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教学背景下高校语言教师的角色转型和素质建设——以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为例

国际国内形势、教育部对双语教学的指导意见，以及外语院校探索跨学科交融发展的需求，使双语教学成为新一轮教学改革的热点。结合四川外国语大学外交学与国际政治专业的双语教学实践，探讨高校语言教师在双语教学模式中的角色转型和素质建设，以期对双语师资的建设提出参考意见。

热烈庆祝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成立

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高等学府，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和华侨华人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和学术影响。为了进一步巩固传统和突出特色，发挥教学与研究的相互促进作用，整合我校国际关系和华侨华人及其他相关领域研究力量，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团委:培育外侨人才 为民族复兴贡献“青”力量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团委(以下简称学院团委)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以团建带“侨建”,通过“团建+专业”的学习机制将“为党的外事和侨务工作服务”的初心使命贯穿于学院团委工作的各方面,突出“外”“侨”重点、特色,发挥“国关南洋”效应,着力培养复合型外交和侨务人才,让青年学子更好地为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团委:立足专业特色 培育高素质涉外人才

2023年,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团委千国亚国学生封中国国家(以下简称学院团委)结合学院学生实际情况,坚持以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为主线,以组织建设为重点,以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以社会实践和科技创新为依托,在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方面取得成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暨《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学习十六大报告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2年11月29日下午，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组织举办的“十六大报告学术研讨会”在北大校内法学楼举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前所长杨成绪大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前所长谌取荣研究员、军事科学院彭光谦少将、外交学院副院长曲星教授、秦亚青教授。

学生群体对联合国改革态度的调查与分析——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生群体为例

作者在对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生群体对联合国改革态度的调查基础上,分析了学生群体对联合国定位、联合国改革方向以及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等几个问题的基本态度,揭示出学生对联合国未来发展的基本看法。安全问题仍是学生群体关注的焦点,但他们已经突破国家范畴而更多地抱有一种全球价值观,希望促进人类的共同进步。他们认为国家主权是有限和相对的,但国际组织干预人权缺乏民主的基础,因此期待全球化民主的实现。联合国未来需国内权威与国际权威的调和,这只有通过组织内部的制度民主化和代表来源的广泛性来实现。中国应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到联合国改革进程中。

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探索与思考——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为例

社会实践是深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大学生实干、奉献精神的重要途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实践团的社会实践活动主要在寒暑假开展,活动以参访、调研、志愿服务和国际义工为主要形式,为学生提供了参与志愿服务和海外志愿者活动的平台,从而使社会实践成为培养未来具有国际视野和真才实干人才的重要途径。

超学科视域下的英语类学科建设——以川外国际关系学院超学科融合建设为例

本文以超学科理念为视角反思我国英语类专业建设的利弊,指出英语类专业超学科建设在优化和培养人才方面的优势。然后以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专业融合建设为例,探讨超学科理念下本科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改革、实践教学创新等方面的构想与实践,为英语类专业的超学科发展提供一些探索性建议。

对外语院校非外语专业双语教学实践的探索与思考——以西外国际关系学院的双语教学为例

为了满足社会对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需要,近年来国内许多高等院校开设了双语课程。本文结合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双语教学实践,旨在探讨外语院校双语教学的实质、载体、教学模式,以期对外语院校的双语教学的开展提出合理的改进意见。

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十年发展与进路

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经过近十年的持续发展已经形成了具有集体特征、共享规范和对学科产生整体影响的研究类型,并在学界持续的关注、讨论和争论中被界定为非严格意义上的“研究领域”。对于任何一个研究领域而言,定期进行回顾总结和进路探讨是一项必要而重要的学术工作,有助于凝聚共同努力、形成和强化学术共识、及时发现和纠正偏误、保证可持续创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数据与计算实验室和北京大学全球风险政治分析实验室组建联合研究团队,搜集并分析近十年在中文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国际关系定量研究论文,并结合定性观察和扩展性思考,形成本文,供学界同仁进一步讨论。本项研究旨在发现问题、寻找改进方案、避免误区、发挥潜力,推动我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自身的健康发展,促进其对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作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论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属性——兼论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在缺陷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经历百年发展历程之后,正面临着新的机会和选择,需对其基本属性进行重新定位和认识。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在本体论层面上的差异决定了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在方法论意义上的根本性差异,国家这个分析单元的个体性而非一般性特征是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关注的重点。对“科学化”的过分追求可能导致国际关系研究陷入体系性和实践性之间的矛盾,对国际关系研究而言,任何追求简单性、普遍性和体系性的方法可能都未必真正有效,能够切合国际关系实际的,也许是一种更注重复杂性、个体性和特殊性的方法。国际关系研究中找回特殊性应加强对历史研究的关注和对社会研究的借鉴,并注重对文化和价值问题的分析。国际关系的知识应该是一种同时面向个体性、可变性和可能性并高度关注文化和价值因素的知识,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科学面向,也需要有新的追求,即降低国家行为的不确定性并探讨国家行为的可能性。这种追求,应该能够为国际关系研究开掘更广阔且更具实效性的空间。

人工智能与现代国际关系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深刻地改变现代战争的面貌,并对国际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随着智能化武器系统的广泛应用,战争的形态和策略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然而,这也带来了新的伦理和法律问题,例如如何在战争中确保人工智能的决策符合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在国际关系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使得各国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可能导致国际力量对比的重新洗牌。此外,网络攻击和防御的智能化使得各国在网络空间的对抗更加激烈,网络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工智能对现代战争与国际关系的冲击是全方位的,既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在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方面,OpenAI的高效运作和创新能力为商业领域带来启示,传统GDP指标在反映新质生产力时存在局限,需采用更现代化指标,如女性就业率、人均碳足迹、芯片制造能力等。人工智能的发展为海南、中国香港等地提供机遇,类似“旧金山模式”可助力地区飞跃。中国可利用特区进行新质生产力指标试验,以引领方向并增强软实力。同时中国需防止资源垄断,促进小型公司创新。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进步和迭代加速,开放社会环境和新指标将促进发展。中美需要在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同时,加强国际合作,制定相应的规则和机制,以确保人工智能在军事和国际关系中的应用能够造福人类,而不是成为新的威胁。

国际关系学的美国知识霸权:生成机理、维持机制及其影响评估

二战后,国际关系学率先在美国成为一门社会科学。随着国际关系学的社会科学化,美国确立了它在国际关系学领域的知识霸权地位。国际关系学的美国知识霸权的生成是一系列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的继续存在和维持也有着其独特的维持机制,并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国际关系学的美国知识霸权的生成机理既包括内在的知识机理,又包括外在的制度和社会机理,正是这种内外机理的结合生成了美国的知识霸权地位。国际关系学的美国知识霸权地位的维持同样需要内外机制的继续作用,但同时它又多了人为建构的因素的作用。国际关系学的美国知识霸权无论是对国际关系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学科发展,还是地区性发展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双重影响。

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科学人文主义范式与中国国际关系学

科学的巨大成功引发了科学主义哲学思潮,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也出现了科学主义倾向。同时,由于学科特点,国际关系研究也出现了人文主义思潮回归。本文通过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这两大思潮进行剖析、比较,指出了它们相互融合的趋势,以及我国国际关系研究接受的必然性。

泰国高校本科中国研究专业初探——以法政大学比里·帕侬荣国际学院为例

泰国高校在本科学历教育阶段设置的中国研究专业,在培养促进中泰两国关系、加强两国民众交流的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十年来的实践是比较成功的。泰国法政大学比里·帕侬荣国际学院于2008年设立中国研究专业,以培养有较高汉语水平、全面了解中国的人才,推动泰中关系的发展,从而搭建起一个泰中文化交流的平台。文章对国际学院中国研究专业设置、发展及取得的成果进行了阐释,对该专业教学所遇到的问题,提出了要充分认识到在泰国大学本科生中培养中国研究人才的难度、处理好与本地教员的关系等建议。

浅析国际关系学中的层次分析问题

肯尼斯·沃尔兹在他的名著《人、国家与战争》中首次系统地使用了层次分析法。第一位把层次分析法作为国际关系方法论加以讨论的是美国政治学家J·戴维·辛格。为了解释层次划分问题上存在的混乱现象,巴里.布赞对层次分析问题进行了再思考,指出应从分析单元和解释来源两个角度进行区别。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的体系分析逐渐成为最重要的分析层次。

发展国际关系学 培养“通才”人物

1997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于1月30日至2月4日在瑞士达沃斯召开,有2000余名世界各国首脑、政府部门高级官员、企业界领导人和知名专家学者到会。 "世界经济论坛"于1971年由日内瓦大学经济学教授施瓦布创建,现已成为世界政界、财界要人和专家学者们研讨世界重大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的最重要的非官方聚会。会后,笔者有以下三方面的思考。1 要重视国际关系学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根本任务是培养能应付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挑战,并能从宏观和具体的角度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人才。中国的崛起引起全球注目,在年会上有关中国的专题就有5个,其他与中国有关的专题则更多。

多重三角关系抑或阵营化:国际体系演化逻辑及其前景

纵观国际体系演化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多重三角关系和阵营化构成了两种不同的演化逻辑和路径。阵营化造成了集团对抗,或者引发大战,或者陷入冷战;多重三角关系基于议题而形成灵活外交,保持了国际体系的动态平衡。互通-互动是推动国际体系演化的动力,交通、通信等功能型互通-互动扩大了国际体系的规模,最终形成了具有全球广度的国际体系。在功能型互通-互动的推动下,国际体系的广度延伸、密度增强,到19世纪中后期,多元区域性国际体系朝着“全球性”的单一国际体系迈进;而以价值型互通-互动为主导的国际体系朝着阵营化演变,阵营化国际体系的对抗强化了体系阵营内部的凝聚力和等级性。经济社会的发展冲击着阵营化国际体系,多元权力中心的历史性回归为多重三角关系的重构奠定了基础,是未来国际体系的前景之一。

“修昔底德命题”抑或“修昔底德陷阱”——历史学者与国际关系学者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缘由之不同解读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一场十分重要的战争。修昔底德对这场战争的记录与分析使之同时吸引了历史学者与国际关系学人的关注。前者多试图摆脱"修昔底德命题"对思想的束缚,通过对更多战前历史细节的梳理和掌握得出有异于修昔底德的结论;后者则多认可修昔底德的论断,并试图以不同的视角对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作进一步发散与升华。之所以出现如此学科上的差异,究其实,是因为历史学者们更多地是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当作一个孤立的事件,把战争的爆发当作某次蝴蝶效应带来的偶然结果;而国际关系学人则是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当作某种现象产生时近乎必然出现的后果。双方在不同方向上的努力,对于我们理解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国际关系到世界政治——基于批判实在论的启示

国际关系研究面临西方中心主义局限与宏观理论创新贫瘠的双重困境,难以充分解释当下现实世界的大变局,这与其遵循的社会科学哲学的局限性有关。不同于以体系性理论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研究,世界政治研究带有显著的历史社会科学色彩。社会科学哲学领域的批判实在论转向可为世界政治研究提供新的社会科学哲学基础。本体论层面,世界政治研究将既有国际关系研究在时间维度与领域层次上进行了双重拓展,将其纳入对实存领域世界政治深层结构性机制的过程性研究;认识论层面,世界政治研究弱化了逻辑实证主义对于探寻超越时空的普遍性规律与恒定联结式单一因果论的过分执着,注重对于文明特性、国家特性、历史特性的挖掘及实存层次多种因果力和因果机制的研究,遵循倾向论因果观;方法论层面,世界政治研究在包容既有逻辑实证主义方法工具的基础上强调“找回历史”,充分运用批判实在论的回溯法与涌现理论。以批判实在论为基础的世界政治研究或可克服现有国际关系研究之局限,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更加丰富的思想与知识产品。