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动脉瘤破裂出血术后脑脊液葡萄糖严重低下1例

1资料与方法患者男,78岁,因"突发口齿不清,左侧肢体活动障碍3 d"于2023年7月16日入院。患者3 d前突发口齿不清,左侧肢体活动障碍,伴恶心呕吐,意识不清。至当地医院查头颅CT:右侧额颞叶大块血肿破入脑室系统,广泛蛛网膜下腔出血(图1A);脑动脉CT血管造影:右侧大脑中动脉M1段动脉瘤考虑(图1B)。于2023年7月13日急诊行"开颅动脉瘤夹闭+脑内血肿清除+去骨瓣减压术"。次日复查头颅CT:右侧颅内动脉瘤术后,右侧额颞叶血肿,脑室系统积血,蛛网膜下腔出血,局部脑膜脑膨出(图1C)。再次急诊行"脑内血肿清除术",查脑脊液:潘氏试验(+++),有核细胞计数4870×10^(6)/L,中性粒细胞85%,红细胞1826080×10^(6)/L,葡萄糖0.95 mmol/L,氯124.2 mmol/L,腺苷脱氨酶14 U/L,蛋白含量383.2 mg/dL(表1)。术后予美罗培南抗感染、甘露醇降颅压等治疗,患者术后出现持续发热,最高体温39.5℃,神志深昏迷,GCS 1T1,于2023年7月16日转至本院。既往有"糖尿病、高血压"病史10年余(具体不详)。拟"脑动脉瘤破裂伴蛛网膜下腔出血,颅内感染"收住重症医学科。

肝素结合蛋白对接受体外膜肺氧合治疗患者院内继发感染的诊断价值

目的探讨肝素结合蛋白(heparin-binding protein, HBP)对接受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ECMO)治疗患者发生院内继发感染的诊断价值。方法单中心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023年1月收治衢州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并接受ECMO治疗的患者, 根据ECMO运行期间是否发生感染分成感染组和非感染组, 收集并分析两组患者的一般人口学资料、化验检查、感染类型以及预后等指标。ECMO治疗开始后每日抽血检测, HBP取确诊院内感染当日、确诊院内感染前24 h、48 h和72 h四个时间点的检测结果进行动态分析。采用受试者工作曲线(ROC)评价HBP对ECMO患者院内感染的诊断价值。结果共66例接受ECMO的患者纳入研究, 其中感染组患者23例, 占34.85%。感染组在ECMO运行后发生院内感染的中位时间为7 d, 以呼吸道感染最为多见(52.17%, 12/23), 28 d存活患者数为5例(21.74%, 5/23), 明显低于非感染组(χ^(2)=3.908, P=0.048)。与非感染组相比, 感染组患者在确诊院内感染当日[(42.08±19.15) ng/mLvs.(16.76±6.31)ng/mL,t=7.943,P<0.001]及确诊院内感染前24 h[(33.13±14.47)ng/mLvs.(16.61±5.71)ng/mL,t=7.020,P<0.001]的HBP水平明显升高。HBP诊断ECMO患者院内感染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873。当HBP ≥22.98 ng/mL时, 诊断ECMO患者发生院内感染的灵敏度为85.0%, 特异性为80.4%。结论接受ECMO治疗的患者发生院内感染比例高达1/3, 一旦发生, 明显影响预后。患者接受ECMO治疗后, 动态观察HBP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急性升高达22.98 ng/mL及以上对院内感染具有较好的诊断价值。

侵袭性肺曲霉菌病合并肺部感染的临床分析

目的对侵袭性肺曲霉菌病(IPA)合并肺部感染的临床特征、危险因素及预后进行分析,旨在进一步提高临床医师对其认识及诊治水平。方法回顾性收集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2013.1-2021.10期间IPA住院患者的医疗电子病历资料,包括人口学信息、临床特征、生化指标、辅助检查、微生物数据以及预后指标等。患者分为IPA合并肺部感染和单纯性IPA两组,分析比较他们的临床特征、危险因素及预后情况。结果共筛选出156例IPA患者,年龄(67.12±12.89)岁,男性69.20%,其中IPA合并肺部感染和单纯性IPA分别为86例(55.13%)和70例(44.87%)。共分离出162株微生物,其中细菌、真菌、病毒占比分别是82.72%、7.41%和9.88%,其中混合有一种、两种以及3种及以上病原体占比分别50.00%、26.74%以及23.26%。多变量Logistics回归分析发现,机械通气(OR 4.89,95%CI 2.23~10.70)和既往中性粒细胞缺乏(OR 6.41,95%CI 1.33~30.93)为IPA合并肺部感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与单纯性IPA相比,IPA合并肺部感染患者更易发展成脓毒性休克(69.80%vs.32.90%,P<0.05),总住院天数、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住院天数以及机械通气天数均显著延长[分别为:16.00(8.00,36.5)vs.13.50(7.00,20.50),11.50(6.00,31.25)vs.8.50(1.75,11.00),12.00(6.75,25.25)vs.8.00(2.00,10.00),P<0.05],28 d病死率及住院病死率(分别为:55.80%vs.35.70%,64.00%vs.35.70%,P<0.05)也明显增高。结论IPA合并肺部感染在IPA中占比超过半数,主要为细菌,其次为真菌和病毒。IPA合并肺部感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为机械通气及中性粒细胞缺乏,其预后较单纯性IPA更差,值得临床医师重视。

多黏菌素E单纯雾化对耐碳青霉烯类革兰阴性菌(CRO)重症肺炎的疗效观察:一项单中心回顾性队列观察性研究

由于高发病率和高病死率,碳青霉烯耐药革兰阴性杆菌(CRO)感染备受关注[1],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均把CRO的危险级别确定为首要等级[2],而我国CRO感染情况也非常严峻。如何有效预防和治疗CRO性重症肺炎迫在眉睫。多黏菌素仍是目前治疗CRO的主要抗生素,在临床上广泛使用,但国内外关于多黏菌素E单纯雾化与雾化联合静脉方案对CRO重症肺炎治疗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回顾性比较分析31例CRO重症肺炎患者临床资料,旨在探索多黏菌素E单纯雾化与雾化联合静脉两种治疗方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为临床医生治疗CRO重症肺炎提供一种有效和安全的治疗选择。

脓毒症的免疫监测和免疫治疗

脓毒症是由宿主对感染反应失调引起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是ICU最常见的死亡原因之一。过去的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表明,脓毒症不仅会引起过度炎症,还会同时导致免疫系统功能障碍和抗菌免疫力受损,而免疫治疗是增强宿主感染抵抗力的最根本方法。本文重点阐述脓毒症免疫应答的主要机制、免疫监测手段以及逆转免疫功能障碍的新型免疫治疗潜在制剂,为脓毒症的免疫治疗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