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元复县分治对民国《大名县志》的影响

民国大名县系魏县、元城县并入大名县而成,旧魏县、元城县士绅发起的复县分治运动对民国《大名县志》的编纂影响至深,直接导致某些史料与史实相悖,使民国《大名县志》名为一县县志实则大、元、魏三县合志,这在民国县志中颇为罕见。

唐故许氏夫人墓志考释

唐代丧葬有权葬风俗,出土于馆陶县徐万仓村的《唐故许氏夫人墓志铭》即是一方权葬墓志。许氏夫人权葬在"魏县西北一里",即是今大名县杨桥镇祝村东的魏县故城,并非今大名县万堤镇魏县屯村,馆陶县徐万仓村是许氏夫人在丈夫百年后的夫妇合葬地。许氏夫人墓志中的"东临御水"是指唐魏县故城东有隋唐大运河,而馆陶县徐万仓村在唐代不存在大运河支流。

春秋“五鹿”地名考辨

五鹿是春秋时期的一个重要地名,得名源自周穆王。齐桓公"以卫诸夏之地",在五鹿山西南筑五鹿城。经实地调查,详考文献,五鹿山主体在今河北省大名县卫河东侧,北部延伸至山东省冠县和莘县;五鹿城在今大名县石家寨村;晋文公乞食处不在五鹿城,而在五鹿山南麓的马陵至束馆之间的古莘道上,而河南省南乐县五楼说是因音近而生误,濮阳县五鹿城属文献错录,清丰说属误载。

赵国陶丘地望考——兼论馆陶县历史上失载的两座馆陶县治

陶丘是馆陶县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地名,因战国时期赵王于陶丘一侧建置驿馆,故称馆陶,然陶丘今地何在始终未得到解决。本文爬梳文献,辨陶丘地望上的四说之误,结合唐代碑石对陶丘的记载,考证得出陶丘,在北宋又称陶山,其地在今馆陶县浅口村西南。在今馆陶县武范庄村北有一座古城池,它是战国时期赵王所置的驿馆,也是唐元和年间至北宋元丰四年间的馆陶县治,北宋元丰年间为避黄河水患馆陶县治又搬迁至高囤村(今分为张高庄、古高庄、韩高庄、武高庄四个村庄)。这两处县治在馆陶县历史上失载。

春秋乐安地望考辨兼论孙武、孙膑故里

春秋乐安是妫姓孙氏祖堂,学术界普遍认可乐安为孙武故里。《元和姓纂》明确记载"魏故属乐安",考索唐代重视郡望的时风,辨析孙氏碑志关于乐安与安乐的记载,春秋乐安在唐魏州元城县(今大名县东南部)。考察乐安孙氏的播迁地,今大名县束馆镇是孙武后裔北迁后的居住地,马陵之战后孙膑始率族自束馆镇迁往齐安乐(今山东阳谷县安乐镇)。由分流乐安的分支郡望回溯寻根,确证束馆镇就是春秋乐安的今地。

宋江三十六人受招安之地及时间考——析李若水纪实诗《捕盗偶成》

北宋末年的宋江三十六人起义是《水浒传》的原型,对后世影响很大。宋江受招安导致起义失败,李若水写于在元城县尉任上的一首纪实诗《捕盗偶成》对此有所披露。经考证,宋江等人宣和三年末在大名府活动,宣和四年二月在大名府接受招安,不久率部开进大名府城,接受招安后,即率部随宋军参加伐辽。在宋江受招安这个情节上,《水浒传》基本忠于历史原貌,只是为了故事情节的需要,将宋江率部开进的大名府城指为东京开封府城。

馆陶置县考

馆陶建置问题,《旧唐书》、《馆陶县志》均认为是西汉置县。翻检存世金石,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内所收"馆陶令戈"刻铭应得到重视。释读考证得出,馆陶应为赵国置县,且置县时间应不晚于赵惠文王三年(前296年),其最初置县可能是在赵敬侯末年或成侯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