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经济特征、优势识别与发展格局

古典经济学家提出“市场范围”假说,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规模报酬”假说,发展经济学家探讨大国外贸依存度和发展格局;中国经济学家将国家规模因素纳入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系统研究大国的概念界定、经济特征、经济优势、战略模式和发展格局,使发展经济学理论进入新境界和新形态。大国经济特征是由初始特征、基本特征和典型特征组成的多层次结构,其与大国经济优势、大国经济发展格局之间具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根据中国经济的特征、优势和规律,需要在新发展格局中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国统一的和有序的大市场,集聚全球优质要素培育国内大产业和大企业,选择高水平产业和产品进入全球价值链高端。

加强大国经济新发展格局的理论研究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应该加强系统的理论研究。通过研究大国经济发展格局的典型模式、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一般规律和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的一般规律,研究中国经济格局演变的特殊规律、中国经济转型的特殊背景和面临的特殊问题,研究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一般规律、双循环系统的相机抉择机制和国际国内产业链构建,将大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以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必然联系相结合,建立比较完善的经济理论体系。

大国技术创新规模优势的测度、区域差异及时空演变

庞大的市场规模能通过市场需求、供给和供需互动对技术创新形成积极影响,从而塑造大国技术创新的规模优势。基于大国技术创新规模优势的理论内涵,本文从创新要素投入、市场需求驱动、创新资源流动和创新集聚能力四个维度,构建大国技术创新规模优势的指标体系,以中国为研究样本,采用熵值法测算2005—2021年大国技术创新的规模优势指数,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从区域内和区域间视角揭示其区域差异及来源。研究发现:大国技术创新规模优势指数呈稳步上升趋势,创新要素投入和市场需求驱动是形成大国技术创新规模优势的重要动因,而创新资源流动和创新集聚能力则是进一步释放大国技术创新规模优势的掣肘。大国技术创新的规模优势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且主要来源于各区域之间的差异。在区域间,东高西低的规模优势差异稳定,与东北地区相比,中部地区的规模优势进一步扩大;在区域内,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区域内部差异较大,但东部地区区域内差异呈下降趋势,而西部地区区域内差异呈上升趋势。本文提出打破技术市场区域性分割,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驱动高质量创新的政策建议。

大国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990-2010中国和美国的比较分析

以中国和美因为例,对两国产业结构的变迁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并通过构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指标,测度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中美两国产业结构的演变具有相似性,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有极强的相似性。相似性表现在产业结构变迁的趋势和周期波动上,也表现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演变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上。针对中关两国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表明,中美两国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具有极强的稳定性,而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并不稳定。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产业结构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分工协作、经济规模与大国区域合作中公共产品供求均衡

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新兴大国进行区域合作的基础,其能够有效地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以及提高交易效率,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通过构筑理论模型,对新兴大国内部跨区域经济合作中公共产品的供求进行均衡分析,研究发现:大国区域经济分工协作必须达到一定的条件之后,区域才能在内部公共产品与合作中公共产品的需求之间实现均衡;利率决定着大国区域经济合作中公共产品的供求均衡,当利率上升时,区域购买公共产品的数量会下降;当利率下降时,区域购买公共产品的数量会增加;大国经济规模与公共产品需求是正相关关系,两者通过利率机制的媒介作用形成良性循环。新兴大国必须基于要素禀赋,大力发展经济,提升经济规模,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分工协作,以有效利用国际国内市场。

大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策略研究——基于中国经验数据的空间计量面板模型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所有的税收竞争反应系数都显著为正,证明了中国地方政府间存在着正向的税收竞争,采取的是互补性的税收竞争策略;分税制改革以后的税收竞争反应系数普遍大于分税制改革以前,说明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国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较之分税制改革以前更加激烈。这带给我们如下启示:大国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是必然的,要避免"一竞到底",就应该制定合理的竞争规则,建立科学的民主决策机制、评价机制和大国区域间税收利益协调机制。

新兴大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演变

在构建多部门经济模型的基础上,利用1992—2009年数据测度产业结构变迁对"金砖四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变动对新兴大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大,在不同时期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每个国家都表现出显著的周期性;自2005年以来,各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逐渐下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越来越强。并且发现,科技进步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因素,新兴大国必须着眼于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瞄准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推动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培育和发展新兴战略产业,努力实现经济转型。

大国比较优势演变中的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基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分析

为考察基于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变化对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影响及贡献率,文章构建统一的数理框架,结合WIOD-SEA的中国产业数据,将中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动态变化分解为产业间结构效应和产业内技术效应,结果发现:中国资本存量积累和技能劳动供给增速较快,而非技能劳动供给相对稳定,这种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形成的动态比较优势,同时被产业间结构效应和产业内技术效应所形成的要素需求所吸收。但不同类型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分解效应呈异质性特征,资本、技能劳动相对于非技能劳动要素密集度的上升主要被产业间结构效应吸收,产业结构变迁向资本、技能劳动相对密集型产业倾斜;而资本相对于技能劳动要素密集度的上升则被产业内技术效应主导,被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吸收。

走向均衡化的大国经济治理:新中国财政集权与分权关系的演变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集权与分权关系是大国经济治理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从均衡化视角提出一个分析框架,认为大国财政关系的关键在于实现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权力均衡,利益冲突则会使既有的财政体制失衡,而双方的利益调整将伴随着财政体制的演变。在这个框架下考察新中国财政集权与分权关系的演变过程发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主要经历从“统收统支”到“央地权力均衡”、从“放权让利”到“地方主义”失衡、从“分税改革”到“制度均衡”的探索,总的趋势是各级政府和区域利益关系的均衡化及相应的制度化。为此,需要通过制度化和法治化构建均衡化的长效机制:基本目标是围绕大国财政治理中的关键性问题,进一步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积极性的体制机制,即在走向均衡化的过程中构建中央和地方财政利益均衡的长效机制;基本任务是建立和完善职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即完成职责、财力和区域均衡“三位一体”的任务;基本要求是形成各级政府事权、支付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稳定制度,即遵循现代财政制度的事权、责任和财力协调的“三项原则”,构建有效的财税体制机制。

模块化、产业标准与创新驱动发展——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

在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中国需要高效的产业组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占领全球产业链高端.模块化产业组织实现了生产要素的动态融合,使创新自发地涌现,有利于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现.产业组织模块化是一个产品契约和要素契约的动态融合过程,有初始融合成本,高效产业标准能降低融合成本.构建GMM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产业组织模块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模块化会降低当期的全要素生产率,但会提高滞后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公共品性质的产业标准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公共品性质的产业标准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模块化程度对技术效率的正向影响比较显著;1G-3G移动通讯技术标准对相关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有较显著的影响;产业环境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各不相同.

金砖国家科技合作模式及平台构建研究

金砖国家作为一个新的国际合作平台,在经济技术合作方面有着广阔的前景。建立和完善金砖国家科技合作模式及平台,有利于突破西方国家的技术壁垒、从外部获得短缺的技术要素以及开展具有大型化和复杂化特征的现代科学研究。金砖国家科技合作已有一定基础,科技资源具有互补优势,但还存在缺乏多边合作、缺乏协调机制、缺乏信息平台等问题。金砖国家科技合作属于政府主导型,主要方式有政府联合开展国际科技合作计划、人力资源计划和政府采购项目下的国际科技合作。同时,需要构建科技合作平台,包括网络平台、服务体系、人才交流平台和保障机制等。中国应该正确把握在金砖国家科技合作中的战略定位,积极倡导科技合作平台建设,参与重要领域和项目合作,推动创新环境与合作机制的完善。

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述评

国际金融危机催生中国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抉择,系统地了解国内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状况,梳理科技革命、金融危机与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必然联系以及我国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对策措施等,对于我们深入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后发大国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中国农业发展的实践表明,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乃是后发大国农业转型的必由之路;要将农业发展普遍规律和中国农业发展特点有机地结合起来,科学地确定农业规模经营的"度",制定农业发展战略和政策支持体系。从总体上看,应该发挥家庭经营的基础作用,重点培育家庭农场,并相应地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大国:规模的影响

国家的大小与其经济表现和地位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国际社会对大国比小国更有兴趣。衡量国家大小的主要标志是人口,它包括人口数量和密度,但地理面积的大小也很重要,它与自然资源的数量和种类相联系。根据不同样本国家的实证分析,表明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对外贸易在国家的GDP中所占的份额越低。规模经济普遍被认为是大国外贸比例低的主要原因,大国具有庞大的市场,使许多行业可以享有规模经济的好处。在充满国际贸易制约的社会里,大国取得规模经济的成功比小国容易,相对而言,大国的资本和人力资源投入效率更高。在收入分配方面,大国比小国的地区差异更大。虽然经济与国家规模的直接联系很小,但国家规模确实对经济有影响,包括对经济结构和经济表现的影响。

“大国经济史:人口数量、疆域变迁与中国传统经济”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4年4月2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湖南师范大学大国经济研究中心、湖南师范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大国经济史:人口数量、疆域变迁与中国传统经济”学术研讨会在湖南长沙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光明日报社、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郑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山西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以文化产业合作助力湖南深度对接粤港澳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中部地区要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深度对接,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优化产业布局。湖南文源深、文脉广、文气足、文产强,与粤港澳大湾区在文化产业发展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互利性。

大国的抉择: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近来,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媒体的焦点,也成为各级政府和科技界、经济界讨论的热点。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家发改委正牵头成立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部际小组,国家层面的发展规划方案呼之欲出。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着眼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而作出的重要战略抉择。怎样站在新兴大国崛起的视角,从国内与国际、科技与经济、当前与未来的结合上,深入思考培育新兴战略性产业的背景和思路,将是很有意义的课题。

大国制度变迁的特征及其作用

大国人口众多、土地辽阔,有更加复杂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大国的制度变迁具有内生性、渐进性以及巨大的国际影响力。从静态和提高效率的角度来看,制度变迁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从动态的角度看,制度变迁主要通过形成激励机制和推动技术创新来促进经济增长;从结构的角度看,制度变迁主要是通过黏合各种要素形成整体合力来促进经济增长。发展中大国应该以改革促进大国的制度创新,建立以市场机制为核心、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关键、以驱动科技创新为目标的市场经济体制。

发展中大国的制度变迁:特征和机理

与"小国"相比,发展中大国制度变迁突出政府主导作用,变迁过程具有长期性、渐进性的特点,制度变迁任务具有多重性、复杂性的特征,制度变迁的核心要义在于在于构建加快技术进步的制度环境。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的内生变量,具有较强的内在关联性,两者相互黏附,螺旋上升,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

后发大国的技术进步路径与技术赶超战略

本文基于后发大国的内生技术进步框架,演绎不同创新战略下市场规模对技术进步路径和技术赶超的作用,发现在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相耦合的战略下,市场规模扩张将抑制经济体向技术前沿收敛,加深对模仿创新的依赖。在以自主创新替代模仿创新的战略下,市场规模对技术进步路径和技术赶超的影响存在非一致U形门槛效应,且技术进步路径转换的规模门槛滞后于技术赶超。为此,本文建议以技术赶超为基准,适时调整创新战略,释放创新的规模经济优势。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适应中国市场规模变化的选择,但因经济尚处于由超大转向超强的阶段,自主创新的贡献率会先降后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