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经过30多年的发展,经历了萌芽、起步、起飞、发展四个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量、行业结构、方式、主体、区域都呈现出了一些特点,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作了较全面的分析,并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出调整,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发展。

双边投资协定与外商直接投资:一个文献综述

近年来,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BIT)与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议题是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法学领域持续关注的热点。BIT是否促进了FDI?BIT通过怎样的传导机制影响FDI?文章从研究设计、影响机制、异质性因素三个角度对国内外文献进行系统地梳理和总结来回答上述两个问题。通过梳理BIT对FDI影响的研究进展与脉络,总结出研究设计的潜在缺陷、BIT的时间效应以及BIT内容异质性等研究局限,并尝试提出未来可能进一步研究的几个方向。

唐宋时期胡商在中国的投资

唐宋时期,往来于各城市的胡商在中国经商、贸易、投资、生活,不仅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吸收外资的先河,还成功地拓宽了中外经济交往的方式和领域,加深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具有重要的划时代历史价值和开创性意义。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因何在?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因比较复杂,既有企业自身的内在原因,也有母国政府的推动作用和东道国环境的吸引作用等外在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国际经济格局变动的影响,可以说是综合动因作用的结果。近年来,中国境外投资保持高位增长,相应的,中国企业在全球经济活动也日渐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遭遇的非政策法律障碍分析

一、非政策法律障碍的主要特征及表现形式 非政策法律障碍属于国际投资软环境范畴，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这种障碍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般没有明文规定。二是这类障碍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这类障碍常常是两种或多种形式同时出现，有时甚至是几种形式集中爆发。三是它的出现与发生没有规律性。不仅在时间上没有规律性，而且在海外投资活动各个阶段的出现概率也没有规律性。

新一代双边投资协定与中美和中欧BIT谈判

伴随着跨国投资的发展，国与国之间需要用某种法律形式保护投资的安全，于是双边投资协定应运而生。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Treaty，缩写为BIT）包括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与双边税收协定，目前人们提到的BIT如果不加以特别解释，一般指的都是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是指两个国家之间签署的旨在相互保护对方在本国直接投资财产与利益安全的协定。以往，

中国文化产业跨国并购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2014年3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各类企业通过新设、收购、合作等方式,在境外开展文化领域投资合作,建设国际营销网络,扩大境外优质文化资产规模。同时,为海外并购企业提供了更多的金融支持。根据清科数据,2014年第二季度文化娱乐产业海外并购金额总数已经超过10亿美元,而且还有加速的趋势。文化企业跨国并购面临着知识产权意识薄弱、

中国外向投资自由化现状、不足及发展方向

一、国际投资自由化现状 国际投资自由化反映在各国的国际投资政策中，各国的国际投资政策总体上朝着自由化、便利化的方向发展。

跨国公司在华腐败相关问题研究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一直是跨国公司的必争之地。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跨国公司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越来越强大的助力,但同时跨国腐败在中国也愈演愈烈,已经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文章以跨国公司在华腐败案例为依据,分析了跨国公司在华腐败的现状、特征和原因,并结合国内最新的反腐形势,提出了中国的应对策略。

投资规则新变化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与应对措施

2015年11月5日,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公布,标志着更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得以具体实现。随着新一代投资规则中"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竞争中立""国有企业"等原则的落实与推行,可以看出"进一步放开市场""高规格严标准投资自由化""促进透明公平公正竞争"已成为各经济体的重要关切点与诉求。在新一轮改革开放布局下,我们要积极参与到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制定与谈判中去,为中国企业争取到更多的投资便利条件和投资保障措施,为进一步推进"走出去"战略铺好道路。

中国企业最早的对外投资活动:特点和启示

19世纪30-40年代,广州十三行之伍秉鉴的怡和行委托约翰·福布斯投资美国矿业和铁路等行业,成为目前有据可查的中国最早的对外投资活动,在中国国际投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最早的对外投资活动呈现出哪些显著特点?与现代对外投资活动相比存在哪些异同?研究中国早期的对外投资发展史和案例对当今有何启示与价值?

投资环境指标视角下的中亚五国投资环境分析

文章首先构建了一个包括政治环境、安全环境、宏观经济发展程度、外商投资环境以及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五个指标的投资环境评价体系,通过该指标体系对中亚五国的整体投资环境和中国企业在该地区的投资现状进行对比分析,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对中亚地区的海外投资行为提供决策参考。

跨国公司评比指标的演变——基于财富500、世界投资报告排行榜的比较分析

跨国公司的高速发展始于20 世纪60 年代-20 世纪70 年代,针对跨国公司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也相伴而生.一些国际性的机构与组织利用不同的指标的构建来衡量跨国公司的发展状况,而财富杂志的全球500 强排行榜、世界投资报告的排行榜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两份针对跨国公司的排行榜单.文章通过对两者的指标构建标准、内涵进行了比较分析,对跨国公司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以期为发展中国跨国公司提供借鉴.

在华外资企业外迁的动因、影响及应对策略

近年来,部分行业的外资企业外迁有所增加,引发了社会各界比较广泛的关注。外资企业外迁的动因涉及综合商务成本上升、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影响、其他国家营商环境与招商引资吸引,以及国内企业竞争等多重因素。对外资企业外迁的利弊要综合分析,既要看到外迁带来的外贸出口份额减少、对GDP和税收增长的不利影响、给社会就业带来的压力等消极影响,也要看到外迁对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具有一定积极作用。针对部分行业外资企业的外迁现象,建议相关政府部门采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落实“负面清单”、鼓励外资企业在国内异地搬迁转移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外资企业外迁的数量与规模,促进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出更大的推动作用。

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征及趋势研究

2014年，尽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随着世界经济逐步走出低谷，中国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及政府投资促进政策的创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得到了稳步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国地位初步确立。

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影响的门槛效应分析——基于中国24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

本文通过2000～2011年中国247个城市FDI、污染排放及控制变量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了FDI对我国污染排放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结果显示：FDI对环境的影响存在人力资本与人均收入的“门槛效应”，并且对应于不同的门槛变量FDI对环境的影响有所差异。当以工业废水为被解释变量，以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时，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废水排放的制约性日趋减弱。而以工业废水为被解释变量，以人均收入为门槛变量时，伴随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废水排放更具制约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利用外资事业:成就、经验与未来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利用外资事业蓬勃发展,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文章全面总结分析了十余年来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结构与质量提升的显著成效,概括梳理了外资法律建设和监管模式的巨大变化及取得的重大突破,具体阐述了营商环境优化带来的重要成果,并系统研究了产业领域对外资实施的大幅度和跨越式开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利用外资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积极开展制度创新,着力打造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各级政府积极优化营商环境,切实为外资企业排忧解难,发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引领作用。展望未来,应从服务业负面清单缩减、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中西部地区优势开发、营商环境优化、制度保障建设等几个方面持续发力,以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通过推进利用外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

中国最早的利用外资 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历史作用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商馆,开启了中国吸收外国资本投资的历史,是中国国际投资史的开端和最早的外资流入,也是中国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里程碑,具有重要的经济历史意义和学术研究价值。广州商馆设立的背景1.“四口通商”与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发展商馆有时也称商行或洋行,是清朝和民国时期外国企业在中国投资设立的主要从事贸易、金融、商业、矿业或航运等业务的机构。

2013-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征及趋势

2013年，尽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整体趋缓，但随着全球经济的缓慢复苏，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不断深化，以及政府投资促进政策的逐渐完善，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