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传承与文化霸权:1368年至1911年的宁波士绅

本文分析了 1 3 68—— 1 91 1年间宁波士绅阶层通过长期维持科举上的成功 ,因而掌握着地方霸权的过程 ,垄断文化是保证其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基础。士绅家族的发展不是孤立进行的 ,往往结成壁垒森严的圈子 ,外力很难渗透。士绅家族网络在公共领域亦发挥着主导作用 ,以此赢得官府和社会对他们权威的认同。近代以后 ,士绅家族不仅需要维持文化上的优势 ,而且还要创造在商业的优势 。

明清时期的国家图书检查与图书贸易

明清两代被禁图书本身的遭遇表明 ,当时高度发达的印刷技术及图书印刷业、广阔的图书贸易市场在政治事件藉以产生的技术条件和环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皇帝既然缺少英国君主在查禁图书时能与全国性的出版商联合体合作这一制度优势 ,就只有求助于唯一可以左右出版界的官僚组织。而官僚机构在从事图书查禁任务时效率低下 ,说明它或许不是进行文字查禁的合适组织。因此 ,对那些已经在商业网络里大量印刷或重印并广为传播的大多数查禁图书而言 ,“文字狱”这种特殊的政治运动并没有给予它们毁灭性打击 ,图书印刷业依然以它特有的方式作用于历史。皇帝恐惧它 ,却无力改变它。这说明 。

法律、帝国与近代中西关系的历史学:1784年“休斯女士号”冲突的个案研究

1784年一名英国炮手在广东因轰毙两名中国人而被乾隆皇帝下令处以绞刑。这便是中国近代史和中西外交史上影响深远的"休斯女士号"事件。它成为西方要求在华治外法权的一个主要理由,并被随后两个多世纪的学者作为关键事例来论证广为传播的"文明冲突论"和"中国法律野蛮论",以解释近代中西冲突。然而,通过深刻剖析相关中英文原始档案及案发时中英司法体系,本文指出,一方面,本案中的炮手并非如传统史学所称的纯属无辜,中西冲突的根本原因并非是"原始的"中国法律和外交与更"文明的"西方法律和外交间不可避免的冲撞,而是相关帝国在政治经济利益、主权观和荣誉感方面针锋相对的诉求;另一方面,本文再现了华南的中英双方地方官员之间的紧张角力,以及他们是如何在本国内部的政治和法律框架下谋求最大化利益的。通过后殖民主义批判性史学理论和视角,本文希望揭示被垄断史学论述所掩盖的历史事件复杂性,并强调历史"真相"在构建过程中所受的权力政治关系的影响。

清代诉讼文化与实践再思考:尤陈俊新书《聚讼纷纭》圆桌对谈

一开场白,赖骏楠(主持人):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中国法律与历史国际学会和“云里阅天下”微信公众号首次联合推出的线上学术活动“清代诉讼文化与实践再思考:尤陈俊新书《聚讼纷纭》圆桌对谈”。这是中国法律与历史国际学会讲座系列的第一讲。

“听”的技术:收音机、空间与听觉现代性(1929—1932)

20世纪初,收音机进入中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听觉习惯。依据1932年亚美公司《无线电问答汇刊》记录的1929年至1932年间来自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收音机听众的1100对问答,本文试图重构这一时期以上海为中心的民国都市声域。通过追踪听众对"响亮"与"清楚"这两个听觉诉求的不断探究,本文揭示了这一时期听觉技术在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互动的大背景下如何促使都市居民重新认识声音、自我与环境的关系,同时也展示出声音与空间、技术以及听觉现代性的密切勾连。

社会的形状与社会学的美

前言刘思达副教授目前任教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在法律社会学领域深耕多年。他本科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学院。2000年左右,在正经历着巨大转变和资本日益展现魔力的中国社会中,法律在理论上的逻辑理性之美,更多时候被功利和实用的人间烟火味所淹没。法律职业人士真能改善社会现实吗?对这个问题的疑惑成了刘思达当时越来越大的困扰。他开始将目光投向了法律之外,而哲学“闲书”和社会学选修课给他带来了新的兴奋感和求知欲。

缉私史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蔡骏治的英文新著《中国缉私之战:法律、经济生活及现代国家的形成(1842-1965)》将晚清、中华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历届政府的缉私工作置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过程的语境之中进行探讨,既自上而下地研究了政府缉私体制的变化,又自下而上地关注了国家权力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渗透以及遭遇到的反抗。该书是一部汇聚了中外研究成果的集成之作,并且延续了西方学者对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过程的兴趣,证明了缉私史不仅可以与法律史和经济史进行互动,还能与性别史产生关联;而作者认为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国史时,不应该将欧美的理论作为范式,可能与作者强调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进程起步于内忧外患之中这一中国史的"特殊性"有关。

殖民强权的“例外之地”和“绝对责任”制度在晚清中国的形成

外国列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晚清中国推行了一种“绝对责任”制度,用“炮舰外交”迫使清政府对外国人在“排外”争端中所遭受的损失和伤害进行赔偿并严惩涉事中国人和案发地区的官员,而并非照国际法惯例或中外法规来判定中方人员是否应被如此惩处。这种政策和西方国家在殖民地实施军事管制法和现代国家实施“紧急权力法”等现象在法理和政治哲学上有紧密联系,其理论核心就是将中国作为一个法治和程序正义的“例外之地”。列强最终借1901年《辛丑条约》将这种政策变成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条约。本文通过考察这个此前极少被学界关注的重要现象及其历史成因和国际背景,来剖析相关的霸权政治和殖民实践的运作逻辑。

商人、牙行与书吏:清中后期重庆城的商税包揽及其变迁

在清代正额财政短缺的背景下,本文以重庆府巴县为例,展现出早在嘉道年间,一个经制外的、实质上的地方财政体系已经形成。乾嘉以降,重庆地方官府开始以差徭为名向工商业者征派陋规。随着官价补贴日渐不足,工商业者只得自筹经费,并以铺户帮差、牙行包揽的方式供办,由商人、牙行与书吏构成的商税包揽群体逐渐形成。咸丰年间,重庆厘金的征收名义上委任士绅办理,但实际上依然高度依赖牙行包揽,并将其正式化、制度化,形成"厘局-牙行-行帮-铺户"的多级征派组织。本文揭示出,清代"耗羡归公"后州县陋规的长期存在,不仅为地方行政提供了重要的经费来源,也为晚清厘金的开征奠定了制度与组织基础。

帝国主义时代知识的构成——论李提摩太《列国变通兴盛记》

学界目前对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研究突出表现为两种观点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李提摩太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另一种观点认为李提摩太充当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力量的帮凶。基于这种分歧,本文建议从以下角度思考:为什么中国改革的推动者和帝国主义的帮凶这两种身份会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二者的重叠是李提摩太个人的问题,还是时代的症结?换句话说,帝国主义时代的现代化与殖民主义是否是孪生双胞、一体两面的关系?如果现代性与殖民主义以一种结构性的关系构成知识本身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分析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来了解现代性与殖民主义的勾连。李提摩太的《列国变通兴盛记》就是一个绝佳的案例。书中的俄罗斯、日本、印度和缅甸安南四个章节代表了一种现代性与殖民主义的勾连方式。合在一起,又恰好展示出李提摩太具有帝国主义时代殖民者知识分子的特征的知识结构。

日本宪法学说史中的“国体”概念:一个比较的视角

作为日本宪法学说史中最具原创性的观念,国体学说一直以来起到国家整合功能,它提供了一种政治结构,使得能在明治宪法的构架下引入西方的君主立宪体制。自19世纪早期至二战结束,国体学说经过了会泽正志斋的《新论》、福泽谕吉和加藤弘之的自由解释、明治宪法、以及国体明征运动等四个阶段,逐渐从一种内化西方冲击的文化整合机制,退化为军国主义的动员工具。从国体学说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产生的后果,可以发现国体概念的功能以及适当的作用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