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传承路径研究——以广灵剪纸艺术博物馆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通过口传心授、世代相传的无形文化遗产,而博物馆是对其保护传承的重要路径之一。广灵剪纸艺术博物馆通过对广灵剪纸历史、剪纸技术、剪纸内容的展陈,不仅有效传承保护了广灵剪纸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极大地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目前广灵剪纸艺术博物在传承方面还存在着活态展示不足、剪纸创新人才缺乏,产品题材单一等问题,为此建议博物馆以“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为原则,在展陈中以实物制作再现、文创产品创新、剪纸素材扩大、品牌效力增强等方式,切实推进广灵剪纸艺术博物馆非遗文化传承能力。

资源型经济转型背景下大同煤业产能优化与地方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资源型城市的传统经济增长动力来自初等资源禀赋,但随着资源枯竭、生态恶化和经济的不可持续性等严重问题出现,亟需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本文以2000-2018年大同市GDP增速和大同煤业产能利用率、原煤产能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数据样本,引入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研究大同煤业产能优化与地方经济增长的内在关联性。实证研究表明:产能利用率增加对于经济增长短期效果显著,但长期表现为负向冲击;原煤产能增长率对经济增长带来短期的周期性波动,长期具有负向冲击作用拖累经济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有利于形成新兴产能,长期稳步提升经济增长。因此,从企业供给端的结构性调整出发,优化过剩产能是当前转型发展的迫切任务。

山西省依托长城文化旅游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

山西省长城沿线地区有着深厚的历史发展底蕴和丰富的文化艺术资源,发展文化旅游具有独特的优势。但是,目前该区域发展文化旅游以带动地方产业经济的发展刚刚开始,生态环境亟需加强、基础设施条件仍需改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呈现碎片化和单一化的状态。在精准扶贫视域下,长城沿线文化旅游的发展需要统筹规划、活化文化遗产和加强文化旅游产业同其他产业的融合,以进一步带动山西经济发展转型。

大同市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综合补偿机制的构建探索

伴随科技革命新一轮变革、国家优化能源供给与改善能源消费战略的稳步推进、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力度持续加大,能源结构优化升级和能源清洁高效利用迫在眉睫,对资源型区域转型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提出更高要求。推动能源革命是大同市高质量转型发展和把握全球清洁能源革命战略机遇的关键。对大同市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和综合补偿体系进行完整构建,以期促进煤炭资源清洁高效利用,推动氢能产业战略发展、合理布局和高效利用生物质能、风能、光伏、地热能等新兴清洁能源,建立多路径的补偿机制,以创新驱动技术革新和地方转型发展。

云冈石窟洞窟形制的多民族文化交融特征

云冈石窟是5-6世纪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巅峰之作,其洞窟类型主要有大像窟、佛殿窟和中心柱窟。云冈各类洞窟形制,既有对印度石窟艺术的吸纳,亦有对龟兹和河西石窟艺术的借鉴和发展,更有汉族传统木构建筑艺术的融入,以及结合实际的自我创新。其不仅是北魏时期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亦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佛教石窟艺术的中国化、民族化进程。

北魏平城时期民族融合法理蕴含的传承价值

北魏平城时期民族融合蕴含的法理,是在游牧民族与汉族政权的文化碰撞和相互交融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它既是历史的产物,同时又推动着历史的进步。北魏平城时期民族融合蕴含的法理是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对少数民族与中原政权的整合和融合而形成的法理结晶,传承北魏平城时期民族融合蕴含法理不仅有助于培育我国国民的中国传统法理自信,还有助于发挥北魏平城时期民族融合蕴含法理的能动性,唤起我国国民的法治意识和自觉性,推动“依法治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实施。

辽金西京大同瓷窑及对周边地区的影响

辽金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推动制瓷业逐步走向辉煌。辽金瓷器在中国瓷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仅有中原汉文化的因素,还能让人感受到各民族的生活习俗、游牧传统以及中亚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强烈影响。在对辽金时期西京大同瓷窑简要认识的基础上,着重介绍了西京大同地方瓷窑的发展历程、瓷器装饰艺术风格、瓷器造型特征等。通过对辽金时期西京大同瓷窑及瓷器发展脉络的分析,展示了西京大同瓷器制造业的发展盛况和发展水平,进而揭示了辽金时期大同瓷器的传播以及对周边瓷窑的影响。

采茶歌在山西的演变与流传

山西的采茶歌是江西、湖北一带的采茶歌随着万里茶道的延展而播撒、沿途开辟,经由晋商学习、传唱并对之进行改编而成的民歌,在内容上反映晋商采茶、贩茶和运茶的生活,更加贴近山西民风民俗。山西采茶歌充分展现了晋商在万里茶道上的生活场景,更能从中窥见晋商的开拓进取的乐观精神。从另一侧面讲,山西采茶歌的演变和流传,反映了晋商通过万里茶道拓宽了茶文化的传播路径。

万里茶道山西段的市镇、茶叶贸易及历史意义

万里茶道沟通中俄,是一条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商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因为各种因素的叠加和选择,万里茶道山西段成为山西道路交通的骨架。随着商路的开辟,茶道沿线市镇的经济开始发展起来,特别是长城沿线的城堡、口子,经济功能逐步增强。以万里茶道为依托的交通体系,至今仍然是山西经济发展和腾飞的动脉,是沟通中蒙俄的重要路线,也是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通道。

清代晋北的商路拓展及商品贸易

清代大同与周边地区的道路交通建设是近代山西北部商路的基础。清初,商路和驿路交通重合,商路沿驿路走向分布。康熙中后期,晋蒙之间交通频繁,长城以内地区经济发展受战争的干扰越来越少,商路与驿路逐渐分离。晋商的崛起使大同商路出现多元发展趋势;大同东通张家口以达北京,西出杀虎口以达内蒙,南路则向太原发展;与此同时,大同商业市场分布格局与商路之间的关系也渐趋明显。

民俗背景下广灵剪纸的产业化发展调研

从剪桐封弟,周成王将桐叶剪成玉圭的形状赠与其弟的传说开始,剪纸艺术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现在剪纸艺术已分为许多流派,广灵剪纸就是其中的一支,随着2008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迅速,涌现出许多与之有关的剪纸产业。文章主要通过在广灵地区走访调查与广灵剪纸有关的组织团体,探究各个团体的组织情况、发展历程、产品的生产及销售等方面,以期能够为剪纸产业化发展奠定基础,促进广灵剪纸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民国报刊视域下云冈石窟的研究与保护

民国时期,云冈石窟的图像和关于石窟的介绍、探讨或者研究性文字纷纷见诸报端。云冈石窟,在佛教发展史、建筑史、雕塑艺术史上的价值,在中西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上的贡献,逐步被国人认知。同时,云冈石窟破败的周边环境和严重的盗毁情形,也引发了国人的关注。民国时期的报刊较为完整地展现了该时期云冈石窟的真实样貌,仔细阅读报刊中登载的云冈相关著述,对于了解当时云冈石窟的研究状况和国人的文物保护理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云冈石窟第6窟弟子像初探

云冈石窟第6窟弟子像在中心塔柱和周壁都有分布。弟子像的服饰和面部均已经出现了本土化的特征。这种变化是社会变革和文化交流在佛教造像上的反映,也符合第6窟整体造像本土化的趋势。

云冈晚期佛像服饰的造型变化

云冈晚期窟龛出现了大量袈裟有多层下摆且覆盖佛座的佛像着衣形象,是在中原风格影响下形成的一种佛衣类型。从云冈晚期着该类佛衣佛像所处造像组合及分布的基础上来看,佛衣较中期"褒衣博带式"所发生了造型变化,并结合同时期龙门、巩县两地同类佛衣可见北魏佛像服饰民族化进程中云冈具有重要地位。

云冈早期佛像服饰特征及内涵探微

佛像服饰是佛陀形象表现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佛教传入中国后,印度早期佛像服装的两种基本样式"通肩式"和"右袒式",逐渐受到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冲击而发生改变。北魏冠服制度建立的进程中,不断引入儒家礼制,同时由于佛教思想的凸显作用在云冈佛像服饰中表现出来。本文在探析佛像"法服"仪轨的基础上,以云冈早期佛像为例,在分析佛像服饰特征及形成的基础上同时探讨其背后的仪轨内涵。

云冈石窟的域外艺术特征探微

5世纪,平城作为北魏都城,得风气之先,兼容并蓄,引领时代潮流,成为新造像风格的荟萃之所在。云冈石窟的域外艺术特征和北魏时期中西文化的交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云冈石窟胡像梵貌的艺术风格、中西交融的建筑样式和异彩纷呈的装饰纹样,无不展现着异域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应县木塔秘藏中的两件辽代印制菩萨戒牒

在山西应县木塔秘藏中,有两件辽代刻印戒牒,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印制戒牒,也是仅存的唐辽宋时期的印制戒牒,为研究早期印制戒牒的重要实物资料。两件戒牒均为空名菩萨戒戒牒,其中一件为各寺院通用的戒牒,时间上与敦煌戒牒相衔接,不仅弥补了辽代戒牒的空缺,对于研究宋代戒牒也具有参考价值。与敦煌文书中的菩萨戒牒相比较,两者在形式和内容方面既有许多相同之处,也存在一些明显差异。

应县木塔秘藏中的武则天避讳考析

武则天临朝称制后,开始避讳“华”字,地名中含的“华”字的均改名,佛经中的“华”字则以“花”字代替。在应县木塔秘藏中,存在避讳“华”字的情况,如《华严经》作《花严经》,《法华经》作《法花经》,“华藏界”作“花藏界”,“华严院”作“花严院”,龙华会作龙花会等,其原因在于辽因唐制,避武则天名讳。

应县木塔《称赞大乘功德经》应依《辽藏》雕印

应县木塔秘藏中总共发现12卷有千字文帙号的刻经,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这12卷全部属于《辽藏》(也称《契丹藏》),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其中有的属于单刻经,不属于大藏经,其中包括《称赞大乘功德经·一·女》。通过与《辽藏》和《开宝藏》的比较,证明《称赞大乘功德经·一·女》属于单刻经,不属于《辽藏》。结合内蒙古庆州白塔出土的卷轴装《妙法莲华经》等其它出土经卷,可以基本肯定《辽藏》初藏雕刻于辽圣宗统和年间,《称赞大乘功德经·一·女》为依据《辽藏》复刻。

唐代北庭地区的佛教寺院和石窟

唐朝时汉传佛教开始回传西域,汉传佛教寺院在北庭大量出现,并开凿石窟,在天山以北逐渐形成了北庭佛教。高僧悟空和尸罗达摩等曾在北庭翻译佛经,后来收入《贞元释教录》。入宋后,高昌回鹘时期佛教仍为北庭主流宗教,唐代的佛寺和佛教经藏保存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