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中国国际战略思维创新

新时代以来,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更加注重战略问题,不仅继承了优良的战略传统,还在战略思想方面不断创新,为新时代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支撑。尤需注意的是,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思维的革故鼎新,不仅延续了对战略思维高度重视的传统,而且为战略信心、战略定力和战略主动等注入了新的内涵,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思维的内在逻辑。具体而言,要以战略自信应对战略挑战、以战略定力应对战略变化、以战略主动谋取战略优势。保持战略自信对于当前中国攻坚克难极为重要,这是应对国际环境诸多挑战的必然要求、坚持自信自立的内在要求、激发斗争精神的动力来源,为此要发挥制度优势、保持战略清醒、加强战略动员。保持战略定力是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实现长期战略目标和大国竞争的需要,为此要准确研判战略态势、坚持不懈推进战略目标和加强战略执行。保持战略主动是基于战略环境主动识变应变、主动出击防范化解战略风险、赢取战略优势主动作为的综合考虑,为此需要加强战略前瞻性研判、积极主动作为和抢占战略制高点。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外交机制能力建设

外交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统筹“两个大局”的重要因素。在外交能力的诸多要素中,外交机制能力极为重要,是外交能力建设的制度性保障。完善对外工作体制机制,需要加强外交机制能力建设。这也是促进外交能力现代化,增强海外利益维护,体现中国大国担当等的必由之路。新时代以来,中国通过加强对外工作顶层设计、推动涉外机构改革、完善外交法规和提升国际制度性权力,持续提升了外交机制能力。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任务,需持续加强中国外交机制能力,完善外交协调机制、促进外交法规的国际接轨、优化外交机制的科技赋能和增强国际制度性权力。

“联盟化”趋势浮现:战略自主下欧盟与北约关系的新变化

欧洲一体化孕育了欧洲战略自主的基因,推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在探索中形成和发展。冷战期间,由于依附美国以及存在内部分歧,欧共体难以形成独立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其与北约的关系也极不对等。冷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尤其是“战略自主”概念的提出,在理念、能力建设及行动层面催生并重塑了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随着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自主性及防务能力的增强,欧盟和北约之间形成一种合作与协调的框架,以发展二者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伴随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尤其是乌克兰危机延宕,欧盟与北约的合作呈现出“联盟化”趋势。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校正欧盟—北约关系的不对称性,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双方关系未来之路不会平坦。

金砖国家经贸合作态势与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建设分析

受世界经济衰退、新工业革命带来全球科技革新等因素影响,金砖国家经贸合作呈现新态势:需要新动力、新目标、新模式。新态势推动金砖国家建立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伙伴关系形成了以金砖数字经济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绿色转型、人才培养为主的合作议题,为金砖国家各层级、各方面的合作搭建平台是伙伴关系的实践路径,充分契合金砖国家经贸合作发展趋势。中国在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建设中发挥了引领作用,但其他成员参与热情不足,这是伙伴关系发展面临的挑战。这一挑战与金砖国家经贸合作中遇到的阻碍有关,如金砖国家多边科技合作受限、金砖内部经贸竞争明显化、金砖经贸合作的外部环境受干扰等。金砖国家应继续推动伙伴关系落到实践,妥善处理金砖经贸竞争,深化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建设。

岸田文雄政府对俄乌冲突的外交战略与政策

2024年2月19日,“日乌经济重建推进会议”在东京举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出席了会议,双方讨论了在俄乌冲突爆发即将两周年之际如何支援乌克兰的措施和方针等问题。岸田文雄指出:日本将在地雷对策、废墟处理、农业等7个领域支持乌克兰的复兴。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局势,任何单一国家都难以把握正确的政策大方向,日本也不例外。本文通过总结归纳在俄乌冲突初期阶段,日本与国际组织和关键国家进行双边和多边协调的主要外交活动和外交政策,发现岸田政府无论是对俄制裁还是对乌援助,都有日本自身的特点——对俄制裁不彻底、对乌援助重民生。当然,这与日本自身所处的周边环境和现实利益是分不开的。

文化全球化的双重性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客观、既定、并在继续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个历史进程是一个内在的充满矛盾的过程,在自然嬗变的基础上,在“文化移民”和文化殖民的双重作用下,它同时包含着两个相反的因素——趋同与游离。在文化全球化这个矛盾统一体中,文化的趋同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文化的游离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文化全球化的双重性及其地位决定其既有助于国际关系的缓和,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着国际关系的紧张。

试论文化外交对国家国际威望树立的作用

在国际政治领域,国际威望既是各国政府所追逐的战略目标,也是谋求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手段。国际威望的树立取决于良好的威望政策的实施。二战后、尤其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在诸多威望政策中,从对外宣传发展出来的文化外交越来越成为关键的一环。本文将从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视角转换来阐明文化外交在国际威望的树立中的作用。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研究

情感是人性的一部分,也是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建立和连结的基础,但遗憾的是,国际关系的研究一直以来并未给予情感问题充分的关注,三大主流理论的理论体系尽管都涉及到人类社会的情感因素,但并未对此做一系统化的深入分析。自200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情感与理性、情感与身份以及情感与规范都逐渐成为新的研究议题。这不仅有助于克服长期以来情感与理智、非理性与理性的二元对立,而且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国际体系进程因素的认识,如战争的爆发、合作的达成、身份的形成以及规范的维持等。

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几点思考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必须充分关注国家和学科发展的新趋势,必须解决好继承、借鉴和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必须在现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找属于中国的前沿阵地,并注重横向交流,采取联合攻关的方式才能实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突破性进展。

论文化外交对国家国际威望树立的作用

在国际政治领域 ,国际威望既是各国政府所追逐的战略目标 ,也是谋求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手段。国际威望的树立取决于良好的威望政策的实施。二战后 ,尤其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 ,在诸多威望政策中 ,从对外宣传发展出来的文化外交越来越成为关键的一环。作者从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视角转换来阐明文化外交在国际威望树立中作用。

“保护的责任”:国际关系新规范?

自2010年西亚北非局势动荡以来，“保护的责任”再次成为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一些西方国家藉此倡导进行人道主义干涉。何谓“保护的责任”？它是否会成为国际关系的新规范？本文对此作一粗浅探讨。

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两种范式视角看难民问题两难困境

目前,难民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长久得不到解决,主要是因为其面临着人道主义和国家安全的两难困境。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观点来看,维护国家安全是国家的首要任务,这就要求国家必须控制进入本国领土的人口;而从理想主义观点来看,人的基本权利应该优于任何国家利益的政治考虑。这两种观点构成了难民问题研究和难民政策制定两个截然相反的理论基础。理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观察各国难民接收政策的逻辑,并对我国的难民政策制定有所借鉴。

金融危机后国际思潮的新变化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思潮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资本主义大讨论持续深入,中国模式备受关注;全球治理理念深入人心,公民社会不断发力;"负责任主权"观念深化,"保护责任"进入实施阶段;西方社会民粹主义发展,中东地区伊斯兰主义升温。国际思潮最新演变的趋势进一步表明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快速上升,同时也使中国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形势和日益变化的挑战,中国外交需要妥善处理好各种关系,继续主动融入国际体系,扩大中国话语权,促进更广泛的国际合作,推动国际秩序健康稳定的发展。

关于中国的外交战略与国际秩序理论

本文主要论述外交决策理论的内涵、冷战后亟待解决的国际秩序论和中国应该选择和平发展安全合作的外交战略。文章认为,外交决策理论应回答世界格局、世界主要矛盾、国家定位与国家核心利益等问题。冷战后世界向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冷战后世界两大主题没有变,但和平与发展的内容发生改变,主要表现为南北关系问题。中国的周边环境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中国的国家定位应为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台湾问题都属中国的核心利益。当前应建设中国关于国际秩序的理论和中国外交战略理论。中国的外交战略宜提出“和平、安全、发展、合作”为好。

寻求普遍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一项不可能的使命？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大讨论缺乏科学哲学的指引,陷入观点之争,形不成共识。诸多观点差异的根本分歧在于国际关系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艺术。自然主义者坚持社会世界的科学研究和社会理论的普遍性。反自然主义者则坚持社会世界的人文研究和社会理论的特殊性。在创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争论中,自然主义者反对国际关系理论特殊性(如"中国学派")的提法,反自然主义者则反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作者认为寻求一种既具有普遍性同时也包含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可能的。原因在于,理论产生包含理论建构和理论证明两个过程,理论证明遵循普遍性逻辑,理论建构遵循特殊性逻辑。理论普遍性体现在它遵循共同的证明逻辑,特殊性则体现在理论假说的创造上。由于理论假说提出是创造性过程,使得中国要素的渗入成为可能。中国人对问题的思考,必然带上中国文化与思维方式的烙印,由此提出理论假说,经由验证而成为理论学说,最终将刻上"中国"印记。基于此,创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可能的。

国际关系理论对北约扩大的解释及其合理性

本文着力理清三支国际关系理论对北约扩大这一重要事件的解说。新现实主义从实力均衡与威胁平衡的观点去解释北约扩大 ;新自由主义从相互依赖以获得绝对收益的观点出发解释北约扩大 ;建构主义则从共同体价值观的内化或社会化的视角去分析北约扩大。前两者在解释东欧国家加入北约的缘由方面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而在解释北约吸收新成员国的缘由方面则较乏力。建构主义理论较全面的解释了东欧国家加入北约以及北约吸纳新成员两方面的内容。将各种理论综合在一起考察北约扩大可以使我们得出一个更为合理和科学的结论。

21世纪国际关系发展趋势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关系将继续呈现总体缓和与稳定、局部伴随着战争与冲突或紧张和动荡的局面。

当前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

2004年国际关系表现出4个基本特征:一是美国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的困难突显出美国力量的局限性。二是国际系统结构虽仍然表现为单极特征,但系统的合法性严重不足。伊拉克战争使美国在威望体系中的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害;欧洲仍然质疑美国单极世界秩序的合法性;布什主义导致“越打越恐”,不能为国际社会提供稳定与安全。三是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存不断加速地区的一体化发展,欧盟宪法条约签署和东亚地区合作是今年的两大亮点。四是大国关系继续良性互动,合作与竞争因素同时存在,但合作始终占居主导地位。

“人权原则”和“民主原则”对国际关系准则的挑战

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将“人权原则”、“民主原则”等国内政治原则运用在国际关系中,严重挑战国家主权原则、主权平等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美国等国以“人权原则”为理论盾牌进行的“人道主义干预”,造成了新的人道主义灾难,其以自己的“民主模式”改造他国的行为,则是与国际关系民主化背道而驰的。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各国的相互依存加深,同时实力原则和强权政治仍在起作用。应认清国家主权原则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所面临的挑战,以避免“人权原则”和“民主原则”成为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国家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