面地理解国际关系和外交决策提供的认识。

党的二十大后中国外交进展和特点

党的二十大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深刻研判,突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情怀,明确了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党的二十大后中国外交积极主动,在周边外交、大国外交等领域多点开花。近期的中国外交积极宣介党的二十大成果,体现了周边外交的重中之重、大国外交的稳中求进、发展中国家外交的发展导向和多边外交的大国担当等特点。

国际刑事法院对非缔约国国民管辖权问题研究

国际刑事法院基于条约成立,对非缔约国没有强制力。其管辖权启动有三种方式,在实践中,苏丹达尔富尔情势、利比亚情势均由联合国安理会提交,非缔约国科特迪瓦声明接受管辖,检察官才开始主动调查科特迪瓦情势,菲律宾情势被调查时其还是缔约国,孟加拉/缅甸情势中的犯罪“行为”有跨境因素,部分发生在缔约国境内。法院的管辖权可能涉及非缔约国国民,但这些本是由联合国安理会的职权、规约传统机制、对属地管辖原则的解释造成的,并没有违反国际法原理。法院的实践发展趋势有一定扩权倾向,有可能与国家主权原则相冲突,对此我国要加强研判,尽可能避免国际刑事法院对我国国民的管辖。

国际责任与中国外交

承担国际责任既是一国获得国际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是该国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始终将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作为外交的重要内容,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国际责任观,由此产生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外交。新中国先后经历了国际主义责任观下的斗争外交、新国际主义责任观下的合作外交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责任观下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三个阶段。70年来的外交呈现出:和平是中国外交的最鲜明特征,社会主义是中国外交的本质属性,胸怀天下是中国外交的情怀。主动承担国际责任既为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也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国际定位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

国际定位是中国外交战略制定的重要前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定位在"变"与"不变"中发展。中国从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崛起的新兴大国,从国际体系边缘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从国际事务的被动参与者成为发挥一定引领作用的负责任大国。同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等国际定位始终保持不变。中国国际定位的变化性和稳定性影响到中国外交,使其在观念、政策、方式、风格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仍保持基本战略的稳定性和延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